陈飞

　　老实说，在获悉“裴多菲之死”的真相之后，我内心深处的震动是巨大的，说“感慨万千”也一点不过分。

　　裴多菲，是百余年来的青春偶像。“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多年来一直为人们广泛传诵。他一直被视为匈牙利的民族英雄，以“１８４９年在反抗沙俄军队的战斗中牺牲”的结论载入史册。

　　然而，历史跟人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经匈牙利、前苏联、美国等国组成的国际考察队调查证实：裴多菲在１８４９年反抗沙俄军队的战斗中并未牺牲，而是在战斗中被俘虏到西伯利亚，后随遇而安，在当地重新结婚，生儿育女。他婚后当上赤塔的一名警长，他的孙子后来成为沙俄骑兵队中校。１８５６年裴多菲病逝，葬于离贝加尔湖不远的巴村公墓。

　　可以说，裴多菲既未忠于爱情，更未为自由献身，他的言与行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诗歌的作者并未履行崇高的诺言，倒是诗歌的译者真真切切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他就是“左联”五烈士之一、诗人殷夫。殷夫于１９３１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时年仅２２岁。

　　殷夫与裴多菲，可以说是起点相同、终点各异的例子。一个以自己的生命忠于理想，另一个则在生死关头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此外，也还有另一种类型：一个干过坏事、丑事的人，也可以改邪归正、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当年担任军阀政府北师大校长的杨荫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中充当过不光彩的角色，曾被鲁迅先生无情痛斥，但在她的晚年，在日寇蹂躏下的苏州，她为了保护年轻的姐妹，挺身而出，面斥日本兵的奸淫掳掠，被日本鬼子残酷杀害。这种事例尽管不太多，但也不是绝无仅有。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复杂，难于预料。反复思量，万千感慨归纳为以下３条：

　　一是盖棺才能定论，来不得半点欺骗。一时的英雄行为，远远不足囊括一个人的一生。当裴多菲以诗歌为武器，高举自由的旗帜，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反动统治时，有谁不为之动容？又有谁能想到他被俘后苟且偷生？而杨荫榆晚年的悲壮结局，则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由丑变美。是的，历史有时会叫人感到尴尬，但它最终是公正的。

　　二是人生道路无坦途，重要的是能否经得起考验。生与死，无疑是人生最大的考验。面对这关键的一步，能迈过去，就是不朽的英雄，迈不过去，则成了被唾骂的狗熊。

　　当然，也还有其他的考验。如苦乐的考验，这是和平环境下更为现实的考验。数不尽的金银财宝，享不尽的声色犬马，都散发出巨大的诱惑力，有多少英雄好汉抵不住诱惑，败倒在苦乐关前？然而，这一切，又其实是不名一文的身外之物……

　　三是人生变幻莫测，人人难逃一个“变”字。本来是好人，有的变得更好，或成了英雄；也有的变坏了，叫人为之扼腕叹息。也有的人原本不那么好，后来却大有进步，令人刮目相看。若以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所有的人和事，就难免会看“走眼”了。

　　变，也决非无规律可循。我是坚信“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个基本道理的。在当代，最重要的，就是坚定地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有了这个“定盘星”，便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从容应对一切意外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