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为什么会陡然产生创作的欲望和冲动，对此，古今中外已有不少经典性的解答：例如中国的“遣悲怀”、“舒愤懑”、“稻粱媒”，外国的“愤怒出诗人”、“力比多”转移、“文学如病蚌的珍珠，是痛苦的结晶”、“苦闷的象征”等等。因此，文艺心理学认为：“情感”是文艺创作的直接动因，同时又构成文艺创作所表现的特定内容。本文拟从这个角度，结合《雪国》探讨一下川端康成的创作“情感”。

      关于《雪国》，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曾经有过如下精辟的论述：川端康成的小说，以《雪国》最著名，大概作者本人也这样认为，----当他晚年出版作品集时，选入了这部作品。我也觉得《雪国》是他最好的小说。理由有二：一是这部小说集中了“川端式”的一切，并且达到了它的巅峰。若以《雪国》为中心，川端以前的作品好象全是其变奏曲。《雪国》这样的小说，只此一部而已。 二是《雪国》超越了川端派小说的典型，达到了一种“非川端式”的境地。这样的小说，大概也只有这一部。（1） 这段文字足以说明《雪国》在川端康成小说创作中的独特性、复杂性和重要性。所以，又有人认为：《雪国》是把握川端文学的关键。（2） 《雪国》从情节角度来看，它的故事性几无，仅以平静和缓的语调记述了一个已有妻室的纨绔子弟岛村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三次到雪国与山村艺妓驹子厮混的经历。坐食祖业、无所事事的岛村为了“唤回对自然和自己容易失去的真挚感情”，常常独自外出登山远游。初到雪国，岛村在温泉客栈结识了舞蹈师傅的女弟子驹子----一个“洁净得出奇”的山村姑娘。两人互为倾心，尽了云雨之欢。尽管驹子钟情于岛村，但岛村却始终以一种徒劳的心态来面对驹子。岛村二到雪国，在火车上看到年轻美貌的姑娘叶子正心无旁骛地照料病危的舞蹈师傅的儿子行男。叶子“近乎悲哀的美”使岛村为之销魂。而此时的驹子为了挣钱给行男看病已沦为艺妓。岛村三到雪国，一面同驹子虚与委蛇，一面又迷恋着叶子。最后，当岛村和驹子都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已难以维持正准备分手时，叶子却在一场突发的大火中安详地死去。

      从小说文本传达给读者最直观的印象来看，《雪国》写的无非是儿女情长，充满情孽，而且又带有欣赏的笔调。所以，在日本有人称《雪国》为“温泉情话”（3），看来是不无道理的。但如果就此将《雪国》定位于“狎妓小说”，那无疑是一种皮相之见。因为一个成熟和成功的作家，其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在读者的审美观照中往往会得到多元和多视角的延伸。更何况《雪国》是川端康成费时14载所写就的一部作品，其中必定会溶铸进作者本人的生活态度和文学主张。川端康成为什么写要《雪国》？对此，作者本人谈及得很少。他只说过：“《伊豆的舞女》也罢，《雪国》也罢，我都是抱着对爱情表示感谢的心情写就的。这种心情，在《伊豆的舞女》中纯朴地表现了出来。在《雪国》中则稍加深入，作了痛苦的表现。”（4）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找到的川端康成本人就《雪国》的创作动机所作的一种解释。我们姑且不论这段话的可信度如何，它毕竟为我们解读《雪国》提供了一条线索。但是，当我们按照这条线索中提供的两个关键词----“爱情”和“痛苦”对《雪国》进行一番“检索”之后，便会发现在《雪国》中“痛”倒是俯拾皆是，但“爱情”却少得可怜。一部《雪国》尽管也写了“始乱终弃”，但它毕竟不象中国小说《莺莺传》和《杜十娘》那样，还带有一些值得称道的爱情成分。那么，川端康成为什么要用“痛苦的表现”来“对爱情表示感谢”呢？是川端康成故弄玄虚，还是其主观情旨使然？这也涉及到川端康成最初为什么要作小说的目的和动因。我们不妨按照川端康成提供的思路，先对其小说创作的发生源头进行追综绎述后再作结论。

      俗话说，处女作决定作家的命运。对于川端康成来说尤为如此。按照川端康成自己的解释，他的处女作有三部。若按发表时间的顺序，它们是《千代》、《招魂节一景》和《十六岁的日记》。《千代》是川端一九一九年在旧制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发表在校刊上的一篇短篇习作。《招魂节一景》（1921）发表于第六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曾经受到作家菊池宽和文坛的赞赏。《十六岁的日记》，用川端康成自己的话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处女作”，是一九一四年川端康成十五岁时所记的日记，当时未发表，直到一九二五年川端康成二十七岁时才发表。三部处女作除了《招魂节一景》外，其它两部都与川端康成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

      川端康成说过，他自幼犹如野狗，是个感情乞丐。（5）川端康成二岁丧父，三岁丧母，七岁失去祖母，十岁失去姐姐，十五岁时又失去唯一的亲人祖父，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儿。身边亲人的相继去世，孑然一身的孤儿经历，造成了川端康成孤僻、内向和病态的性情。这种“孤儿秉性”自然会使他更多地去“感悟”人生的苦短和哀怨。《十六岁的日记》是川端康成少年时代的珍贵记录。它以日记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与他相依为命的祖父久病卧床时的病情变化和少年川端康成当时的朴实心理，寄托了对祖父的怀念与哀思，是铭刻在川端康成心里的“墓志铭”，也是川端康成源于“哀以思”的“孤儿情结”与文学的初次邂逅。其中无疑表现的是一种“痛苦”。可以这样说，释发幼失怙恃，沦为孤儿的“痛苦”，是川端康成最初作小说的最直接和最原始的目的和动因之一，是其主观情旨的使然。应该指出，这种“痛苦”不仅在川端康成初期的创作中物化成诸如《参加葬礼的名人》（1923）、《孤儿的感情》（1925）、《致父母的信》（1932）等描写孤儿生活这一特定内容的作品，而且还成为“表现”作品内容的一种“形式”。其实，与“孤儿情结”差不多同时出现在川端康成小说创造中的还有另外一种“情结”，那就是川端康成在他另一部处女作《千代》中所写到的对女性的渴慕，即“恋爱情结”。川端康成幼失怙恃，家中没有女性，所以自幼就产生了一种对女性的神秘感和向往心理。《千代》和以后成为传世名作的《伊豆的舞女》有着某些相似的内容，不外是写了青年川端康成对自己在旅途中所结识的一个少年舞女的思慕和舞女称自己（指川端康成）为好人的一种感激之情。从《千代》到《伊豆的舞女》，期间，川端康成曾将自己的初恋和失恋敷衍成十多篇小说。可以这样说，川端康成通过《千代》和《伊豆的舞女》，不仅发现了自己在感情、心理和生理上的需求对象，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女性的接触，他发现和找到了“女性”这样一种能够向其渲泻自己的“痛苦”并能诉诸文学表现的最佳对象。所以这种“恋爱情结”一经形成便几乎贯穿了川端康成一生的创作，结晶成川端康成终生不变的创作主题。源于“哀以思”的“孤儿情结”和“恋爱情结”产生出川端康成“哀以思”的文学，也形成了川端康成独特的文学观和生活观。川端康成日后在他的《小说的研究》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作家的气质和秉性决定了作家创作的主题倾向。所以，一个天生关注女性问题的作家，即使面对贫困和疾病，也会将它们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考虑。在这样的作家眼里，恋爱和性成为人生的一切。……他们看人生与众不同，这种不同就成为小说创作的主题。”（6）这段话道出了川端康成独特的文学观的由来，为他自己的小说创作作了最好的诠释。从某种意义上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在《雪国》中用“痛苦的表现”来“对爱情表示感谢”。当然，仅以上述内容来解释川端康成创作《雪国》的动机，似乎是很不够的。事实上，《雪国》的出现，已清楚地表明，川端康成已经开始“扬弃”迄今小说创作中的自传成分，“转向”追求一种与自己的文学观（生活观）趋于一致、契合一体的纯观念的虚构小说。从初期的《伊豆的舞女》，到中期的《雪国》，再到后期的《千羽鹤》、《睡美人》、《一只手》，川端康成早年形成的源于“哀以思”的“恋爱情结”也在不断地“蜕变”，作品的内容也从描写少年纯洁的爱情萌动，发展到男女之间的肉欲，进而堕落为背伦和变态的性爱。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川端康成本人的生活态度就是如此，但这不能不说是川端康成在文学上的一种堕落。《雪国》是写于这种“转向”和“蜕变”之初的一部作品，它无疑会带有一些承前启后的“遗产因子”。所以，从把握川端康成文学的整体来看，解读《雪国》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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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曾发表感想说，他的成功得益于日本的传统。他在瑞典斯德歌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中说： “《源氏物语》是深深地渗透到我的心底里的。在《源氏物语》之后延续几百年，日本的小说都是憧憬或悉心模仿这部名著的。和歌自不消说，甚至从工艺美术到造园艺术，无不都是深受《源氏物语》的影响，不断从它那里吸取美的精神食粮。”（7）可见《源氏物语》在川端康成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川端康成眼里的“日本的传统”就是《源氏物语》。说“日本的小说都是憧憬或悉心模仿这部名著的”，言外之意，他的《雪国》也不会例外，也是“悉心模仿”《源氏物语》，并从中“吸取美的精神食粮”的。

      那么，令川端康成如此“憧憬”和“悉心模仿”的《源氏物语》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源氏物语》是日本最早出现的一部描写平安朝时代宫廷生活的言情小说，由54卷组成，大约成书于十一世纪初。作者紫式部是当时的一位宫廷女官。《源氏物语》主要写皇室纨绔光源氏与众多女性间充满情孽的露水姻缘。关于小说的主题，从佛教的观点看，有人说“作者是妙音菩萨的化身，著书《源氏物语》教化众生。”也有人认为“作者竟写如此荒诞无稽之书，当下拔舌地狱。”站在儒教的立场，有人说“此书的宗旨在于宣扬彰善瘅恶的道德观”，但也有人认为“是诲淫之书”。（8）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源氏物语》的精髓是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尽管《源氏物语》的主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却无人否认它是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源氏物语》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感染力就在：它写出了一种女性气质，即在含蓄、感伤、淡雅、纯朴和细腻的格调中，突出了人物内心的悲哀情绪。

      江户中期，致力于《源氏物语》研究的国语学大家本居宣长对《源氏物语》的真谛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指出《源氏物语》主要“是写‘哀’的事让人动心，从‘物’传意，让人知道‘物哀’的事。”（9）并认为“在人的种种情感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也就是一切不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受最深的。”（10）率先从《源氏物语》中归纳出沉积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物哀”这一审美范畴。“物哀”的含义比较费解，我们大致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怒哀乐的情感，其中悲哀的成分较多。

      川端康成之所以垂青《源氏物语》，原因不外乎这样两点：一是因为“同病相怜”。二是为自己小说创作的立意推进寻求最佳的“思想”支点。当然这两点有时又是互为作用的。就结果而言，这两个原因首先导致川端康成认真地去研读《源氏物语》，并努力体会其突出“物哀”之三昧。最终促成了川端康成向传统的回归，形成了他的“回归传统”情结。川端康成对《源氏物语》的熟悉了解和研究有素，在日本现代作家中是屈指可数的。他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阅读《源氏物语》。就连二次大战期间，也经常在往返于东京和镰仓的电车上，或是在灯火管制的床上阅读《源氏物语》。确乎如他自己所说，《源氏物语》深深地渗透了他的心，是他精神上的摇篮。他对《源氏物语》的痴迷，不能不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的艺术构思和描写。可以说在《雪国》的艺术构思过程中，是隐含着《源氏物语》这个“参照物”的。

      众所周知，川端康成初登文坛时，曾经高举过“新感觉派”文学运动的大旗，开了日本现代派文学的先河。而他日后却说自己是继承传统的。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多样，但《源氏物语》对他的影响不能不说是至为关键的。当然，也无须否认，川端康成初期师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完全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现代人的素质----即川端康成敏感的现代感知的使然，也是出于他对文学现代化的一种追求。这种追求无疑或多或少地会让川端康成学会用西方人的眼光和方法来观察和反映日本社会的现状。可以说人到中年后的川端康成对《源氏物语》的偏爱已带有了某种“恋物癖”的成分，他对《源氏物语》所体现的“物哀”，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爱好来加以选择和扬弃的。他认为“物哀”是日本美的源头，是悲与美的结合体，所以悲与美又是相通的。在川端康成看来，《源氏物语》是哀伤的，日本的流行歌带有感伤的情调，相扑和舞妓是被扭曲了的美……。似乎人间是无处不悲，无处不美的。所以，他爱看失火的场面，爱逛穷街陋巷，爱看烟草女工下班的情景，认为这更富有抒情性。他甚至将美与战乱、失败和亡国联系在一起考，而且认为这种美是最具感染力的。这种尚“美”求“美”的痴情心态，导致了川端康成格外关注自己小说创作中的“物哀”，诚如他自己所说：“我（写小说）是不能违背这种音调的”。（11）

      从日本战败投降的1945年冬天至1947年冬天，川端康成的两个作家朋友相继去世。不胜悲痛的川端康成在《追悼岛木健作》（1945年11月）一文中，公开表示“从此以后，除了日本悲哀的美之外，一个字都不想写了。”特别是当他面对曾经与自己共同发起过“新感觉派”运动的横光利一的死时，更坚定了这种决心。1948年5月，在新潮社为纪念川端康成五十岁生日而出版的《川端康成全集》第一卷的“后记”中，川端康成提出了著名的“回归传统”的宣言。他说：“以战败为界，从此以后，我只能足离现实，遨游天际了。我本来与现实的接触就不深，想要脱离，也许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做一个纯日本式的作家，继承日本美的传统，这种信念和愿望对于我来说，并非是新近产生的。……我把战后自己的生命视为余生，这种余生已不属于我自己，而是日本传统美的体现。我觉得这样想是非常自然的。”

      在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和变故，喝尽了人生的苦杯之后，迟暮中年的川端康成尽管在感情上渐趋深沉，艺术上也更臻成熟。但与之同时，他对“物哀”的理解也多了一层宿命论和虚无观的色彩。这是因为他“不相信战后的世态和风俗，也不相信现实的东西。”（12）由此可见，促成川端康成“回归传统”的原因，除了个人的气质、传统的影响之外，还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他的消极遁世的灰色心境。当然这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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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作小说，为了写这个世界上所不存在的美，川端康成只能从《源氏物语》中去寻找自己小说创作的灵感和源泉，用古之“物哀”来寄托对现世的哀怨。他在战后不久发表的短篇三部曲《反桥》（1947年10月）、《阵雨》（1948年1月）和《住吉》（1949年4月）以及日后写成的《千羽鹤》、《山音》等，无一不都表现了对“东方的向往”，再现了所谓“日本传统的悲哀美”。“回归传统”的情结，奠定了川端康成战后小说的基调。尽管川端康成后期小说创作意境最佳，个性与文笔最相融洽，但却写出了不少描写背伦和变态的性爱、基调颓废和虚无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川端康成在文学上的一种堕落。虽然我们很难接受这样的描写，也难以把这种描写看着是文学现代化的一种标志，但却不能不承认它是川端康成在追求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结果。

      川端康成的“回归传统”情结内含着多种复杂的思想和情感。作为一种情结，尽管它成形于战后，但无疑是发端于战前的。就其形成的过程而言，一部《雪国》也许是最好的明证。这不仅仅是因为《雪国》的创作经历了战前与战后两个时期，更重要的是，在《雪国》中几乎可以析出川端康成的“回归传统”情结中的所有成分，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另外，我们还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川端康成写《雪国》前，他的创作活动已陷入了一种窘境：“《伊豆的舞女》被视为青春派小说，《浅草少年少女》评价极差，《水晶幻想》是失败之作，《禽兽》和《临终的眼》属应急作品，《给父母的信》和《抒情歌》等又被看作少女小说。”（13）为了摆脱窘境，他必须突破前期自传体小说的模式，用全新的表现手法和艺术视角来表现全新的内容。可以说《雪国》是背水一战的产物。然而它却获得了成功。在《雪国》前几章获得文坛的好评后，川端康成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文学应该具有反叛精神。（14）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反叛精神”，才使得川端康成从自传体小说的《伊豆的舞女》转向了纯观念的虚构小说《雪国》，由描写少年纯洁的爱情萌动，发展到男女之间的肉欲。由于《雪国》是川端康成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就创作本身而言，他无疑会考虑到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情节的展开。从《雪国》所具有的特色来看，说它“悉心模仿”了《源氏物语》，已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在这种“悉心模仿”的过程中，经过作者多次重大的修改，一部《雪国》也就从原来的“好色的‘肉欲’小说”（指1937年版）变成了“非好色的‘思想’小说”（指1948年版）。（15）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雪国》是川端康成的“回归传统”情结的产物是不为过的。

      仰或是大音稀声，或者是作者根本就“不喜欢对自己的作品做解释”（16），川端康成在瑞典斯德歌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中，没有象西方获奖作家那样从正面去谈自己的获奖作品，而是仅仅谈到了禅宗和日本的传统文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似乎他的三部入选小说都与禅宗和日本的传统文学有关。一篇七千多字的演讲，只字不提自己的获奖作品（仅有一处顺便提到了《千羽鹤》），其中必定有碍于说出口的缘由。所以有人猜测这是因为川端康成出于东方式的羞涩。（17）事实与否，看来只有川端康成本人能够说得清楚了。

      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要在《雪国》中描写男女之间的偷情野欢，这与川端康成自幼憧憬的东方道德标准是不相容的。最起码对当时的川端康成来说，是有所顾忌的。然而，为了表示“对爱情的感谢”，为了“回归传统”，他却将一篇“带有背德味道”的“温泉情话”写成了“闻竹声而悟道，赏桃红以明心”（《我在美丽的日本》中所引用的禅师的诗句）似的“带有宗教主题的小说”（18），使《雪国》既能“言情而不伤雅”，又能“发乎情，止乎礼义”，很有节制而含蓄地照顾了东方人的审美情趣。可见，川端康成为了充分地渲泻自己的“情感”，又为了求得心灵的自释和道德的许可，在写《雪国》时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当然，一部《雪国》的涵义绝非简单的善恶标准所能涵盖，如何评价这部作品的道德意义，尽管至今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议题，但已无人否认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这篇八万字的中篇，看上去好象不讲究章法，也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但读起来却一气呵成，毫无冗长和散乱之感。悱恻绵丽和言犹未尽的文风，传统的叙事手法和“新感觉派”、“意识流”手法的交替使用，独具匠心的摹景状物，使《雪国》变得意蕴朦胧又含蓄无垠，以象征、余韵和暗示道出了“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作品主题。从随意开端，无心结束的情节安排和错落有致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无所谓而为”和“含蓄沉静”的心态。因此似乎可以说《雪国》既浸淫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又创造出一种“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艺术极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