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

      正在读房龙的《美洲精神》，关于玻利瓦尔的出身问题，有一段论述很有趣：

      “这些不幸的人们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精神崩溃，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要反抗无情奴役他们的权势。因此，这个社会的中下层阶级，不可能成为革命的潜在力量。

      “每一次革命的成功都离不开民众的支持，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但是，民众只扮演次要角色，就像歌剧中的合唱一样。当从你的祖上六代或八代起就吃不饱肚子，你就不可能精力充沛地勇敢地面对训练有素、给养充足的警察或军队。所以说，几乎每一场革命的真正领导者都出自社会的上层阶级。他们的经济保障和世代相袭的优越感孕育了他们的独立意识和反抗精神，使他们萌发了革命的念头并甘愿冒险，而这正是对抗当权势力枪口的不可或缺的武器。”

      房龙举例说，玻利瓦尔出身于美洲土生西班牙人最显赫的家族，华盛顿是当时北美大陆最富有的人，杰斐逊是一个有钱的地主，富兰克林事业有成收入丰厚。欧洲大陆的情况也一样：真正点燃法国革命火焰的是有闲阶级，当他们从前台退居到幕后，下层民众才有了机会；荷兰反抗西班牙的起义，是由一位王子领导的；甚至列宁，也不是一般认为的无产者，而是出身于一个小贵族家庭。

      房龙的说法也许招人反感，因为我们一向都被教育说，创造历史的是人民，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也还是人民。其实房龙的观点并非首创，在他前边还有卡莱尔，其《英雄和英雄崇拜》曾经取得了广泛的认同。我觉得有必要再想想这件事。

      考察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大概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越是有上层人物参加的革命，成功的机会就更多一些；而革命的草根色彩越浓，则失败的概率越大。我们可以考察一下陈胜吴广的队伍，发现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军，而刘邦项羽则基本上代表了六国贵族的势力，刘邦虽然出身卑微，但好歹是个亭长，属于乡镇干部。赤眉铜马聚集的是饥饿的流民，刘寅刘秀则是具有皇室血统的地方豪强。黄巾起义属于民间宗教，曹操至少是小吏出身，孙坚孙策则是江东豪强。隋末的情况更典型，最先失败的是代表灾民利益的瓦岗寨，然后是小吏阶层的李密王世充，最后由出身比较显赫的太原李氏来收拾残局。从历史上看，那些比较纯粹的底层革命都很快失败，李顺王小波、方腊、钟相杨幺等人，甚至不能造成全国性的影响。李自成收编到举人一级如牛金星辈，也失败了。设想李自成若能把州郡一级的人物吸引到帐下，大概面对清军会好得多。可惜当时没有这样的人物出来。在这方面，李自成比朱元璋差得很远。后来的太平天国、义和团，之所以失败，我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排斥社会中上层参与的缘故。

      共产党总是把自己说成是农民起义成功的范例，且不说纯草根的队伍几乎被国民党消灭掉，抗战爆发才缓过劲来，就说共产党的高层，怎么看也不是草根集团。毛泽东按成分划分至少也是富农，周恩来是世家子弟，朱德是滇军的军长。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其实贺龙本人绝对属于当地豪强。而且，共产党高层大部分具有留法或留德的背景，以至于有人在总结中国革命走势时说，是留欧的打败了留美的。

      由此看来，蚁聚的大众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社会的筋骨或者说最大威胁恰恰来自它的中层直至高层。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才在解放后把固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碎，使社会彻底变成一个黄仁宇所说的“扁平体”。也正是因为这个扁平体，消除了底层和中高层的差别，国家才能够承受一系列动乱和灾难，而居然能够平安度过。试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比之历史上任何惨剧恐怕不遑多让，而居然无人吭声，便不能仅仅以人民的信任或者说承受力来解释，关键在于大家都处于底层，没有中高层，便没有了思考的能力，更缺乏由于差别存在而容易迅速积聚起来的不满情绪的爆发。消灭差别，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身体，也就等于消灭了身体的自然反应，直至麻木不仁，结果是表现出对于灾难超乎想象的承受力。同时，对于那些有可能扮演社会新兴中高层角色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则或打成右派或赶进干校牛棚，彻底摧毁其意志，使其无法扮演在历史上反复扮演过的角色。顾准就是这样一个人，朱学勤说他“挽回了知识分子的集体名誉”，但也就是一个名誉问题而已。知识分子被归入工人阶级，等于把他们从中高层位置上赶下来，从而彻底剥夺其历史使命感；好像由此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实际上却终于丧失了对社会的发言权，以及对人民大众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无可避免地再次分化了，分化出新的中层和高层，于是不可否认，传统方式的革命或者动乱就又有了新的基础。这是当今社会必须关注的问题。在扁平体的社会被打破之后，社会又有了自然反应的能力。换句话说，社会不再具有像过去那样承受灾难或者政策失误的耐性。脆弱感和不安定感也由此产生。为什么在中国明明已经开始产生中产阶级的时候，而当局却拼死否认这个过程的存在？我想，这不在于害怕老百姓心里不平衡，更不在于害怕失去一部分国际援助或优惠条件，关键在于对中产阶级这个新兴的社会中层，在理解上存在偏差，也就是不承认它是一种稳定力量，而认为一旦社会不满爆发，它可能扮演其在历史上的破坏作用。换句话说，也就是怀疑中产阶级可能站到另一边去。即使不看历史，仅看周边国家，菲律宾、印尼的故事，也不能让人放心。

      从房龙说开去，一直说到这里，看起来很散，实际上也有一贯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总习惯于注视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而实际上从历史经验看起来，社会底层的不满其实是不可能有太大作为的，它只有与社会其他阶层特别是中高层结合起来，才可能爆发出想象的能量。于是，在对社会底层基本处于放弃态度的时候，如何控制社会其他阶层，使他们与社会底层无法同气相求，就成为当政者的中心考虑。具体作法，一方面是注意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从而与底层保持绝缘状态，这从一系列的政策取向就能看得出来；另一方面则拼命模糊他们的角色意识，不承认社会已经分化，更不承认中产阶级这样的概念。总的来讲，就是不但给你吃的，还要让你吃饱吃好，然后给我乖乖地睡觉，别琢磨事儿。

      但是，睡觉固然舒服，也总归有睡腻了的一天。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醒了，这又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