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成纪

      在中国美学研究中，《庄子》是一个常解常新的文本，这和它建基于否定—超越的本体论、建基于怀疑和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有关，也和它哲学视野的开放性以及语言方式的暗示性有关。可以认为，这些特点，注定了庄子美学不可能“一语道尽”，而只可能是“一言难尽”。下面，我们对2000年以来国内庄子美学研究的大致状况作一简单评述：

      一．基本理论研究

      近年来，思想者从美学史领域的淡出一直被作为这一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学术转向也使基础理论研究少有突破，缺少创造性的理论阐释出现。具体到庄子美学研究而言，仍有以下一些观点值得注意：

      樊美筠从哲学之“道”与审美之“道”的差异界定庄子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她认为，庄子之所以对中国传统美学发生了深远影响，是因为他将老子的哲学之“道”转而视为审美之“道”。(樊美筠：《庄子：审美之“道”的发现者》，《文史哲》2000年第2期)颜翔林从怀疑论美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庄子美学。他在《知识批判：庄子的哲学构成》一文中指出，从怀疑论视角对于知识的反思和批判，是庄子哲学的重要构成，也是其美学发生的重要前提。这种怀疑和批判使庄子哲学呈现出了超越知识论的生命智慧的凸现，并由此开拓了一条通向审美和艺术创造的心灵道路。(《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同时，和近年来人们将庄子哲学与其美学进行划界的倾向不同，王向峰对于老庄之“道”与美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老庄美学是其哲学理论的延伸，美的形态与道的形态是一致的。道之美体现为本质的无形或象罔，外显为自然朴拙，表现出“神妙”的特性。道之美是不美之美。(王向峰：《庄子的美的形态论》，《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2期)除此以外，其他一些关于庄子哲学的研究文章也值得注意，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人们对庄子美学新的界定和反省。如萧汉明的《论庄子的性命说与观物论中的道性二重观》，将庄子的观物论分为“以性观物”和“以道观物”，这对我们长期用“以我观物”、“以物观物”来界定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观照方式，是一种丰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徐克谦在《论庄子哲学中的“真”》一文中指出，“真”这个字在现存《庄子》之前的古籍中几乎找不到。“真”作为哲学概念的提出，是庄子的一大贡献。这显然隐含着一个结论的存在，即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美”，在庄子那里其实是“真”，或者说真构成了庄子美论的内在根据。(《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另外，徐克谦在《论作为道路与方法的庄子之“道”》中指出，“道”虽然具有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意义，但始终没有脱离其作为道路和方法的原初意象，庄子之“道”就是要探索一条通往精神和生命安顿之所的道路。(《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于此，作为“道路”的“道”，就成了庄子哲学走向美学的中介和桥梁。

      庄子用道论为美学建立根据，但其落脚点则是人生在世的命运，并进而探讨审美生存的可能性。关于这一问题，徐克谦在《“命”的语义分析与庄子的“安命”哲学》中指出，庄子哲学可称为“安命”哲学，其内容包括对语言之“命”的悬置，对生命之“命”的保养，对命运之“命”的安顿。(《南京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罗尧在《庄子论命与生死》中指出，庄子对命与生死均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个体精神的自由、心性的宁静。(《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关于人怎样从必生必死的命运走向审美的现世生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探讨。比如，涂波立足于庄子的生存体验来谈这一问题。他在《庄子思想的自我主题》认为，自我主题是庄子思想的核心方面，包括焦虑的自我，反思的自我，悟道的自我三个层面。其中，悟道的自我即审美化的自我，它通过“心斋”和“坐忘”获得心灵的澄明之境，以心我合一的“逍遥”为最高境界。(《》)与此相类，王丽梅认为，庄子的生存智慧是有知的弱者在无可奈何形势下的选择，它包括无用论、虚己论、随化论以及逍遥论，而这些又都是为了心灵的超越而论的。这种生存方式，一方面可以化解现世的伤害，另一方面在精神世界里提升了由逃避和思考所带来的虚空感和幻灭感。(《论〈庄子〉的生存方式》，《北方论丛》2002年第3期)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审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庄子生存美学的理论起点。比如，时晓丽的《混沌之美——庄子生存美学探微》认为，《庄子》中混沌之死的寓言象征着一个美好世界的消失和一个异化世界的到来。这种对人类历史起点的设定体现了庄子对社会和文化的反思、批判及其生存理想的寄托。由此，复归混沌也就成了重新走向审美化生存的象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9月)

      当庄子美学由道论走向生存论，不但人对外部世界的体验变得重要，而且使人的内在心灵成为审美化生存的决定因。关于这种美学之路的“向内转”，以及“以心为体”向世界重新敞开的状况，史可扬认为，庄子的审美心胸理论是道家美学之魂，庄子美学的深刻处在于他把美和艺术同生活中超功利的自由境界联系了起来，并以这种审美境界作为个体生命自由的无限延伸。(史可扬：《庄子审美心胸理论是道家美学之魂》，《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9月)董红元认为，审美自由之境的实现来自于庄子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来自于对道的体认。这种反思、批判、体认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超越实现精神的自由。由此，抓住了超越精神，也就抓住了庄子美学的核心。(董红元：《庄子超越精神的美学表现》，《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关于审美心理超越的实现问题，有四位学者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体道”的重要性。赵伯飞、齐凌云在《体“道”——庄子的整体直觉审美方式浅析》一文中指出，“体道”是庄子哲学美学中别具特色的审美体验，整体直觉是其突出的特点，也是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最高审美境界的惟一途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宋凤娣、吕明涛在《〈庄子〉“体道”的审美属性》一文中认为，庄子“体道”，运用的是直觉思维、想象思维等方法，强调主客合一，具有情感性、形象性和创造性。“体道”不仅奠定了民族审美心理的哲学基础，而且直接孕育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和理论。(《泰安师专学报》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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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影响研究

      近年来，关于庄子美学思想对后世影响的研究，成果不多。但许多文章因为切入角度和所选历史时间区间的独特，所以也有许多新见出现。

      首先是后人对《庄子》进行阐释时出现歧异的问题，有三篇文章值得注意：其中，马良怀的《面对社会与面对命运》论述了向秀和嵇康对《庄子》的不同解读。他认为，向秀注庄子，是面对现实社会的思考，重在协调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的尖锐矛盾，在乱离之世为人寻找一条安顿心灵和生命的道路。嵇康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诠释庄子，试图通过开掘精神世界的空间，于现实之上营造自由的人生境界和精神家园，并进入其中作“逍遥游”。(《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与这种共时性的比较研究不同，贾宗普则从历时性的角度，对“逍遥”这一美学范畴在不同时代被阐释的历史进行了观照。他认为，中国哲学、美学史上对庄子“逍遥”的阐释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用玄学“各适其性”之思想解释；二是用佛老的“空无”思想理解；三是用儒家思想解释，认为“逍遥”体现了“自在快适”的人生境界。这种差别的产生，和庄子独特的思想表达方式、庄子思想的内在矛盾有关，也和解释主体所处时代以及个体生存体验的差异有关。(贾同普：《论前人对庄子“逍遥”的不同阐释》，《南开学报》2002年第1期)与前两篇文章立于史学和哲学、兼涉美学的特点不同，陈引驰的《庄学之生命观及文学中的反对和理解》则是由美学进而入于文学。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庄子的生命观是把人生看作一个大化流行的自然过程，由气而成，并复归于无形。这一观点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极为深远，作者列举了汉代诗赋、东晋王羲之、陶渊明及宋代苏轼的生命观，并对他们理解的歧异进行了细致分析。(《学术月刊》2003年第3期)

      其次是庄子美学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其中，孙敏强在《试论〈庄子〉对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贡献》一文中指出，《庄子》寓言“以文为戏”的言说方式，是对“以文为史”观念的反拨和颠覆，也开了中国小说语言方式的滥觞；《庄子》一书丰富奇异的叙事性想象，是对中国抒情传统主导下的诗人艺术想象的重要补充，也是铸成中国叙事文学特色的决定性因素。(《浙江大学学报》第32卷第4期，2002年3月)邵之茜的论文《略论〈庄子〉对汉赋的影响》，一看题目便知是研究庄子与汉赋之间关系的。作者认为，汉赋的文化源头不是单一的，但庄子的影响却据其中之要。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铺陈的手法和语言风格三个方面。(《唐都学刊》2002年第1期)但这里必须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庄子和汉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关系研究，历来不缺乏成果出现，但这些成果大多建立在比附或比较的粗浅层面，缺乏关于两者承续关系的史料支撑。面对这一问题，尚永亮的《〈庄子〉在两汉之传播与接受》就成为一篇不得不读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可为今天各种关于庄子与汉代美学关系的印象判断提供是否具有可能的依据。(《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庄子美学对现代美学研究和现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是近年来美学研究者关注的新问题。比如庄子对王国维、钱钟书、宗白华美学思想的研究，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此外，程勇真在《朱光潜文艺观的庄子美学精神》中认为，虽然朱光潜深受西学影响，但具有纯粹审美经验的庄子美学才真正构成了朱光潜美学理论的基质。庄子美学重视事物内在的生命意志，重视“心与物欲”的审美直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朱光潜的文艺观相契合，并构成其基本的精神内涵。(《中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顾梅珑在《沈从文与庄子人生哲学》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在其作品中体现出崇尚自然的生命哲学、超然淡泊的人生境界和自由飘逸的人生理想，从思想根源上看，这些都是庄子人生哲学的诗意显现。(《常熟高专学报》2002年第1期)田刚则在他的《庄子哲学与鲁迅的虚无主义》一文中，对庄子与鲁迅的精神联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是鲁迅和庄子共有的思想特征，但两者又存在区别。鲁迅的虚无主义主要表现为“随便”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既体现在思想方法上，又体现在情性气质上。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促动和展开，构成了充满“毒气”和“鬼气”的精神世界。(《人文杂志》2002年第1期)

      以上是近年来关于庄子美学对后世影响的研究成果的介绍。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影响研究”值得重视，即作为影响者的庄子如何被他的前人影响。在这方面，徐克谦的《庄子与老年孔子》值得重视。这篇文章对孔子在《庄子》一书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仔细分析，并得出结论：庄子在他的著作中所批评和否定的是60岁以前的孔子，而他所赞赏的则是60岁以后的孔子，即庄子与老年孔子的思想有更多的渊源关系和相通之处。(《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6期)

      三．比较研究

      作为中西美学思想比较的一个重要侧面，对庄子美学和西方美学之间同异的比较研究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最多，并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学术亮点。

      首先，庄子美学与古希腊的比较。陈迪泳的《道与理念》论及庄子与柏拉图文艺思想的异同。他认为，“道”与“理念”分别是庄子和柏拉图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两者在本体论和价值论层面上的含义相近，但牵涉到对道和理念功能的理解以及对艺术创造的阐释，两者却表现出鲜明的区别。比如，“道法自然”与“理念命定一切”、“心与物游”与“艺术摹仿影子”、“心斋坐忘”与“迷狂回忆”等。同时，庄子以“游”昭示世界本原、人生真谛，柏拉图则以迷狂给艺术寻找回家之路。(陈迪永：《道与理念——论庄子与柏拉图的文艺思想》，《广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周积成以庄子和皮浪主义的集大成者塞克斯都斯为个案，对中西哲学、美学的怀疑论传统进行比较。他认为，传统的中西怀疑论都是作为人生论的怀疑论，都把人生问题作为首要问题；这种怀疑主义的立论依据都是相对主义，并据此认定对于万物的认识都是不确定的。但是，这两种相似的怀疑主义却导出了两种相反的人生选择，在中国哲学中，怀疑论者一般来说都是造反派；在西方传统中，怀疑论者却经常是保守派。(周积成：《比较怀疑论研究：庄子和皮浪主义者塞克斯都斯》，《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

      其次，庄子与德国古典美学。周占武在《庄子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论之比较》中指出，庄子和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论都着眼于对审美主体的心理分析，并重视从审美态度和审美情感两方面加以阐述。其区别在于：庄子的出发点是人生哲学，而康德的出发点是其批判哲学；庄子认为审美主客体是相融的，而康德则认为两者是彼此分立和对立的。这种区别使两种理论体现出彻底与不彻底的显著差异。(《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何军民对康德和庄子的“游戏”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虽然庄子和康德都以游戏为审美自由的最高实现，但游戏得以实现的途径却有很大差异：在康德那里，人处于游戏的主导性地位，游戏中的自由是主体性高扬的自由；在庄子那里，接受“道”的支配是游戏的前提，游戏的结果是人在道境中的消失，而不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捍卫。(何军民：《比较康德和庄子的游戏思想》，《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迟维东则对庄子和黑格尔的变化观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都注重变化，主张物无固定之实在，但对“有”、“无”之间的转化顺序，归宿等却做出了不同的判断。(迟维东：《黑格尔变化观与庄子变化观之比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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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庄子与西方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美学。在这一方面，庄子与卢梭的比较是近年来美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如赵东栓认为，庄子和卢梭分别是对中西方浪漫主义精神作出巨大贡献的两位哲人。在他们的精神内核中，同样都蕴含着对自然的信念，都以自然为映照反观人的异化问题，都要求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赵东栓：《庄子与卢梭的浪漫主义自然观》，《北方论丛》2001年第5期)杨永贤则对庄子和卢梭的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庄子音乐美学思想最显著的特色是推崇“自然之乐”，卢梭则主张“反于自然”，他们的音乐美学都是崇尚自然的。但他们的“自然”所指的意义却同中有异：庄子的自然指的是道，卢梭的自然指的是人类的本性。(杨永贤：《庄子的“自然之乐”与卢梭的“返于自然”音乐美学思想之比较》，《音乐探索》2002年第1期)另外，吴瑞裘关于庄子与济慈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从选题上看显得更新颖。他认为，庄子和济慈都反对人的异化，呼唤自然人性的复归，认为这样才能达到真与美的统一。其中，庄子的以真为美与济慈的以美为真，庄子的“心斋”、“坐忘”与济慈提倡的“消极的能力”，庄子的“游心”与济慈对想象的肯定，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即追求精神自由的审美境界。(吴瑞裘：《庄子与济慈美学思想比较》，《龙岩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第四，庄子与西方现代美学。这是新时期以来被国内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又有一批新的成果出现，范围涉及现象学、语言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等诸多方面。其中，包兆会从现象学视域分析了《庄子》文风和语义朦胧和晦涩的原因。他认为，庄子在建构和生成意义过程中明显存在着意向行为不明和意识对象不清的倾向，忽视知性在建构意义中的作用，以神秘的内心直觉把握本体，这是造成他文风和语义晦涩、朦胧的原因。(包兆会：《从现象学视域看〈庄子〉的朦胧和晦涩》，《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张松、燕宏远用西方解释学理论对庄子的语言观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他们认为，庄子的“得意忘言”之论包含着一种有待分析的语言存在论思想的底蕴，在思维中摆脱语言的做法并不必然导致神秘主义的后果。他设定的语言—世界模式使人的整体性生存即世界都得到了一种特定方式的展开和实现，真理本身也得到了一种特定的但并不排斥其他特定方式的源始敞开。(张松，燕宏远：《庄子语言思想中的现代哲学阐释学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4期)另外，刘颖倩对庄子的“言意”说与索绪尔的“能指、所指”说进行了辨异式的比较。她认为，庄子“言意”说的提出是基于对道之本性的体悟，索绪尔则是一种基于语言事实和理发思维的研究。由于庄子之言指向言外之道，这就使他的言论呈现出自内而外的追求和意象性；索绪尔则是先在划定了语言研究的边界，由此他的研究是追求一种自外而内的确定性。(刘颖倩：《庄子“言意”说与索绪尔“能指、所指”说比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庄子和海德格尔的比较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也取得一些成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彭富春的《什么是物的意义》。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庄子和海德格尔都对物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认为物的意义就是其无用性。庄子将物的意义确定为自然，即合于道；海德格尔将物的意义规定为世界，即在天地人神四元相互游戏意义上的聚集。以此为基点，庄子和海德格尔对物，一个是道的态度，一个是诗意的态度，这两种态度有一个相似的视点，即让物作为物存在，回到它自身。但是，庄子将物自身理解为物的自然，回到物自身即回到自然；海德格尔则是将物自身理解为世界，让物回到自身即让物回到世界。由此，庄子和海德格尔的根本差异在于自然与世界的差异。(《哲学研究》2002年第3期)余日昌的《超越与分别》一文，则对海德格尔和老庄形而上学的思考范式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海德格尔和老子、庄子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均以诗学意义上的“诗”作为走出形而上学的真正动力，诗的解蔽性、创造性和不追究性使存在豁然澄明。海德格尔的诗性思维成为后现代思想的重要奠基之一，老子的自然思维和庄子的圆融、逍遥思维则成为中国美学思想的重要根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另外，戴冠青的《庄子与海德格尔美学思想比较》则围绕着两者本体论建构的相似性，探讨了他们的美学理论构成及其影响。(《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第五，庄子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这一方面的比较研究鲜明地体现出庄子随时代前进的特征。张建军认为，后现代文化语境赋予我们重新审视经典的视界。庄子美学在反对崇高、解构神话、以边缘立场反对中心强势话语的统治等方面，与后现代主义有相通之处。(张建军：《后现代语境中的庄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王树人认为，庄子对人的“有待”和礼乐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使他具有“后现代性”，但又不能全部归结为“后现代性”。这是因为，庄子没有从解构走向虚无主义，而是在超越层面有更高的追求，即以“无待”作为精神上的理想境界。(王树人：《庄子的批判精神与后现代性》，《文史哲》2001年第5期)与这种宏观比较对应，也有一些学者拿庄子和西方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比较。比如，陈喜辉认为，福柯的“人之死”与庄子人死于礼教的思想相类似，但二者又不完全对应——福柯的涵义是主体性的瓦解，庄子的重点是人的自然性的扭曲；他们具有一致的批判目标，即人的被制造和规训，并鼓励人从中出逃，变成自由的个体，但福柯的个体是人的无主的欲望，庄子的个体却回归自然。(陈喜辉：《“人之死”的路径与归宿：福柯与庄子的比较》，《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另外，潘世东和喻斌分别有关于庄子和德里达比较的论文出现，他们均从反传统立场、解构二元对立的思维策略、对语言的认识差别、对终极理性和真理的态度四方面对两者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得出了惊人一致的结论，即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是彻底的真理和理性的颠覆者，而庄子则是真理和理性的探寻者和捍卫者。(潘世东：《语言哲学视野下的庄子和德里达之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俞斌：《真理的颠覆者与捍卫者——再论德里达和庄子的解构主义精神之异同》，《江汉石油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四．庄子美学的现代价值

      近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庄子与当代生态美学，庄子与当代科技美学，庄子与当代人的审美生存。

      首先，庄子对当代生态美学建构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启示，有多位学者论及。其中，刁生富、刁生虎在《老庄生态智慧论》中指出，老庄生态智慧的的根本理念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理论原则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并以此为基础上升到美学追求的层面，即以审美而非功利的态度对待自然，实现我物合一、人鱼共乐的天地之美。(《求索》2001年第4期)王磊在《先秦时期的生态美思想》一文中认为，庄子否定人类中心主义，力图摆脱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局限；强调“无用之用”和生态美的超功利性；认为物无贵贱，都有同样的生存发展权利。这些思想对当代生态美学的建设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深具启迪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另外，刁生虎、刁生富和梁钰之分别有文章论及《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前者认为，《庄子》的天人对举、人和天高度一致的思想，能够启示现代人自觉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主张，以平等态度充分尊重和爱护自然，更加理性地利用自然。(《〈庄子〉的天人关系学说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后者则在阐明庄子“天人合一”思想对现代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启示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庄子的这种生态观是不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的建立需要对“天人合一”生态观加以超越。(《〈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1期)

      其次，关于庄子与当代技术美学，杨叔子、刘克明认为，在对待“道”和“艺”的关系上，庄子主张“道”“艺”合一，“道进于艺”或“道在于艺”。由此，“技进乎道”是庄子思想的灵魂。(《从“道艺合一”到“道通为一”》，《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李壮鹰认为，庄子常常以出神入化的技术操作比喻得到的境界，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道”本为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带有强烈的实践性。但“道”又超越单纯“技”的层面，追求“技”之进于“道”。这种进“道”之“技”的实现，既与操作者的把握事物规律的深度广度有关，也与他的心灵境界有关。彭富春认为，在庄子那里，技是被自然规定的人的活动。它作为人工要合于自然，即庄子所谓“技进乎道”。这样，由技所制作的物虽然是人工物，但也要仿佛自然物，即它要看起来不是人为，而是鬼斧神工，自然天成。另外，刁生虎分析了庄子对科技问题所持的矛盾的态度，即他一方面不断提出并思索科学问题，另一方面又贬斥科学探索的价值；一方面赞叹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价值，另一方面又顾忌技术的进步会带来人为物役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庄子科技观及其哲学基础》，《开封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对于这种矛盾，刁生富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主要是因为庄子科技观的二元性。(《庄子的二元性科技观及其哲学依据》，《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3期)彭富春则认为，对庄子而言，即便“进乎道”的技依然不是自然本身，不是道本身，相反它会导致对道和自然的遮蔽。

      再次，庄子美学与当代人的审美生存。庄子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人们习惯于将它和虚无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联系在一起，由此导出的游世心态往往被视为“消极”的同义语。但商原李刚在《从〈逍遥游〉看〈庄子〉的游世主义及其现代意义》一文中指出，游戏观是理解庄子游世主义的核心线索。在某种意义上，庄子的游世主义是对当时整个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是对人的真实存在的呼唤。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它不失为一种心理调节的良方，更是文明发展的解毒剂。(《长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陈延庆指出，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这种追求在物欲横流、人为物役的现实世界之外为人找到了一个宁静的心灵港湾，为人的自由解放指明了道路。同时，这种精神的超脱也给人提供了一条消融苦闷，在逆境中求得心理平衡，获得稳定心态的途径。(陈延庆：《“困境”与“逍遥”——论庄子的人生哲学及其现代意义》，《青岛化工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张建贤认为，庄子的人生观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是积极的，比如他重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注重人的发展和完善，主张人与自然合一，反对人为物役，对生死名利具有豁达情怀，以超功利的自由境界为人生理想等，都对今天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还有一些学者更具体地涉及到庄子美学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大学生心理素质培养的意义。比如吕锡琛、邓小峰认为，庄子逍遥型的理想人格，其中蕴含着敢于问天的求索精神，遵循规律的理性意识，不为物累的超然品格，物我为一的高超视域，“不与物迁”的独立风骨。这对今天的科学探索活动是有积极意义的。(吕锡琛，邓小峰：《试论庄子理想人格在科学探索中的积极意义》，《现代大学教育》2002年第3期)刘承华、宋植友认为，庄子反对绝对化、偏狭化、情绪化、程式化，这种思想对人的整体意识、阔大胸襟、宁静心态和创新思维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提高。(刘承华，宋植友：《庄子哲学对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意义》，《教育与现代化》2002年第2期)周红认为，解决当代一些大学生的心理危机，可以仰赖庄子的哲学、美学智慧。比如庄子“保身全性”的人生观可以引导人珍爱生命，以达观心态看待一切；庄子对死亡的思考有助于人运用理性的力量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从而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人生。同时，庄子的逍遥游可以帮助人建构超脱的心境，使人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存的困境。(周红：《庄子的人生哲学在大学心理辅导中的意义》，《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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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庄子》文本释读中牵涉到的美学问题

      《庄子》一书更非专为后来的美学研究者而作，所以单从美学角度对《庄子》进行分析，必然导致文本理解的破碎和片面。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学者近年来开始跨越学科界限，以会通的方式直接面对《庄子》文本本身。其中涉及的美学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是一组以“札记”形式出现的文章，如晁福林的《读〈庄子•寓言〉札记》、《读〈庄子•徐无鬼〉札记》、《读〈庄子•外物〉札记》，(分别见《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北方论丛》2001年第6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何九盈的《〈庄子〉札记》等。晁福林认为，言与意的关系是《庄子•寓言》所论及的主要问题。今天的美学研究者多注意其中“罔两问于景”一节，并以此作为审美意象生成的哲学依据，但晁福林通过与《齐物论》中“罔两问景”的比较指出，《寓言》篇的“罔两问于景”是“齐物”思想的深化，以讲言意关系为旨归。至于其中阳子居见老聃一节，也是通篇所讲言意关系的旁证或陪衬。关于《庄子•徐无鬼》，晁福林认为，这篇文章重在阐发庄子的“道通为一”、“以心复心”、“无意则止于分”以及赤子之德和彼此是非等思想，对《齐物论》中的“道枢”理论也有重要的发挥。关于《庄子•外物》，晁福林认为，相对主义理论、对复古思想的批判、顺其自然的教育观念是这篇文章需要重视的三个方面。另外，何九盈的《〈庄子〉札记》是一篇考据文章，但其中关于《庄子》中一些字句的释读，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饰小说以干县令”等，对美学研究者长期望文生义的误读应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何九盈：《〈庄子〉札记》，《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其次，对《齐物论》的释读是近年《庄子》文本解读者的重点，也是最能为庄子美学研究提供哲学基础的工作。其中，陈少明在《自我、他人与世界》一文中，从现象学的角度阐释《齐物论》知物、知人、知己的本体论性质，认为“齐物”三义可变成世界、他人、自我这三个现象学式的问题。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有新看法，认为“齐物”三义包括齐“物论”，齐万物，齐物我。齐“物论”是对当时的各种思想学说进行哲学批判；齐万物要求人的世界观的转变，放弃任何自我中心的态度，把是非问题化成有无问题，具有从认识论向本体论过渡的意味；齐物我涉及心物关系上的丧我和无为，从认识论走向了生存论。朱怀江则讨论了庄子“物论”的意向本质，他认为，庄子物论所表述的是人理解和掌握物的活动的价值评判，是对主体生存方式的一种确证。(朱怀让：《庄子物论的意向本质》，《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

      第三，也有一些学者对《庄子》中一些重要的美学范畴和论辩进行了讨论。其中陈静认为，解读《齐物论》的关键是“吾丧我”。其中的“我”是形态的，它处于与外物的纠缠之中，展示了人作为物存在的状态；同时它也是情态的，在社会的对象性关系中存在，与接为构，日以心斗。这样，“吾丧我”就是让人摆脱为物所役、为他人所役的状态，使本真的我得到呈现。(陈静：《“吾丧我”——〈庄子•齐物论解读〉》，《哲学研究》2001年第5期)梁徐宁对庄子的“物化”概念进行了解析，他认为，“物化”包括四个层面的意义，即幻化，死亡，自化，观化。其中，“物化”发生于梦中，出现于觉后，所以它是幻化；“物化”意味着人向自然的生成和现实生命的终结，所以它是死亡；“化”是万物自身的本性，所以“物化”不是他化或化他，而是自身的生命运动。另外，人既是生命变化的参与者，又是变化的观照者，由此，“观化”是人的精神之维中达观超然的智慧。(梁徐宁：《庄子的“物化”概念解析》，《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4期)

      边家珍对《庄子》中“卮言”这一范畴进行了考辨。他认为，庄子的“卮言”是合道之言，所谓寓言、重言均可统领于“卮言”。它在语言形态上可以分为悟道之言，体道之言和“言无言”三个层面，成为庄子及其学派的基本言说方式。(边家珍：《庄子“卮言”考论》，《文史哲》2002年第3期)另有两篇文章论及庄子和惠施关于“鱼之乐”是否可知的辩论。及乃涛认为，濠梁之辩没有赢家。虽然历代评注者通常站在庄子的立场上看问题，认为鱼的快乐是可知的，但他们都忽视了事实判断与移情判断的区别。在作者看来，庄子“知鱼之乐”的结论是通过非理性的直觉和内省“悟”出来的，这显然无法满足对认知判断真实性的必然性证明的要求。(及乃涛：《濠梁之辩：没有赢家》，《江汉论坛》2000年第10期)陈少明认为，对鱼是否快乐的判定，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信念的问题。从逻辑上讲，庄子知鱼之乐并不具有必然性，但作为一种信念，它却可以唤醒众生热爱生命、尊重他物，珍视生活的态度。(陈少明：《由“鱼之乐”说及“知”之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以上，我们对近年来庄子美学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评述。从中可以看出，《庄子》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关于它的基础理论研究、影响研究，除了在个别问题上有深化外，基本上保持着平稳发展的整体态势。而关于庄子美学的比较研究、当代价值研究、对《庄子》文本的重新释读等，由于有当代西方哲学、美学的参照，有时代性的新的社会问题不断被提出，倒是经常可以让人一方面看到庄子美学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为一些“旧瓶”里所装的“新酒”而震荡学术的神经。所以，未来庄子美学研究的突破，最简捷的途径可能依然表现在与时代的对接，与西方哲学、美学的会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