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策

      现在说说孙犁，我觉得孙犁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人，我写了他一篇文章，写了三分之一，现在又停下来，还要再想想，因其重要，更需慎重。孙犁的不凡之处在于：1、孙犁并非文学天才而是个道地的老实人；2、孙犁的学问与解放区作家比，自然是硕儒，但若与五四时期的作家比，简直就是个“中学生”。他的西学不是很通，中学呢也就是初窥门径而已。3、他60岁以前的作品（那些个“荷花淀”们），虽比其他解放区作家写得好点，但终属一个档次，甚至就很难超越梁斌……但孙犁的晚年却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从60几岁开始写到80多岁，在疾病和衰老的情况下，写了10本小书，而这10本小书可以说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某些文学史上的既定格局。他靠这10本小书，不仅超越了他的解放区作家的背景的局限，而且毫无愧色地进入到了包括五四作家在内的一流作家的行列。我可以负责地说，他的晚年成就，至少已经超过了冰心和巴金（这两位文学幸运儿终其毕生也都是二流作家，完全是因为高寿，当然人品也不错，当年也都曾风行一时，才被称做大师的）。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知堂如果和鲁迅一样早丧，至少不晚于“落水”时，那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鲁迅第二（当然其实他现在仍是鲁迅第二，但却不可以堂而皇之了）。而孙犁如果死于文革之中，那他现在至多也就是个“赵树理第二”而已。造化弄人如此！

      孙犁成为大师，一不靠才气，二来也不是全靠“学问”，依我看来他最大的成功来自他晚年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立场。我与晚年孙犁有过一点来往，也知道他的一些事情，老人家的精神已经非常纯净了。他从不参与社会上的任何活动，包括他自己的学术研讨会，更不用说世俗的追逐名利了。曾有一位官员从北京跑来看望他，他觉得无话可说，于是就那么面壁坐着，直至官员告辞。但他又绝不是不问世事的，他对社会上尤其是文学界的人和事，批评得非常严厉，一点也不留情面；他的回忆文章，也追求司马迁的境界，力求讲实话，连一些老朋友的“马密”，以及他自己的一段婚外恋情，也照说不误，为此他在晚年是得罪了不少人的。他的“芸斋小说”自创一体，看似简单，其实是很“前卫”的文本实验，我即便以当今最新的话语理论来分析它，也绝不敢有所轻视。他的散文，可以说是直追二周，深得所谓“小品”的真传，尽管路数有所不同。

      老实讲，当代人里就没几个真会写散文的。五四新文学里，以周氏兄弟等人为代表的散文成就最高，其次才是小说，再次是新诗，这已是不争的定论了。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受破坏最为惨重的其实也是散文。打倒“四人帮”后，“新时期文学”里成就最小的，就数散文了。小说的发展最快，诗歌呢，至少也还有“朦胧诗”可以勉强交卷；而说到了散文，那就彻底惨了。以杨朔、刘白羽等为代表的散文八股，至今流毒不减，听听现在电视里的所谓电视散文，哼哼叽叽地都念叨些什么，可大家还觉得挺“美”。这其实全是杨、刘八股的后代，不过是把当年的“茶花”变成了“爱”呀“情”呀什么的，到了余秋雨，则是把“茶花”变成了“文化”，把“长江三日”变成了“苦旅”而已，但其八股式的腐臭气则是一样的。用知堂的话说，这全是“载道的文学”，也有人叫它做“瞒和骗”的文学，（我则叫它“超隐喻”）。

      我以为五四新文学的实践证明。中国白话散文的最高境界应是：魏晋的骨、明人的肉，加上英国essay的谈锋。鲁迅偏近魏晋，知堂则独得公安派的情怀兼英国essay从容，而钱钟书、梁遇春一路自是做essay的中国高手了。

      这种中国白话散文的优美境界，倒是在学术界的学术随笔里得以保存了一些，加之海外董桥等人的文章，总算还不至于大雅云亡；但在文学界，若没有孙犁、汪曾祺等少数几个人的那点凤毛麟角，可真就要斯文丧尽、全军覆没了。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盖因为写散文不比弄小说，靠灵感是不管用的，要求学识、见识、人品、情怀……样样须以本色出之。而文学界呢，以前多半是文盲，现在则多半是半文盲，靠装神弄鬼地编小说还能蒙蒙，但要一“本色”，就不免露出马脚来了。（以余秋雨的学力，自在一般作家之上，可写起散文来仍不免错误成堆硬伤累累，足可编几页之长的勘误表了。）

      真正的散文（狭义的），其实正是知识分子写作的极适当的文体；而孙犁的价值，也正可从其散文的写作里勘出一二呢。

      发言者:藏策

      2002年10月11日 21时09分38秒 (0)

      一点感慨

      发言者:藏策

      发表时间:2002年10月15日 09时44分55秒

      刚刚发现以前贴的“一点感慨”没贴上内容。疏忽了，现补上：

      附：

      昔香山有诗云：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写罢《谈孙犁》，思及香山此诗，感慨良多！昨晚与友人小坐，友人云：某研究所新撰《T城文学史》，拉拉杂杂，皆丁言志（《儒林外史》中之蠢货）流之陋见也。余尝议彼地之作家云，某某某与某某某，虽名躁一时，然皆不足道也。头把交椅非芸斋莫属，二把吴若增可坐，三把也还有闻树国一席，直至四把以后才可论某某某与某某某，余者皆不入流，言之污口。闻者多讶甚，然细论之下无不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