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常务委员。字芝生，河南唐河人。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10月8日），冯友兰出生在一个当地远近闻名的书香之家。祖父虽然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却作得一手好诗。父亲是清光绪戊戌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冯友兰七岁就开始在家里的私塾读书。1903年，全家随父亲到武昌，在母亲的监督下，他读完了《书经》、《易经》。1909年，到开封考取了中州公学的中学班。1912年到上海进入了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在上海上学的时候，学校有一门课程是逻辑，所用的书是一本英文读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这本书引起了冯友兰的极大兴趣，他从学习逻辑开始进一步产生了对哲学的兴趣，而对逻辑的兴趣，又使他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1915年，冯友兰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大学。他本想学西方哲学，因为当时教西方哲学的教师刚刚去世，课开不出来，所以他只好进入了中国哲学系。

      　　1918年，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河南开封，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省立师范学校里教国文和修身。

      由于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和几位朋友在河南办了一个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叫《心声》。冯友兰撰写了发刊词，词中写道：“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这个刊物，在当时的河南是惟一宣传新文化的刊物。

      　　1919年秋，冯友兰来到北京，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出国留学资格考试，顺利通过。1920年1月，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洋哲学。当时在该研究院担任导师的杜威教授对冯友兰十分器重，在一封推荐信中称赞冯友兰“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在哥伦比亚大学三年学习期间，冯友兰致力于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冯友兰先后担任的职务有：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兼文科主任(1923-1926)；广东大学哲学教授；燕京大学哲学教授；清华大学哲学教授、系主任兼校秘书长和文学院长，代理校务会议主席；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长。

      　　1946年春，冯友兰受美国薛文尼大学的邀请，担任该校客座教授。1947年，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同年被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2月回国，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评议会委员，后主持清华大学日常工作，迎接解放。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冯友兰调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学部委员，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和中国哲学史组长。1982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冯友兰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主席团成员，第二、三届民盟中央委员。

      　　冯友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中国现代史上占重要地位，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他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 ，形成了富有思辨性的独特思想体系，是第一个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人，也是较早地把中国哲学介绍到西方的中国人之一。他一生著述甚丰，中、英文著作近五百万言。

      早在20年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完成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通过比较研究，谋求解决中西文化冲突的途径。该书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用英文出版，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哲学史。补写两章后，1926年商务印书馆用中文出版，书名改为《人生哲学》，成为当时大学通用的教科书。

      　　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完成了一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书稿，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被译成英文和日文，在国外出版发行。这部30年代的著作直到现在，还一直被西方各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作为教材使用。这部著作确立了冯友兰作为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地位，是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成就。这部书完成后，他的兴趣逐渐由研究哲学史，转移到了哲学创作。他认为，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说的，而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说的。这时他已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而要做一个哲学家了。

      　　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冯友兰教学之余，共完成了六部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他把这六本书统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所谓“贞元之际”，他解释说历史上曾有过晋、宋两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而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这套著作，建立了一个有特色的完整的哲学体系，体现了他在哲学上参加民族复兴大业的努力。对这六部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说：“贞元六书，上接程（颢、颐）朱（熹）理学，并与西方新实在论相通，构筑了富于思辨性的独特思想体系。”1947年，冯友兰在美国讲学期间，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小史》，交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后又翻译成法文、意大利文和塞尔维亚文。此书至今在西方仍流行不衰，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著作。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除了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外，还开办讲座，向中外学人介绍中国哲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在继承和批判自己过去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文革”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加以不公正的批判，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也被迫停了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不顾年迈，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上，终于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修订和写作任务，把余生献给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上。《新编》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末至现代部分。《新编》1987年获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成果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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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从事教育六十多年，辛勤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如今在北京大学和研究部门工作的搞哲学的同志，许多人是他的学生，有些是他的学生的学生。他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对青年十分关心和爱护。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搞历史的人要有“史德”，要掌握丰富的史料，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冯友兰1923—1926年在中州大学任教，是河大哲学系的创始人之一。他讲课深刻透辟，还亲自指导学生进行英译汉的翻译练习，以培养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当时中州大学成立文艺研究会，冯友兰任名誉会长，并为研究会办的刊物《文艺》撰写了发刊词，申明：“中州大学研究会以研究国故和文学为宗旨，通过编辑此刊，使会员们的理智力和想象力，皆有适当练习之机会。”在全国有较大影响。这些都给中州大学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冯友兰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解放前夕，在美国讲学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感到人们往往把中国古代文化，作为博物馆里的东西来研究，自己在讲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仿佛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时而产生一种自卑感。他常常吟咏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故可以久留？”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思乡之情。他觉得无论如何，还是把自己的国家先搞好。面对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全中国即将解放的国内局势，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居留下来，冯友兰却毅然回到了祖国。在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派人来邀冯友兰赴南京，又被他坚决拒绝。在《新事论》的最后一篇《赞中华》中，最后一段他这样写道：“真正的中国人已造成过去的伟大的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的。”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冯友兰生前曾写下一幅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是自道平生志事，下联是所求理想境界，充分表达了他的为人为学。

      　　“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冯友兰是一位传播人类智慧“真火”的人。

      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