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艳兵

　　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卡夫卡创作与老庄哲学的相同或相近之处，譬如，美国当代评论家詹姆斯·怀特拉克（JamesWhitlark，）说，“卡夫卡对待语言和文学的态度，非常接近于道家。”本雅明说，卡夫卡的所有作品就是“犹太教与道教斗争的场所”。英国德语作家、评论家卡奈蒂则说，卡夫卡“在一篇可能来自道家

著作的记载中自己总结说：‘小’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两种可能性：自己无限变小或维持原状。第二种是完成，即无为，泰初有行。’”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欧茨说，在卡夫卡的生活里，现实世界“无非是不停地建造一座又一座巴别塔（或者说以假设的漫画手法把巴别塔建在中国长城之上）。”而“在《城堡》中可以说卡夫卡同样表现了老子叫做道的原始力。”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写过零星的有关文章。

　　卡夫卡的朋友古斯塔夫·雅诺施曾多次谈到卡夫卡对老庄哲学的兴趣和研究。古斯塔夫·雅诺施在他的《卡夫卡谈话录》中回忆说，“卡夫卡博士不仅钦佩古老的中国绘画和木刻艺术；他读过德国汉学家理查德·威廉·青岛翻译的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书籍，这些书里的成语、比喻和风趣的故事也让他着迷。”这里的理查德·威廉·青岛（RichardWilhelm－Tsingtao1873－1930）就是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卫礼贤原是德国同善会的一名传教士，在德国占领青岛后到中国传教。在华期间，他曾创办礼贤书院，潜心研究中国儒家学说。他因为酷爱中国文化，便自取中文名字卫礼贤。从1903年起，卫礼贤开始发表有关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论文，并着手翻译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他在卡夫卡去世（1924年）之前，已翻译出版了孔子的《论语》（1910）、《老子》、《列子》（1911）、《庄子》（1912）、《中国民间故事集》（1914）和《易经》（1914）等。以后卡夫卡曾将卫礼贤翻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作为礼物送给了他的妹妹奥特拉。

　　古斯塔夫·雅诺施说，他曾经从卡夫卡那里得到两本书：克拉邦德译的《老子格言》和菲德勒译的《老子道德经》。当古斯塔夫·雅诺施问及菲德勒译本的发行人古斯塔夫·维内肯时，卡夫卡说，“他和他的朋友想逃避我们这个机器世界的进逼。他们求助于自然和人类最古老的思想财富。正像您在这里看见的那样，我们到中国古老文献的译本里探求现实，而不去耐心地阅读自己的生活……。”卡夫卡也许注意到了犹太宗教哲学家布贝尔翻译的《庄子语录和寓言》（1910）中有这样两句：“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Thosewhousetrickytoolsaretrickyintheirbusinessaffairs，andthosewhoaretrickyintheirbusinessaffairshavetrickyintheirhearts）。卡夫卡显然意识到了中国古老文化对于西方人的生存状态的意义和作用，但他并不想机械的搬用古老的中国文化，因为这样必然会掉进另一种“机心”的陷阱。

　　马丁·布贝尔（1878－1965）是德国犹太人，德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之一。1909年至1910年，布贝尔应邀在布拉格作了三场总题目为《犹太教和犹太人》的报告，卡夫卡至少听过其中的后两场。1913年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布贝尔要作一个有关犹太神话的报告……，我早已听过他的报告。”布贝尔同时是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专家，他在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916年布贝尔创办了德国著名的犹太人杂志《犹太人》，卡夫卡的不少小说最初就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他在出版了两部有关中国的书《庄子语录和寓言》（1910）、《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1911）后，在德国知识界被视为中国专家。

　　卡夫卡显然读过布贝尔翻译的《庄子语录和寓言》（1910）。这个选本选有庄子语录和寓言共54则，充分体现了《庄子》的故事性、寓言性、哲理性特征，这些应当给卡夫卡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并在卡夫卡日后的创作中将有所体现。在译者后记里布贝尔专门论述了中国的道。“道这个词意味着‘路’、‘道路’，虽然它同时又总有‘言说’的意思，但它通常还是相当于‘逻各斯’。在老子和他的门徒那里，根据道的第一层意思，又引申出它的譬喻意义。这种语义上的模糊矛盾的确近似于希腊概念逻各斯，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两层意思均将生活中的运动原则转换成一种超验的意义。”据我推测，这段文字大概是最早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进行比较研究的论述。这里，布贝尔对道的解释虽然较为简单，但大体上还是抓住了道的最主要意思。卡夫卡日后对道的理解可能得益于布贝尔。

　　有一次，卡夫卡对古斯塔夫·雅诺施说：“我深入地、长时间地研读过道家学说，只要有译本，我都看了。耶那的迪得里希斯出版社出版的这方面的所有德文译本我差不多都有。”这些译本包括孔子的《论语》、《中庸》，老子的《道德经》，《列子》和庄子的《华南经》。他说，这些中国书籍是“一个大海，人们很容易在这大海里沉默。在孔子的《论语》里，人们在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但到后来，书里的东西越来越虚无缥缈，不可捉摸。老子的格言是坚硬的核桃，我被它们陶醉了，但它们的核心对我仍然紧锁着。我反复读了好多遍。然后我却发现，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那样，我让这些格言从一个思想角落滑到另一个思想角落，而丝毫没有前进。通过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实只是发现了我的思想槽非常浅，无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

　　在卡夫卡的箴言中有这么一段：“无需走出家门，呆在自己的桌子旁边仔细听着吧。甚至不要听，等着就行了。甚至不要等，呆着别动，一个人呆着，世界就会把他自己亮给你看，它不可能不这样。”这难道不就是对老子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四十七章）的翻译吗？并且，卡夫卡对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思想也非常倾慕。1917年，卡夫卡去屈劳断断续续地住过8个月，屈劳是一个偏僻的山村，没有电，离最近的一个火车站米切罗伯也有数里之遥。然而，卡夫卡却觉得这里是“天堂”，“没有比住在一个村庄里生活更自由的了”。本雅明说，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有一种乡村气息”，这种气息就是“邻国就在眼前，远处的鸡鸣犬吠已经进入耳帘。而据说人们未曾远游就已瓜熟蒂落、桑榆暮景了”。毫无疑问，这段话出自老子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看来，卡夫卡多少还是把握住了老子的那颗“玻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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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对于庄子，卡夫卡倒觉得自己马马虎虎地读懂了。卡夫卡曾给古斯塔夫·雅诺施念过一段《庄子》：“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随后他解释道：“这是一切宗教和人生哲理的根本问题、首要问题。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把握事物和时间的内在关联，认识自身，深入自己的形成与消亡过程。”他还用铅笔给下面这段话划了四道线：

　　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与之相靡，必与之莫多。犭希韦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师，故以是非相赍也，而况今人乎！圣人处物不伤物。

　　可惜他对这段话没有再作解释。卡夫卡认为，读不懂这些深奥的理论是正常的，因为“真理总是深渊。就像在游泳学校那样，人们必须敢于从狭窄的日常生活经验的摇晃的跳板上往下跳，沉到水底，然后为了边笑边呼吸空气，又浮到现在显得加倍明亮的事物的表面。”卡夫卡非常希望自己能沉入中国文化的水底，在那里呼吸、畅游，领略东方文化的神韵。卡夫卡也的确这样做了。卡夫卡的挚友布罗德说，卡夫卡创作的“主题依然是我们会迷失正确的道路的危险，是一种如此突出的怪诞的危险，即：实际上只有某种偶然性可能会引导我们进入‘法’，亦即进入正确的完善的生活，进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的全部创作便可以看作是他做出这种努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