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193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给《好管家》杂志写了6篇散文，这些散文共同描绘了首都伦敦迷人的画面。这些散文中的5篇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版过，第六篇被认为已经遗失。今年8月，伍尔夫的绝版之作《一个伦敦人的肖像》重新被发现，原文刊登于8月12日英国《卫报》。本文在文学上有独特价值，对国内读者来说，它是首次被公开，同时也是首次被翻译。因版面原因，有删节。

      一个伦敦人的肖像

      作者：（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编译：兰守亭

      伦敦人不能随便拐向一个远离商店和剧院的小巷，在一条拥有私人房屋的街道里敲一扇私人家的房门———不了解真正伦敦人的人是不能说是真正了解伦敦的。伦敦的私有住宅通常是很宽敞的。朝向幽暗大厅的门敞开着，狭窄的楼梯在幽暗的大厅中升起。一间双人客厅向楼梯平台开着。双人客厅里面摆放着两个沙发，每个沙发旁边都放着一个正在燃烧的火炉，六把扶手椅，三个高高的窗户面朝着街道。要推测朝向别人住宅花园后面那间客厅里发生了什么事，这可是一件相当费心思的事情。但是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前面那间客厅的事情。因为克洛太太总是坐在靠近火炉旁的扶手椅里。她一直静静地坐在那儿，坐在那儿呷着茶。

      冬天靠近火炉，夏天靠近窗户，她在那儿已经坐了60年———但她不是独自一人，扶手椅的对面总是坐着来访者。在第一个来访者到达10分钟之前，门总是开着。女仆玛利亚的眼睛和牙齿很引人注目，她已经开这个门开了60年。然后她又开门，叫来第二个来访者，然后第三个，然后第四个。

      同克洛太太面对面的人是陌生的。克洛太太不喜欢面对面。她同任何人都不特别亲昵，这是许多女主人都共同具有的一种怪癖。比如，靠近橱柜角落里总有一位老年男子———的确，他与其说像黄铜做成的爪形器具，不如说更像18世纪家具上的一件值得赞美的部件。他总是被称呼为格雷厄姆先生———从来不称呼为约翰，也从来不称呼为威廉：尽管有时她叫他亲爱的格雷厄姆先生，好像在表明这样一种事实，她认识他已经有60年。

      因此克洛太太的客厅跟传记作家的名人沙龙不大一样。聪明的人经常会来到那里———法官、医生、国会议员、作家、音乐家、经常旅行的人、比赛马球的人、演员甚至完全无足轻重的人，但是要是有人谈论起高深的内容，它一定会让人觉得这违背了一种礼节。———人们常忽视的意外事件，比如像打一个喷嚏，或者是由小松饼引起的灾难。克洛太太喜欢挑起的话题就是乡村闲谈中比较体面的材料。这个乡村就是伦敦，闲谈的内容就是有关伦敦的生活。但是克洛太太最拿手的本领就在于使一个大都市谈起来显得像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拥有一座教堂，一家庄园住宅，25户村舍。关于每出戏、每场电影、每次审判、每个离婚案件她都有第一手的消息。她很清楚谁正要结婚、谁将要死去、谁在镇上、谁已经出去了这类事情。她还会提到这件事，她刚刚看到昂普尔比女士的车子开了过去，于是就大胆地猜测昂普尔比女士将要去看望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昨晚刚生了孩子。这很像一位乡村妇女谈起某乡绅太太驱车到车站去会见约翰先生一样，约翰先生被认为是来自镇上。

      由于她做这样的观察大约已经超过了50年，在其他人生活的消息方面，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内容。比如，当斯梅德利先生说起他的女儿跟亚瑟·比彻姆已经订婚了的时候，克洛太太马上评论说，要是那样的话，就她跟黑水农庄的闵钦先生的第一次婚姻来说，她跟远房的法尔布兰斯太太应该是双重的表姐妹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她应是彭斯太太的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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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了解伦敦不仅仅要把它看作一种灿烂的景象，一个商业中心，一家法院，一处工业闹市，也应把它看作是这样的一种地方，人们在这里相遇，谈话，欢笑，结婚，安息，绘画，写作，表演，管理，立法，所以说了解克洛太太是基本的。在她的客厅里，大都市无数的碎片似乎汇集过来聚集成一种活跃的，易懂的，有趣的，宜人的整体。旅行者出去几年，刚刚从印度或非洲，从遥远的旅行中，从原始人和老虎的冒险中回来，憔悴了、太阳晒黑了，举步之间径直来到这个宁静街道的小屋子里，重新回到文明的中心。但是甚至伦敦本身也不能让克洛太太永久保持活跃。有一天当钟敲5点钟的时候，克洛太太不会再坐到炉边的扶手椅上，玛利亚不会再开门了，格雷厄姆先生也不会再将自己从橱柜上分离开来，它是一种事实。克洛太太死了，伦敦———不，尽管伦敦仍存在，伦敦将再也不是同样的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