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十个人的北京城》　田茜 张学军等著　华夏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两位大家深以“惧内”而闻名，一个是周作人，他被老婆逼得与鲁迅兄弟失和，后来甚至做了汉奸。另一个就是胡适了，可怜的胡博士在悍妻的淫威之下，不情愿地与这个小脚太太走完了一生。

      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安徽绩溪人。１９１０年赴美留学，师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１９１７年，胡适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首倡“新文化运动”而一夜成名，很快就成为中国文学的领袖人物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他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传奇般的获得过３５个博士学位；他早年得志，一生显赫，人生相当的顺达；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首倡者，是“五四”运动的旗手，倡导独立的精神，成为影响广泛的思想家。

      胡适２６岁时来到了北京，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尤其是这里包容中西、博采众长的文化，更让胡适为之心折。闲暇时，他总是出入于琉璃厂，购买了大量的碑文拓片和古代器物，然后潜心进行研究，或者呼朋唤友，来广和居打牙祭。这一年多的时间，恐怕是胡博士入“围城”前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因为很快，一个外表柔弱的妻子就让这个名声显赫的学界领袖尝到了窝囊的滋味。

      无情人成了眷属

      胡适１３岁时，由母亲做主，与旌德县江村江世贤之女江冬秀订婚。而后，冬去春来１４载，两人未曾见过面。１９１７年１２月，胡适回故里完婚，无情人终成眷属。

      胡江二人的婚姻出于偶然。小时候，胡适随母亲到姑婆家看民间的社戏，适逢江母也来了。江母看到小胡适眉清目秀，聪敏伶俐，就有意招他为女婿。但胡母未曾答应。她考虑到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不合时俗。而且，江冬秀属虎，据民间说法，属虎的女人将是母老虎。但江母并不考虑这些，只一意招胡适为婿。江母托胡适的本家叔叔为媒。这位媒人说动了胡母，于是就合一下八字试试。不料，八字正相合，一来二去，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就定下来了，也未征得胡适的同意。那年胡适太小，等他到了明白“结婚”这两个字含义的年龄，已经是木已成舟了。

      订婚后，胡适到上海读书，留学美国，一去十多年，直到１９１７年回家结婚，从未见过江冬秀一面。所以胡适的婚姻是不折不扣的旧婚姻。这对于中国新派的第一号人物来说，与其说是滑稽，不如说是讽刺。胡适幼年丧父，是母亲一手将他抚育成人，慈母的影响在胡适一生中都不绝如缕，使他受益，更使他想冲破而无法冲破。所以，胡适虽然极力主张婚姻自由，主张破除陋习，但是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接受了这份“苦涩的礼物”他们之间有爱情可言吗？

      一次，胡适病了，不认识多少字的江冬秀写信问候他。胡适为此曾写了一首诗：“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这首诗几乎代表了胡适终生对江冬秀的感情，只是“欢喜”而已。

      １９１７年冬，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回故乡完婚。从他们结婚照上看来，江冬秀长相极为一般，但是眉宇之间却隐隐透出一股杀气。而胡适恐怕还没有尝过老婆的厉害，笑得和一朵花一样。

      婚后，胡适为使冬秀照顾母亲，就自个儿回了北京。直到１９１８年，江冬秀才离开乡村，到胡适身边。自此以后，天涯海角，江冬秀总是伴随着他。以至于唐德刚戏言：“胡适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

      新婚感情有点甜

      新婚燕尔，小夫妻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他们一起逛琉璃厂，出入于各大古董店；一起去前门大栅栏买东西、看戏。空闲时，相约到便宜坊去打牙祭。前门和大栅栏都是北京著名的商业区，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前门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十分繁华。大栅栏东起前门，西至煤市街，在北京人人皆知。至于便宜坊更是北京著名的老字号了，它在菜市口米市胡同，这里的焖炉烤鸭全国驰名，与全聚德比起来，甚至更正宗一些。

      每适佳节，江冬秀都要按照家乡的风俗来过节日。元宵节，端阳节，中秋节，她都要做徽州菜，在这些节日，找些朋友欢叙一次，吃些家乡菜，真是一件欢乐的事情。江氏还擅长做腊八粥，胡适则是最爱吃不过，有一次与程仰之打赌吃腊八粥，结果胡适赌输了。欢聚之时，他是最高兴不过的，还经常讲一个怕老婆的玩笑，他说：“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说完后，自己都哈哈大笑起来。胡适开玩笑时决不会想到，这些玩笑日后竟会一一应验。

      爱热闹的江冬秀一过年总要拉着胡适去逛北京的庙会，尤其是厂甸庙会。

      胡适逛厂甸的主要目的是为买书和一些小件文物。琉璃厂是由书摊、书铺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厂甸庙会上，书摊也占有重要地位。大书摊多在海王村公园和土地祠内，出售的多为线装书，其中不乏精刻孤本。书摊是文人学者经常涉足并流连忘返之处。很多学者尽管是挚友，但由于彼此都很忙，平时很少见面，但往往在厂甸的书摊上不期而遇。此外，庙会还有很多玩具，还有许多江冬秀喜爱的小吃摊，大糖葫芦、杏仁茶、茶汤、豆汁、棉花糖以及各种传统小吃应有尽有，处处充满节日的喜庆气氛。

      江冬秀平时在家里喜欢打扑克，做安徽锅，请客，爱热闹，家里常常高朋满座。她在厨艺上可是一把好手。胡适的朋友石原皋３０岁的时候，家眷都还在家乡，单身在外，江冬秀就热情的要为他过生日，在胡适的家里请了两桌客，江冬秀亲自下厨，大菜里有一个徽州著名的“一品锅”，这是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尺，热腾腾的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胡先生详细介绍这一品锅，告诉客人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汤，都在其中矣。对于胡太太的烹调本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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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不绝口的还有一个大砂锅，里面有三斤重的一只大母鸡，三四斤重的一只蹄膀，三十六个鸡蛋，全家吃的兴高采烈，不亦乐乎。石原皋只花了十几块钱的买菜钱，其他的都是胡家的。这一天，初得贤妻的胡适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出乎胡适之预料，江冬秀并不像一般的乡村女子那样羞怯、胆小，这样一个琐碎的女人却有一种男子的气概。

      她颇能果断，而且具有一种泼辣的办事能力。到北京后，梁实秋要和他好脾气的太太离婚。江冬秀看不过去，就帮助梁妻。闹到法庭打官司的地步，江冬秀也不害怕，亲自到庭为梁妻辩护，终于使梁实秋败诉，这事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京都。江冬秀的胆大由此可见一斑。夫妻两个也常常以此作为笑谈。

      婚姻束缚多起来

      这样，小两口的日子过的还是很红火的。但是渐渐的，胡适就感觉到以前自由自在的生活离自己越来越远，而束缚却越来越多。比如饮酒，人们都知道胡先生虽然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Ｔｅｍｐｅｒａｎｃｅ Ｌｅａｇｕｅ（节酒会）的会员。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真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但胡适结婚以后，一有好友设宴相待，有酒如渑，胡先生就赶紧从袋里摸出一只大金指环给大家传看，上面刻着“戒酒”二字，这就是胡太太送给他的。反差之中，可以看出胡适生活的变化。

      而导致他们感情出现裂痕更深的原因，则是两人性格与知识层次的冲突。

      胡适为人宽厚、热情、真诚，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徐志摩那样多情，郭沫若那样势利。在北京，胡适家里每到星期六总是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他尽力解答。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晓以大义。也有人只是去问候，他便报以零零散散的闲谈。客人辞别后，都有不虚此行之感。他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至有一次幽默杂志《论语》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的为人可见一斑。

      有件事最能说明胡适的作风，也就是他与街头小贩的友谊。袁瓞是个卖芝麻饼的，空闲时也读些有关政治的书。有许多问题使他困惑，却想不出答案，于是写信向胡适请教，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不仅热情的回信，还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个卖饼的，每天提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奇事

      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后来，袁瓞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胡适出门，总先写信通知袁瓞，以免袁瓞枉跑那么远的路去。有一次袁瓞以为自己生了鼻癌（后来才知道不是），胡适替他写了封信，介绍他去看医院，并且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

      胡适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他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那儿。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四处奔走，却无人愿意帮忙，不得已求助于胡适，胡适马上着手运作。他从未计较过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还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都尽全力帮助。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发怒易，发牢骚更易，但平和待人，谦和做事，则是十分之难。

      另外两个人们用来评价胡适的词，就是“善良”和“正直”，这里就必须讲到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了。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非常欣赏。１５岁的他十分想见见这个新派领袖长得什么样，所以他装上电话后，一时好玩，就给胡适拨了一个：

      “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听到是一个孩子在讲话，胡适有些发懵。“您是谁呀？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是宣统啊！”

      “宣统？好怪的名字……是……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我听到你说话了，但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儿，你有空来宫里，让我瞅瞅吧！”

      不久，胡适就来到宫里拜会溥仪，这时的溥仪一身平民的打扮，桌上放着《晨报》、《英文快报》等报纸和杂志。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溥仪最后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现在还要浪费国家的钱，心里很不安。我本想独立生活，但老人都反对，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了依靠！”

      胡适答应以后多找一些书给溥仪后就离去了，但是这２０分钟的会见却激起了胡适对溥仪的同情。不久，这件事情就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批评轰然而至，最激烈者，恐怕就是鲁迅了，但是胡适却一点不把这些批评放在心上。不久，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皇宫，几乎所有的人都拍手称快，只有胡适极力为溥仪鸣不平，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是“东方的野蛮”。现在看来，在那个军阀当道的时代敢于这样做，恐怕不仅仅需要“善良”，更需要的是“勇气”。

      江冬秀的性格应该说恰好相反，时人曾盛传江冬秀泼辣如母老虎，徐志摩就曾写诗，说胡适于江氏之外，不敢造次，是因“为恐东厢泼醋瓶”。为一点小事，江氏就吵闹不休。尤其胡适是一代学术领袖，经常有崇拜他的知识女性登门拜访，却惹得江氏醋意大发，采用“非常手段”来整治“负心汉”。这就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胡适怕老婆的传闻不胫而走，传为笑谈；二是胡适在家中的地位急转直下。胡适有一张婚后的全家福照片很说明问题，江冬秀端坐于太师椅上，颇有“一家之主”的风范，而胡适和儿子则规规矩矩的垂手站在两边，胡适的目光中还透出几分惶恐，让人忍俊不禁。这张照片，可算是这个家庭权力配置最生动的写照了。

      胡适与江冬秀在知识层次上的差别也是同样太大了，一个是名闻天下的新学术领袖，一个却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太太，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更不会有我们所想像的那种浪漫的故事，两人之间除了偶尔有一点火花外，大部分时间都太平静了，平静地激不起一点涟漪。

      令人不解的是，而后几十年这样沉闷的生活中，胡适遇到了太多才貌远胜江冬秀而又爱慕自己的知识女性。但是他却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发动家庭革命。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其一，在喝过洋墨水或富贵显达者纷纷喜新厌旧，家庭革命，抛弃了糟糠之妻的新潮中（包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这些有成就的作家），胡适能忍他人所不能忍，和江冬秀“恩爱”相处，便在朋友中受到特别的敬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爱面子好名的胡适也为此而自豪。傅斯年就曾对胡适说，我们这些新派表面上西化，生活上却还是很传统的。胡适深有同感，他以洋博士的身份娶乡下女子江冬秀，朋友们非但不鄙薄他，反而对他深表敬意，为他的自我牺牲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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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江氏深谙驯夫之术，整治胡适这样好面子、好为人师的学者，她是最拿手不过了。胡适的弱点被聪明的江冬秀摸得一清二楚：胡适爱名，爱面子，爱保持他那作国人导师的圣人形象，所以，一发现胡适的婚外恋情，江氏就泼而又泼，恨不得拉着胡适到大街上找街坊邻居们评理，这些招术屡试不爽，吓得胡适噤若寒蝉。

      胡适为人谦和，最不愿的事就是与人吵架，尤其是与自己的妻子，他宁愿一个人吞下这颗苦果。在郁闷的时候，胡适经常出外到广和居借酒浇愁，或者到陶然亭和什刹海散心。徜徉于清山秀水之中，胡适逼迫自己逐渐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柱杖落手心茫然

      胡适打心眼里痛恨这个婚姻，但是他不敢下定决心。他总是在学界领袖的地位与生活的自由之间衡量。应该说胡适的悲剧，不仅仅在于江氏的凶悍，更是因为胡适自己的懦弱。

      这次，大概在上演了一出家庭暴力之后，忍无可忍的胡适赌气之下来到杭州疗养。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生中最为真爱而又无法与之携手的女人，曹诚英。

      曹诚英也是安徽绩溪人，１９０２年生，小胡适１１岁。她与胡适有些亲属关系，是胡适的三嫂的同父异母妹妹（裙带关系好长啊）。１９１７年，胡适归乡结婚时，曹诚英做伴娘。也许就在这一次婚礼前后，胡适真正的恋情悄悄滋生了。胡适曾做一首诗，题名“怨歌”，专写他与诚英的往事，其中就承认他与曹诚英一见就有意思，“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婚（嫁）时。”

      那段时间，胡适自谓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幸福滋味。徐志摩说“适之是转老还童了”。可见，胡适在青山绿水之间，心爱女性之畔是何等一副样态。

      １９２４年，胡适和曹诚英的关系日趋明朗，在沪杭求学及谋生的亲友大都知道这事。胡适在这年春天，开始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不听则已，一听勃然大怒。她从厨房中拿把菜刀，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孩子不要了。”当下吓得胡适面如土色。江冬秀也不避亲近的人。一次，石原皋在场，江冬秀说起此事，想及自己十多年的等待，忍受种种流言蜚语，真是越想越气，越说越怒，随手抓了把裁纸刀要向胡适掷去。多亏石原皋劝住，才未酿成家庭血案。

      胡适的悲剧在于，在爱情面前，不敢坚定的选择自己所爱的人。在胡适的人生中，更重要的不是爱情，而是事业，是自己国学大师的形象。所以，当爱情受阻时，他是很难有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的，胡适此时所想的，不是像浪漫诗人一样为爱情而牺牲，而是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传出去让别人笑话。

      “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家有悍妻，胡适又能如何呢？他只好让曹诚英堕胎，答应保送她赴美留学，此事才告终。“一枝浓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就此事，胡适留下了不少情诗，其中一首无题诗可见胡适“胆小君子”的本色：

      隐处西楼已半春，

      绸缪未许有情人。

      非关木石无思意，

      为恐东厢泼醋瓶。

      真爱就在眼前，这何尝不是一种苦涩？这种苦涩，胡适一生都不曾忘怀；这种苦涩，使胡适对人生有了彻骨的体验。他后来不顾悍妻的极力反对，为再婚的徐志摩做公证人，对沈从文追求张兆和表示理解，与其说是价值观的驱使，不如说是自己内心对自由和真爱的呼唤。中国的学者，能从名利的俗世界中跳出，寻到属于自己的世界，真是非常不易，胡适从精神上做到了，但是他的双脚却始终无法迈开。

      时光如白驹过隙，匆匆流过，十几年后的胡适已经对这一切淡然处之了。他也不在意别人讥笑他“惧内”了。

      胡适甚至开始收集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文学故事、笑话和漫画，然后得出了一个搞笑的“发现”：在全世界１００多个国家里，只有德国、日本、苏联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所以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凡是没有这种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或集权的国家。胡博士这样用“科学实证”来为自己“惧内”辩解，真让人哭笑不得。（稿件来源： 中国书报刊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