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国演义

      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长篇小说。是古典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小说的发展史说起。

      第一节 成书过程和作者

      一、关于章回小说

      《三国演义》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说。

      1、章回小说的定义。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这是从长篇话本发展而来的。因内容丰富，一次讲说不完，故说话人就需要将其分成若干章回，每次讲一章或一回，连续多次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因而得名。明清时代是其全面发展繁荣的时期。

      2、章回小说的源头。直接的源头是宋元讲史话本，而间接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佛教寺院的俗讲。因为一朝一代的历史故事要分多次才能讲完，就形成了分章分回的章回小说。而说话人为了招徕或留住听众，所以往往会在情节高潮时打住，留下悬念；而为了使听众对所讲的内容事先有了解，也往往用易记易背的对偶句将要讲的故事做概括，这就形成回目。

      3、章回小说的产生。产生于元末明初时期，以民间长期流传的长篇话本的基础上，由文人加工而成。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两大长篇共同的特点是都有历史上的依据，但是因虚构的成分的多少而分成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这也是民间话本向案头小说转变的开始。

      4、章回小说的发展。这在明代中叶以后。形成了三大系统：一是历史传奇类，二是神魔志怪类，三是世俗风情类。尤其是世情类，只是形式上还保留着章回，在内容上已与说话分道扬镳。以《金瓶梅》的出现为标志，中国小说已从古典的故事情节模式，向近现代的人物小说转变。其故事情节淡化到无法再“说话”。

      二、《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作者

      1、成书。西晋人陈寿的《三国志》是三国故事的文本源头，但这是纪传体的史书，记事简略，故事情不强。东晋习凿齿作《汉魏春秋》，这是野史类著作。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加了很多奇闻轶事，可见当时民间已流传有关三国故事和人物的传说了。杜宝《大业拾遗记》中记载隋炀帝观水上杂戏，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马跃檀溪等故事。公元8世纪初,释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有死诸葛退生仲达的故事。中唐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说，诸葛亮未死的故事已“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可见这个时期三国故事已广泛流传于民间。晚唐李商隐的《骄儿诗》中说到，小儿“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三国故事和其中的著名人物已是妇孺尽知了。北宋时，勾栏瓦肆中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职业艺人霍四究。而苏轼也在东坡志林中说到小儿聚坐听说古话三国故事。金元时有许多三国戏演出。《辍耕录》中记载的金院本有《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和《赤壁鏖兵》。三国戏在元明杂剧中达六十种，最著名者为关汉卿的《单刀会》。南戏中也有不少名目。

      宋代“说三分”的话本今不传。近年来在日本发现的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建安（今福建建瓯）刊本《三分事略》是能见到的最早的本子。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印改题为《全相三国志平话》，约8万来字，上栏画，下栏文。有刘关张太行落草等事。以司马仲相断狱为入话。高祖刘邦枉杀功臣，韩信告于阴司，350年以后，仲相判信降生为曹操，彭越降生为刘备，英布降生为孙权，三人共分汉家天下。刘邦降生为汉献帝，为曹氏所杀。讲因果报应一套。

      《三国演义》原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根据历史上的三国故事编撰而成书的。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嘉靖壬午（1522）刊刻的。内容上的特点是“七实三虚”（章学诚语）。罗氏剔除了传说和话本中过分的虚构和想象成分，主要以《三国志》提供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加上一些传说和自己合理的虚构。但其中仍有一些迷信描写。现在流行的版本是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加工过的。毛氏的加工使全书的情节更紧凑，更符合史实，并强强了其中固有的拥刘反曹色彩。语言也更文言化，回目更整齐化了。总之，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

      2、作者。作者是罗贯中。准确地说，他是“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语）的加工者。今存明弘治甲寅（1494）金华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作者“姓罗名本，字贯中”。明初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说他是“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至正甲辰为公元1364年，贾氏时年22岁，按忘年交一般约20年以上岁差，罗当生于1320年左右。王利器先生据赵偕《宝峰文集》卷首《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之齿序名次，罗本在乌斯道（1314年生）之后，王桓（1319年生）之前，故其当生于两人之间。与贾仲明“复会”时约四十七八岁。另有一些史料说他“有志图王”，曾入张士诚幕。他还参与过《水浒传》的编写。另有一些作品传为他所作。

      第二节 《三国演义》的主题和倾向

      一、《三国演义》主题思想的若干种观点

      （一）无主题说。何满子认为：“在《三国演义》和其他许多小说的研究中，已证明用单纯的抽象的‘主题’来概括一个生活内容丰富的作品是无能为力的。”（《主题问题献疑》，《光明日报》1984年11月27日）。刘知渐认为，《三国演义》因了多人参与创作，已经“很难确定它的主题”。（《〈三国演义〉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历史小说》，同上，1984年6月12日）

      （二）模糊主题说。欧阳健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研究应当用比较模糊的方式加以处理。”有三个理由：一是作品源于作者对生活产生的冲动，而不一定是事先设计好非常明晰的主题；二是作者本人从没有谈过创作的意图，而一般古代小说中，作者都会通过序跋之类的文字予以说明的；三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的读者有阅读中领悟到的思想往往是不同的。（《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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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主题说。约有三四十种，这里只拣主要的观点做介绍。

      1、拥刘反曹说。这是宋代以来的民间流传各种三国故事的基本倾向。周立波认为：“罗贯中是拥蜀反魏的。”（《谈〈三国演义〉》，《文艺学习》1955年9-10期）

      2、天下归一说。这源于作者本人的声言：“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王志武认为：作品“表现了天下归一的进步思想。”（《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3、忠义说。褚斌杰认为，小说中的忠义（刘关张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兄弟结义）就当肯定“为人民所喜爱和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大公报》1954年3月24日）

      4、人民愿望说。霍松林认为，虽说作者对农民起义并不赞成，但却描写了封建统治的罪恶和人民的痛苦，从而揭示了人民起义的睦实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略谈〈三国演义〉》，《语文学习》1955年11期）

      5、封建阶级内部斗争说。李景林认为，作品揭示了封建统治集团间的相互矛盾和斗争，并进行了谴责和否定。（《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2期）

      6、悲剧说。黄钧认为，《三国演义》的美学意义在于，人物的遭遇揭示了他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和归宿。（《〈三国演义〉研究集》1983年）

      7、人才说。王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谁只要做到了这一点，谁就能在复杂的局面中取胜。（《〈三国演义〉主题新探》，《〈三国演义〉论文集》1985年）

      二、《三国演义》的主题与倾向。

      我个人认为，以上的观点都有不足之处，因此，我更倾向于用复合主题或多元主题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历代有数不清的作家参与了作品的创作。他们每个人在对这个传统的题材进行解读时，都力图将自己的理念判断和情感倾向贯注于其中，因此使作品的思想异常复杂，而后来的天才作家在面对这一大堆丰富而又失之于庞杂的遗产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将前人的解读成果保留下来，而且还加入了自己的新的解读，因此使后来人往往在解读时，或是无所措手足，或是固守一得之见。所以，我觉得还是承认作品存在着若干个互有联系的主题更符合其实际。

      （一）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观中，体现出向往天下归一的理念。小说开宗明义地说：“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1、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这种意图得到了展现。作品从建宁二年（169）出现各种异象写起，至西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280年）为止这111年的历史时期。这正是中国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一段过程。作者以时间的发展为经，以魏蜀吴三国的盛衰变化的事件为纬，编织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故事系统。而在三国之中，又以刘蜀为轴心。全书因而可以划分成几个大的单元。

      第一回到第三十三回，即从黄巾起义到曹操平定平方，是第一个单元。这是天下由合而分的时期。黄巾起义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直接导火索。184年，张角、张梁、张宝领导了这次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共分三十六方，大方上万人，小方六七千人，“青、幽、徐、冀、荆、扬、兖、豫（包括长江以北，潼关以东的大半个中国）八州之人，家家供奉着大贤良师张角名字”。这次起义，被各地统者的联合武力镇压下去，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群雄并起，各霸一方，拥兵自重。而汉朝的统治力和控制力日趋式微。各种矛盾持续激化。东汉中期以来的宦官与外戚之间的角力暴发。外戚何进与张让为首的宦官集团的明争暗斗以何进的被杀而告一段落，而西凉军阀董卓借平息朝廷内乱入京，擅兴废立，大权独揽。关东各郡起兵讨伐董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推袁绍为盟主，董卓劫持献帝前往长安避躲。而偏狭的袁绍无法维持联盟内的诸侯团结，反董联盟终归破裂，各股武装之间连年征战不已，“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中华大地成了人间地狱。

      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统一的努力开始了。董卓被朝廷内部的忠于汉室的势力杀掉，而各种武装之间的互相拼杀整合，北方逐步形成了两大势力。一是曹操，一是袁绍。志大才疏的袁绍不具有统一天下的能力，在官渡一战中，主力被歼，曹操基本上统一中原。而他又挟此战余威，平定了辽东，终于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孙吴一方，也在东南一带站稳脚跟。

      第三十四回到第五十回，写三分鼎立局面的奠定。重点写了曹操与孙权之间的赤壁大战。曹操大败，丧失了军队的大部，此后便无力南侵。而刘备得孔明之助，有了明确的西进意图。

      第五十一回到一百一十五回是第三单元。虽然时有魏吴故事穿插其间，但作者的重点却是在叙写蜀刘一方的活动。向西发展逼走懦弱无能的刘璋，刘备成为蜀地之主，开始积极筹划统一大业。而讨伐东吴，彝陵之战大败，打乱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于是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等惨淡经营。接下来开始了壮阔的北伐战争。六出祁山不果，诸葛亮客死五丈原，姜维继承遗志北伐。这一段正是天下分久必合的努力阶段。

      第一百十六回到一百二十回写三家归晋。“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分而合的阶段正式完成，天下归一。

      2、全书的具体选材和细节的描写方面，也体现了作者这种意图。不仅风云变幻的战场上，将士们各为其主，拼死效命；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漩涡中，谋臣们各献计谋，算计着削弱对方，壮大自己；甚至在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中，也渗透着互相角力，争霸天下的意味。这通常与权力斗争呼应。貂蝉在书中的个性描写并不突出，是被当作王允与董卓斗争的一颗棋子使用的。她唯一一次具有个性的表现是在曹操攻打下邳时，她劝吕布不要离城，免遭不测。此时她是吕布之妾，看来她对吕布还是有感情的。而这次露面，显然具有政治军事意义。蔡瑁是刘表后妻之兄，见表与备往来密切，疑表欲让荆州于备，故设计欲杀之。为了使表不将荆州交于前妻之子刘琦，他不惜用借刀杀人之计，欲借曹操之手除之。欲使已之亲甥刘琮牧荆，再徐图大业。而孙权嫁妹于刘备，更是以婚姻换取政治利益的闹剧，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与这一主旨无关的生活场景，作者绝不让其涌上笔端。比如作品中写到刘禅六子，但皇后只知是张飞之女，余者一概不写。而诸葛亮的家庭生活只是从《出师表》中得知“家有薄田数顷”，再无其他描写。

      二、拥刘反曹的倾向与作品的悲剧色彩

      1、作品倾向。在三国故事发展过程中，一向就有正统之争。不同作家在处理这个题材时，会将自己的倾向赋予作品。一般来说，没有人将孙吴作为正统（天下共主），而是集中于曹魏和刘蜀之间。这种争论，自有三国故事以来就存在。

      西晋陈寿在写《三国志》时，是将曹魏作为正统的。用曹魏纪年，并且曹魏之主用“纪”，而蜀吴之主用“传”。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尊曹魏为正统。但当时民间已认定蜀汉为正统，苏轼《东坡记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予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故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至南宋偏安江南一隅，朱熹作《通鉴纲目》，改尊蜀汉为正统。变来变去，还是章学诚一语道破天机：“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唯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文史通义·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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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三国演义》的作者似不应卷入这个事非之争中。故其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民间长期流传的话本具有倾向的决定作用；二是作者本人有着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在他笔下，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而曹操则“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是非正统谱系中的乱臣贼子；三是作者本人的儒家仁义思想，自然会对忠厚仁义的刘备有认同感。

      承担正统一方的蜀汉是作者悉心歌颂和着力描写的对象。全书一百二十回中，桃园结义到诸葛亮之死五十一年间的事占了一百零四回，而其余五十六年的事却只占了十六回。

      2、作品的悲剧性。作者倾心拥戴的蜀汉一方，却是历史上最先灭亡的一方，对他来说，这是典型的“将美好的毁灭给人看”的大悲剧，因此全书笼罩着一重浓厚的悲剧色彩。这集中地表现在诸葛亮身上。他是全书最富悲剧性的人物。

      ①人物的命运悲剧。这个人物的命运可以用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著名定义“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来概括。天下纷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要求历史必须推出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生的安康，但是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却是最不可能“实际上”由诸葛亮来完成。这便构成了他的命运悲剧。

      他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对手的过分强大。作者把这归于宿命的“天不灭曹”，即是天意。作者能过诸葛亮之口说：“曹占天时，吴占地利”，而剩给蜀汉一方的只有“人和”一条了。而这种宿命观，使得这个人物始终无法摆脱悲剧命运的支配。他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越是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越见出命运对他的不公。

      他从一出场就知道了自己的这种下场。徐庶被曹操迫去许昌之前，曾向刘备许愿，劝说诸葛亮出山相助。“卧龙凤雏，得一可也。”但诸葛亮听了徐庶一番苦言之后，“闻言作色曰：‘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说罢，拂袖而入。”但是有感于刘备三顾草庐的知遇之恩，毅然出山相助。从此开始了他悲剧的一生。

      他一生的事业，大体上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受刘备知遇知恩出山，至第七十五回关公水淹七军大胜之后，这是他事业节节上升的时期。他为刘备定下了稳居西蜀，东联孙吴，北拒曹操，三分天下，徐图中原的基本国策。一切都在他的预想下顺利进行。先是初出茅庐，博望坡大败夏侯惇，火烧新野；特别是一手导演了有声有色的赤壁大战，使多年飘泊无依的刘备得到了荆州这一把扼中原咽喉的战略要地。接着又挥师西进，逼走刘璋，使刘备成为蜀地之主，成为三分天下中的重要一方。

      第二阶段是渐透危象，苦苦支撑的时期。从七十六回到九十回。关羽刚愎自用，侮蜃孙权，遭致败走麦城。这个损失对蜀汉一方来说是巨大的，因为不仅使其损失了一员“数十年间威震华夏”，智勇双全的一代名帅，而且还丢失了荆州这一重要战略要地。这本是诸葛亮北伐中的重要基地。可以屯兵作为北伐的大本营，而更可以作为由蜀地发动北伐时的重要策应。但这个损失还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刘备因了“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唯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承诺，不顾诸葛亮的极力苦劝，毅然倾蜀国所有，调发七十五大兵讨伐孙吴。因后果一是破坏了诸葛亮制订，而他完全认同的基本国策；二是使七十五万大军被孙吴在彝陵一役中，歼灭殆尽，而人力资源的再生起码要有二十年左右的周期；三是使他本人正当英年却客死白帝城，使蜀汉群龙无首，只好由无能弱智的刘禅接掌帝位。这些损失，尤其是最后一个，是蜀汉无法承受得起的。至此蜀汉元气大伤，从实力上已退出逐鹿中原的阵营。但是诸葛亮惨淡经营，极力维持，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巩固了后方根据地，有了北伐的跳板。

      第三阶段写他六出祁山北伐未果，最终星殒五丈原。从九十一回到一百零四回。初期明看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而实际上蜀汉大势已去，他的悲剧结局也不可必免了。自败于东吴后，蜀汉国力一蹶不振。地处偏远，资源有限，北伐本来就是勉为其难。而这时，后主又重用宦官黄皓，贪于酒色，朝事荒废。他的北伐，并非是时势使然，而是他自己年事已高，时不我待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了。最终客死陕西岐山蔡家坡的五丈原。对于他临终前的描写，作者显然倾注了满腔的悲愤，故显得特别动人：“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叹息良久。”终于为早年回答徐庶的话，画上了句号。

      他的悲剧不是个人造成的。他个人的品质无可挑剔，而他所犯的错误也少而又少（除了错用马谡等少数错误外），他的失败，确实是厄运太过强大，他无法战胜。因而他的悲剧，格外具有震撼力。

      ②个性特色。这个问题本应不属此论点，但人物分析不另立单元，所以赘于这里。这是作者倾全力塑造的全书最有光彩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古往今来贤相所有的美德。集中概括，即他的忠和智。

      他的忠贞，首先表现在他对刘氏政权始终不渝的感情方面。自经过三顾草庐的考验，他认定刘备正是自己可以托之终身的一代明主之后，就再没改变过忠诚，一生都要报其知遇之恩。自此之后，他的全部行为就是辅佐明主，不管历史提供过多么有利的机会，他也从未产生过些微野心。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立下遗嘱，若刘禅不材，让他取而代之。一切以蜀汉的大业为出发点。当时他惊恐得“汗流遍体，手足失措”。事实上正如刘备所言，后主确实不材，但诸葛亮仍然谨守君臣之礼。刘禅称他为“相父”一度对他毕恭毕敬，但他见刘禅时一概行君臣大礼。彝陵之战败后，曹操乘蜀汉内虚，派大兵来伐。他旬日不出相府，安居平五路。刘禅惶惶不可终日，前来探望。他见到后，马上行五体投地大礼，口称“臣罪该万死”。

      他对刘氏王朝的忠诚，不仅是表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而且在他的行动上，也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在晚年，他不顾敌强我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现实，一次次率军北伐，六出祁山，最终死于北伐军营中。

      这个人物最受后代读者喜爱的，是他的智慧。毛宗岗说：“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一绝也。”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孔明智绝，关公义绝，曹操奸绝”。

      在对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透彻把握方面，最能体现出他超绝的智慧。他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当他初见刘备时，刘备年近半百，兵力稀少，无立足之地，拥有的资本只有和皇室沾了点八杆子打不着的血缘关系，还有两位武艺高强的铁哥们儿。而他却在隆中的草庐中设计出了远景蓝图：联吴抗魏，鼎足三分，徐图天下。而后来中国大局的发展，竟然与他的设计惊人的一致。刘备正是有了这样的辅佐，才从一个不名一文的江湖流浪汉成为了蜀汉的开国皇帝。

      在具体的战术运用方面，他精心谋划，精心指挥，显示出杰出的军事家才能。在赤壁大战中，他的智慧之灯，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这场大战，是曹操征伐孙权的战争。刘备一方本可以坐山观虎斗，但如此，势必唇亡齿寒。而联合孙权抵御曹操，刘备又没有实力。因此，诸葛亮孤身走江东，舌战群儒，指斥孙权手下的文臣是“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的一群废物。在说服孙权迎战后，他与周瑜联手。先是利用草船借箭十万枝，使东吴有了水上作战最有利的武器；在火攻上与周瑜不谋而合；巧借东风，火烧赤壁，歼灭曹操百万大军；华容设伏，险些生擒曹操。这些，都使他成为这场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事实上的导演。赤壁大火一起时，他已回到荆州，乘孙权无暇顾及之时，一举占领了荆襄九郡，使刘备获得了最具战略意义的江汉平原一带，留下了“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的佳话。实现了他事先的全部规划。

      他的智慧是超卓的、一贯的，但是年轻时与年老时，却有着不同特点。在初出茅庐时，他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所以其智慧往往是通过争强好胜，咄咄逼人的外露形式表现出来。在舌战群儒时，他寸步不让，穷追猛打。“座上又一人应声问曰：‘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这不仅说了刘备与曹操实力无法相提并论的事实，而且捎带说刘备是个出身贫寒的不入流的角色，只能靠吹牛在江湖上胡混的骗子。这是针对诸葛亮之主的人身攻击，主辱臣死，因此诸葛亮当然得反击。“公非袁术座间怀桔之陆郎乎？请安坐，听吾一言：曹操既为曹相国之后，则世为汉臣矣；今乃专权肆横，欺凌君父，是不惟无君，变且蔑祖，不惟汉室之乱臣，变曹氏这贼子也。刘豫州堂堂帝胄，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屦，又何足为辱乎？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这种反驳很有力度。你不说我的主人是个骗子吗。那好，你从小就是靠说谎赢取名声的骗子；你说曹操是汉初名相曹参之后，那他应该忠于汉室，继承家风，为什么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乱臣贼子；你说刘备是胡吹出身，那为什么皇帝要与他联宗，按照家谱给他赐予爵位；你说他出身贫寒，那刘邦不也出身贫寒，难道出身贫寒就不能成大事？特别是最后加上一句“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等于将对方丑化矮化为一个根本不入流的愚民蠢材，将对方的自尊踩在脚下。而因句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此“陆绩语塞”，只能缴械投降。

      晚年的他，少了锋芒毕露，更多了几分沉稳。显得深沉内向，寡言少语。第一百回，司马懿与诸葛亮斗阵失利，手下多人被俘。。而诸葛亮却想战略决战，深知司马懿生性谨慎，自然会采取拖延战术，而蜀兵劳师远征，假以时日，自会退兵。故将对方被俘将士押出，“孔明笑曰：‘吾纵然捉得汝等，何足为奇！吾放汝等回见司马懿，教他再读兵书，重观战策，那时来决雌雄，未为迟也。汝等性命既饶，当留下军器战马。’遂将众人衣服脱了，以墨涂面，步行出阵。”话虽不多，行动也很简单，但都是最富侮辱性的，果真激得司马懿失去理智，大怒，出兵决战，结果“魏兵十伤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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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常说《三国演义》人物前后无发展变化，而诸葛亮可算是个例外。

      作者尽管极力突出诸葛亮的“智绝”，但他毕竟是在历史实有人物的基础上来塑造的，因此，不能摆脱原型的限制。《三国志》中说诸葛亮是“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故作品中也写到了“诸葛一生唯谨慎”。魏延曾建议，乘诸葛亮出兵祁山，魏军主力前往迎战，后防空虚时，他自率一彪人马，从子午谷（今西安正南沣峪）突袭长安，从敌后夹击魏兵主力。这确实是一条妙计，事后连司马懿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是却被诸葛亮以子午道奇险，如敌兵从山上用擂木石块打击，将全军覆没为由拒绝了。其实，即使失败大不了就是损失一小部分人马。但如果成功，就将全歼魏军主力，据有关中，继而进兵中原，重蹈刘邦霸业。作战就是要“出奇”才能“制胜”，他这明显是“奇谋为短”。六出祁山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春夏之交出兵，久攻不下，秋日收兵，来年再战。司马懿也深知这一点，因此总是采用拖延战术，只要守住关中，诸葛亮就无计可施。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弄险几无胜利的可能。而他也总是弄到粮草渐尽，无功而返。

      另外，“状诸葛多智而尽妖”也是事实。

      这个人物为蜀汉事业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尽管是古往今来最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但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因此作者越是突出他品行的完美和智慧的超卓，越见得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越显出完美的事物被毁灭的令人扼腕叹息。真可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悲剧打动了多少读者的心。

      3、儒家的仁义思想

      作者是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故作品中的道德观念体现了儒家精神，概括起来即是“仁”与“义”。

      1）“仁”的思想。儒家学说是一种伦理哲学，以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作为其理论研讨的重点对象，而相对轻视对自然界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而“仁”则居于其学说的核心。儒家的“仁”的思想是孔子提出的。《论语》中关于“仁”的论述，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克己复礼为仁”，二是“仁者爱人”。其中以“礼”为核心，这种礼所强调的，是以宗法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而礼又是以“克己”与“爱人”构成两个支撑点的。在作品中，这种仁的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君臣父子，尊卑有序等级观念。作者对封建制度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有着极大的认同。以下凌上，犯上作乱，在作者看来是绝对不可以的。书中写到了两次禅让，汉让魏和魏让晋，作者的态度都是否定的。因为这破坏了封建社会相沿已久的既定的承递秩序。因而他对任何僭越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许田射猎中，曹操用汉献帝的御用金箭射中一鹿，百官以为是献帝射中，纷纷跪在献帝马前高呼万岁。而曹操驱马挡在献帝马前，接受群臣祝贺。关公欲拍马而出斩曹操，被刘备死死拦住。以后关公多次提到此事：“当时若我杀了老贼，何有今日！”

      但是儒家并不绝对否定“犯上作乱”，这要看君是否仁君。因此汤武革命，被历代儒家信徒视为典范，而商汤周武也因此而成为圣人，地位高于那些苦谏丧身的贤人龙逢比干。故暴虐之君不可不除。孙皓妄杀大臣，残暴成性，荒淫无度，作者对他的作为是否定的，因此对他的灭亡就没有什么同情，只是如实叙说。作者并不一概否定诛除暴君的做法。在董卓废少立献时，作者通过大臣卢植之口说：“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桐宫；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造恶三千余条……”他当然是反对董卓擅兴废立的，但是显然，并不一概的反对废除君主。因为在儒家看来，社会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而谋逆造反和暴君施虐，都是对稳定状态的破坏，自然是不可容忍的。

      ②作品中的“仁”。这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拥刘反曹倾向，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这一思想。

      而刘备之所以能在传说中被认定为天下英主，不仅是百姓，而且也有文人，是因为他的“仁义”。这是他性格的核心。刘备文韬武艺都不怎么样。文彩横溢，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者，书中大有人在。曹植七步成诗，杨修智力不凡，张松过目不忘，当然还有诸葛亮那种政治天才，但是作者却偏偏说他“不甚好读书”。他的武艺在作品中基本没有展示，只有三英战吕布时露了一手。但张飞在作品中是吕布的克星，每一见之，必欲诛除，害得吕布说“翼德何故总要杀我”。故张飞首先出战，连斗五十余合，越战越勇。而此时天神一般的关公又拍马赶到，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助战。虽说仍未战倒，但可以想见吕布之穷于应付。而此时刘备舞双股剑冲上，实在有打太平拳的嫌疑。难怪吕布此时架隔遮拦不定，飞马便回。显然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衡量标准不是文韬武艺，其用心在他处。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搜罗到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一批文官武将，上下一心（人和），官兵誓死效命。他靠的正是仁义，仁治天下，义统三军。

      仁爱在他那里，又可分成统治者爱民与宽厚待人。

      作品中的爱民思想是非常明显的。在孔子那里，爱民思想是服从于礼治社会的要求的，而到了孟子那里，这种思想有了重大发展，具有了本体论的性质，特别地加以了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三国演义》在这方面，得之于孟子甚多。董卓为了避开反董联军的锋芒，从洛阳迁都长安。“李傕、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而董卓之所以迅速覆亡，失去民心是重要原因之一。故他被杀之日后，“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百姓过者，无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血腥恐怖的场面，却被作者写得痛快淋漓。

      作者充分地描写了刘备仁爱待民的系列场景。初作安喜县尉，就“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博望坡大胜回新野时，百姓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弃樊城走襄阳，百姓相携跟随。曹操大兵追至，而他日行仅十余里。众将一致建议：“皆弃百姓，先行为止。”刘备却哭泣着坚持：“举大事者皆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仁政的实施，换来了相应的效果，即“所到之处，闻刘皇叔至，民莫不簟食壶浆，夹道相迎”，拼死相随。即使在最危难时，也会有百姓不惜一切，援之以手。吕布袭沛，他匹马逃难。“但到处，闻刘豫州至，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无食可进，竟杀妻献肉。当然，这在现代人看来，是无法接受的暴行。

      刘备性格中的突出特点就是待人厚道仁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儒家的道德信条之一。刘备在逢到自身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本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处理。在得到的卢马后，单福（徐庶）认为，的卢马妨主，建议刘备将马赐给手下某位自己厌恶者，待妨过此人后，骑乘“自然无事”。当时刘备正为得到徐庶而兴奋，但听到此言后，“勃然变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进行道德试探的徐庶，因此对刘备在生好感，于是真心效命，为刘备设计大破曹军。而曹操知徐庶在刘备处，将徐母拘押，迫使徐庶附己。徐是刘备得到的第一个卓越的谋士，也是唯一的，但是为了让徐庶母子相见，甚至不惜冒徐庶转投曹操后自己面临的巨大危机，毅然放走徐庶。而徐庶对刘备此举的报答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他不是没有攻城掠地的雄心。但是这如果与他的仁厚原则发生冲突，他绝不为之。刘表欲让荆州于他，他坚辞不受；陶谦三让徐州，他拒不受任。进兵西川，有人劝他杀掉刘璋，取而代之，他坚拒不听。这个人物的性格深处，积淀着传统圣人君子的美德。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各阶层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普遍要求。

      2）作品中的“义”。“义”是维系刘蜀集团内部团结的最重要纽带。桃园结义，形成了刘蜀集团的领导核心，使得这一集团的君臣关系，建立在手足之情的基础之上。因此，“人和”成为这个集团明显区别于曹魏和孙吴集团的特点。在内部关系方面，在刘备生前，总是最稳定团结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件都无法动摇。其他两大集团内部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在这里是见不到的。理解信任，生死相报，是这种义的核心。关羽在兵败徐州后，不得已降了曹操。无论别人说什么，甚至三人中的张飞都认为关公是叛徒而不加饶恕，但刘备却力排众议，对关公一往情深。这种感情换来了关羽的忠心不二。曹操用金钱、厚爵、名马、美女引诱，而最终换来的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回到刘备身边。诸葛亮不顾自己将“为享祭之牺牲”，而“许先帝以驰驱”，也正是对刘备之义的报答。

      但正是因为刘备将义凌驾于一切之上，所以关羽一旦被孙吴所杀，他便一日数哭，水浆不进，不听诸葛亮的苦苦相谏，新率大兵讨吴，最终身败而死。

      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义”的观念内部明显出现了矛盾。从理智方面来讲，他认为诸葛亮坚持的是大义，不能因为关公事件这一突发的危机破坏“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基本国策；但从感情角度考虑，他显然倾向于这种生死不渝的异姓手足之情。毕竟这种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代表了人类最高尚的感情。

      而关公虽说有种种缺点，如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因小失大，但有了义，就是作者赞美的“义绝”之人。

      第三节　创作特色

      作为我国长篇小说开山之作的伟大作品，《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一、辩证的战争描写艺术。即将军事行动视作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三国演义》的主要描写对象、主要内容、主要场景以及主要篇幅都是战争。全书写到大小战役和战斗有上百次，是一部战争的史诗。作者显然对中国古代军事学做过深入研究，其对战争的描写符合战争的一般规律，所以有人称之为古代战争小说。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和现代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都受到过其启示。

      １、重战前准备，轻军事行动实施过程。作者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是以战前准备工作为主，而战争的过程，实际上只是战前准备的实施。甚至可以说，战争的结局，在战前就已经注定。

      １）战前的政治外交活动是战事的重点。赤壁大战前，曹操起兵八十三万（诈称一百万）讨伐东吴。而东吴可用来迎敌之兵，只有五六万。对东吴来说，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是不言而喻的。东吴之主孙权当时心中非常矛盾，究竟是战是和？战则必败无疑，而和又不符合他这江东枭雄的脾性。当时朝臣之中，主和之议占压倒性优势，以张昭为首的权臣皆主议和，唯有鲁肃一人反对，而鲁又是个笨嘴笨舌的人。他们认为，如战，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孙权也认为他们的主张有理，但不战即降，让他心有不甘。故他派遣主战的鲁肃前往江夏吊唁新丧的刘表，实则是看刘表之子刘琦和寄寓那里的刘备可否助己抗曹。刘备、诸葛亮主战。但是刘备手下兵员寡少，根本无法抗御曹操，所以，诸葛亮只身随鲁肃赴江东。

      诸葛亮是主战的。从表面上看，刘备此时的处境是个江湖流浪汉，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几乎一无所有，没什么可贴赔的。东吴胜了，当然是个大好事，可以实现诸葛亮的“隆中对”，而失败了，他的处境比此刻也差不到哪儿去，大不了再跑。但是从长远看，唇亡齿寒，曹操灭吴后，挟人口和物产资源丰富的东半个中国之力，剿灭包括刘备在内的其他割据势力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诸葛亮当然要为刘备着想，主战不主和了。但是刘备根本不具备同曹操较量的资本，只能仰仗孙权。诸葛亮见孙权后，极言曹操的强大，然后激将，劝孙权说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尽快投降。否则，祸至无日。孙权的好汉脾气上来，反问，那刘备为何不降。此话正中诸葛亮下怀，当即答道，刘备是“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事之不济，此乃天意，又能屈处人下乎！”这等于是说，孙权你既不是出高贵，又无英才，凭什么与刘备相提并论。孙权不会听不出他的暗嘲，于是大怒，拂袖而入。他先是激起孙权不甘受辱的自尊心，倾向于一战后，然后接着向孙权建言，分析取胜的可能：一是曹操先破刘备，疲惫不堪，已成强弩之末；二是刑襄新降，民心不固；三是北军不习水战。故只要备战充分，曹操必败。孙权当然知道诸葛亮是刘备的人，他说的这些话，也都是想让刘备坐收渔翁之利的，因此仍在犹豫。好在吴国太提醒他说，孙坚临终时曾说，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于是他急忙召回周渝。诸葛亮得知后，趁周瑜晋见孙权之前拜会周瑜。诸葛亮是大儒，周瑜是儒将，见面后先论文坛之事。诸葛亮对曹植新作《铜雀台赋》赞不绝口：“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并附会说二桥指的是孙策之妻大乔与周瑜之妻小乔，激得周瑜大怒：“老贼岂有此理！”于是孙权周渝一致决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孙权还为此剑劈桌角儆示群臣。大战不可避免了。而其他军事行动中，大都类此。如孔明六出祁山之前，都要知会东吴，让其于东南线出兵牵制曹魏一方。

      ２）重战事的周密计划部署。还以赤壁之战为例。双方实力极其悬殊，这不仅体现在双方几乎二十比一的兵力对比上，而且表现在指挥集团的素质上。曹操老奸巨猾，身经百战，善出奇兵，用兵如神。并且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而孙刘联盟一方，指挥中枢是几个没打过多少仗的年轻人，手下良将谋士没多少。因此若想取胜，必须依赖于用兵的万无一失。为此，孙刘联盟做了周密部署。周瑜在群英会用计，有意识让蒋干盗书，使曹操杀掉刘表降将蔡瑁张允，使曹军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水军教头。接着草船借箭十万枝，有了水上作战的利器。在火攻上，诸葛亮与周瑜不谋而合。又用苦肉计，让黄盖伪降曹方，约为内应。庞统通过蒋干引见曹操，献上诸船连环计，以解决曹军晕船等问题。但是冬日，中国大陆为季风型气候，总吹西北风。火攻弄不好，烧了江东南的自家军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于是诸葛亮作法。黄盖趁东风一起，点燃自己船上的引火物。大火熊熊，漫江通红，而此刻诸葛亮已回去，安排华容伏兵，更重要的是乘势占领刑襄九郡，使其扼中原咽喉，与以后的西蜀大本营成犄角之势。曹操落得个只身逃脱。刘备借刑州，一借不还，直到关羽败走麦城。

      可见，战争胜负并在谁兵多将广，其势汹汹，而看谁在战前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作者不惜笔墨，详加描述，使读者对战争的背景和必然的走向，有清楚的了解。

      2、多写人物而少写场面。有的中国古代战争小说，动辄写到“大战三百回合，不分胜负”。乍看不忍释卷，但一旦读过，便无再看二遍的兴趣。《三国演义》不象这类作品，能令人反复阅读。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写了人，而每个人都是个世界，能令人反复体味。如年轻时和年老时对张飞关羽的认识恐怕就会完全不同。作者把握住了人物性格，准确地处理好了人物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因此一而再，再而三的阅读，仍可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故而趣味盎然。

      １）性格推动情节。情节是人物性格冲突的自然结果，是性格碰撞的火花。而如果违反了这一原则，势必荒谬不堪。作者恰恰把握住了这一原则，每次军事行动国，都带上了指挥官个人的印记。赤壁大战，曹操本来稳操胜券，但正是他机诈多疑而又骄傲自大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败局。一开始兴兵，他自信以多打少，以强凌弱，必胜无疑，这便种下了他自大自满的根苗。但饮马长江，突然看到对岸东舰队森严，阵势严整，惊叹“生子当如孙仲谋”，不敢掉以轻心。于是临阵磨枪，令刘表降将蔡瑁张允操练水军。兵贵神速，而他此举延宕了用兵的最好时机，使孙刘联军一方可以从容布兵应会。但如此，仍小心翼翼，又派蒋干去江东劝降周瑜。此举导致误杀蔡张二人，又使本军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教头。蔡张是刘表部下新降，蔡还是刘表的妻兄，而刘表长子正与刘备联手，故他甚不信任蔡张。这都是他多疑多虑的后果，而也被孙刘联军充分利用。即便如此，他骨子里的轻敌照旧。因此大战将临，还是“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喝得酩酊大醉。这是点睛之笔。轻视对手，往往会犯下致命错误。因此庞统献上连环计，他马上就用。有人曾提醒过他要防止火攻，但他又自信地认为冬季根本不会有东南风。对方用火攻，是自食恶果。多疑最终为自大压倒，轻信了黄盖，以致火烧赤壁，全军覆没。陆逊为人谨慎，工于心计，寡言少语，意志坚强，喜怒不形于色。因此刘备起兵七十五万，他临危受命，自知无法与敌硬拼，死守关隘，拒不出兵。即便对方辱骂得再难听，一些资格比他老得多的大将无法忍受，要求战死沙场，但他仍不为所动，甚到搬出军法危胁那些蠢蠢欲动的将领。等了几个月，终于等来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夏季大火炉天气。蜀兵热得无法忍受，刘备令各营自找凉爽处扎寨。而这时陆逊看到战机来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烧七百里连营，终于大获全胜。再如作者最偏爱的关羽，他屡屡说到这是一位“真天神也”，“数十年来威震华夏”的一位智勇双全的帅才。而他的用兵，一个字，“快”，真是疾如闪电。立斩华雄酒尚温，斩袁绍手下的第一员大将颜良：“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山来，凤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彼阵。江北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杀这样一员号称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大将，给人感觉是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他已取首级回来。水淹七军也是这样。先筑坝屯水，时机一到，决开水坝，然后就是站立船头用挠钩捞对方的大将。真可谓是迅雷不及掩耳。只要关公上阵或指挥军事行动，从来没有拖泥带水的，都是异常迅疾，讲究速战速决。

      ２）在战争中写人。战争是人际关系冲突的最高和最激烈形式。因此，在战争中，也最容易逼了出人物的性格。如果平时性格特色不明显，在此际，便难以隐匿，只能跳脱出来。张辽、李典和乐进，如果没有《张辽威震逍遥津》这个舞台，我们对后两人的性格的认识就会比较模糊。曹操率兵前往汉中讨伐张鲁。孙权乘虚来犯。张辽失守皖城，退守合淝。心中愁闷。“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个，上有操封，傍书云：‘贼来乃发’。是日报说孙权自引十万大军，来攻合淝。张辽便开匣视之，内书云：‘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张辽将教帖与李典、乐进观之。乐进曰：‘将军之意若何？’张辽曰：‘主公远征在外，吴兵以为破我必矣。今可发兵出迎，奋力与战，折其锋锐，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李典素与张辽不睦，闻辽此言，默然不答。乐进见李典不语，便道：‘贼众我寡，难以迎敌，不如坚守。’张辽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顾公事。吾今自出迎敌，决一死战。’便教左右备马。李典慨然而起曰：‘将军如此，典岂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愿听指挥。“张辽大喜曰：’既曼成敢相助，来日引一军于逍遥津北埋伏，待吴兵杀过来，可先断小师桥，吾与乐文谦击之。’李典领命，自去点军埋伏。”在吴军大兵压境，生死存亡系于一线之紧迫情势下，张辽的大气磅礴，奋不顾身，智勇双全；李典的心胸狭隘，因私废公，但仍深明大义；乐进的小心谨慎，心细如发，善于察言观色，这些性格特色，被逼得无所遁形，鲜明地凸显出来。

      ３、详主动者胜利者，略被动者失败者。这样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主动者胜利者是先采取行动的一方，而对方往往是被动应付。因此可以说，一时战局如何演变，主要操控在先采取行动的一方。这样写，可以使读者对战局的发展，了然与胸，不会一盆浆糊。吴蜀彝陵之战初起时，刘备是主动出兵一方，握有主动权，两员小将关兴、张苞斩东吴将领李异、谢旌，一举攻克猇亭，而东吴一方处处被动，故写其非常简略。而陆逊任帅是个分水岭，战场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双方描写的笔墨大体相当。越往后，东吴越主动，写得也就越多。而乘刘备犯了致命错误后，陆逊火烧七百里连营，一鼓作气，追至鱼腹浦，则为浓笔重墨，而刘备一方则写得相当简略。如此一路写来，井井有条，读者对这一重大战役的整个发展过程，鸟瞰一般，看得清清楚楚。

      ４、张驰相间，曲折尽致的节奏。作品在写到战争时，往往变幻莫测。清人谓：“天上浮云若白衣，须臾风来如苍狗”；“星移斗转，云翻雨覆”；“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如猛电之一来一去，若怒涛之一起一伏”。说的都是作品特有的节奏。在赤壁之战中，这种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总的气氛凝重紧张。双方为了保存自己，消灭对方，绞尽脑汁，积极备战。可是作者在这紧要关头，却偏偏插入了曹操月夜饮酒赋诗的片断。在明月清风和缓缓流淌的江水构成的诗一般的意境，大大调节了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但是这样做反而使紧张的气氛欲盖而弥张，反衬出大战前死一样的寂静。再如空城计和蒋干盗书也有这种效果。

      ５、主次互衬，各擅其妙。作者在描写时，不是只一味追求写好军事行动本身，而是对一些连带情节和相关事件，也下了相当大的力所描写，使其成为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失街亭是个很好的例证。占一回半，从九十五回到九十六回。包括了三个故事：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前一个是主体，后两个是余波。历史上实有其事。公元２２２年，吴蜀彝陵之战，蜀汉大败，蜀吴联盟破裂。诸葛亮惨淡经营励精图治，国内局势日渐好转。２２７年北伐，街亭之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仗，但是蜀汉一方失败。可以说，诸葛亮失去了最后一个实现他统一中国梦想的机会。虽然以后还多次北伐，但是明眼人都可看出，他只是在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义务罢了。自此之后，诸葛亮的事业和健康状况都急转直下。他个人悲剧结局的大幕正式拉开。

      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闻惊点兵。这是铺垫部分。重写双方形式、街亭的战略地位，以及介绍人物。孔明此时出兵，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曹魏罢免了司马懿。他知道，当时整个中国，真正可能称得上自己对手的就是这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人物。但是却没想到，曹魏在这关键时刻重新起用了他。孔明闻知大惊。而司马懿与先锋将张郃分析形式，可见他对局势的透彻把握。两个中国当时最有才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盯住了弹丸之地街亭，可见这个地方的战略地位之重要。而司马懿率兵八天长途奔袭一千二百里，赶赴前线，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掉蜀国内应孟达，可见此人的不凡。双方都避实就虚，径抢街亭来占粮道。双方隔秦岭遥遥相望。围绕街亭，一场血战在所难免。谁能占领街亭并且守住，谁就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诸葛亮问：“谁敢去取街亭？”参军马谡道：“某愿往．．．．．．．，休道是司马懿、张郃，就是曹睿亲来，有有何惧哉！”几句话，将其志大才疏的性格表露无遗。诸葛亮非常欣赏马谡之才，但是对其轻敌又踌蹰不安，于是采取了三保险措施。一是让他定下军令状，使他不敢掉以轻心；二是派生性谨慎的王平云辅助他；三是安排魏延等两路军马与其成犄角之势，以便救应。至此，交代部分写得很充分，三个主要当事人的性格都做了描绘，但重点还是写形势。看来一场好戏即将开演。

      第二阶段是蜀魏布兵。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传统的双线结构与好与双方的行动一致。马谡在排兵布阵方面与王平产生矛盾，而王平正是作为诸葛亮的替身出现的，因此这种矛盾是他与诸葛亮矛盾的表现。他卖弄学识，死搬兵书，灵魂深处是好大喜功的思想在作怪。而对方的司马懿则一举一动都小心异常。战争胜负的天平明显开始倾斜。人物的交代完成。

      第三阶段是街亭争夺战。蜀兵按马谡决定，驻扎山上，而水源被对手掐断，处境异常被动。而魏兵则收放自如，完全取得主动。两军对胜负已无须证明。这实际上是两种军事思想的较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司马懿正是以诸葛亮最为人所知的“谨慎”来对付他，可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小说的悲剧结局也无可避免，作者也深感无力挽回了。虽然魏延和王平拼死夺回了街亭山，但是无济于事，魏兵已漫山遍野。故很快得而复失。蜀兵一败涂地，主力连夜逃回了阳平关。孔明身边只有老弱兵数百，不得已演出了空城计。

      第四阶段是空城计。主要刻划了两军主帅的性格。这两位中国当时最有智谋的政治家军事家终于面对面地对话了。两人较量的胜负对战局无任何影响。结果是胜利者失误，而失败者却赢了这最后一步。作者插入这个事件主要是证明诸葛亮技高一筹，只是偶尔用人不当，才造成失利，故也是作品命运悲剧主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五阶段是斩马谡。诸葛亮大哭，又不能不依军法从事，斩了自己宠爱的马谡。然后上表自请贬降。这是总结。从用将到斩将，归根到底是用人失当；强调用人的重要性，也是作品的一个重要思想。而诸葛亮的自请贬降，也凸显了他的高风亮节。

      六、大笔纵横与精雕细刻的结合。作者能把战争放在广阔的背景下着墨，充分地揭示战局变化的因果关系，同时也不忽视细部的刻划，如刮骨疗毒的描写。这样，读者在阅读中既有对全局的把握，又能有身临其境，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的真切感受。

      总的说来，《三国演义》战争描写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在写人。战场上的对抗归根到底是人的对抗，是双方指挥人员军事思想的较量。还有作者善用悬念，组织波澜的高超之处，也值得细细体会。

      二、语言特色。

      １、语言的通俗化和文学化。以前小说中，或者是唐五代传奇的文言，或者是话本中的粗糙白话。而《三国演义》则改造了正史的语言，指出了长篇小说将传统的书面语言与民间白话结合起来的方向。作品主要是吸取文言传统，同时又吸收民间语言，冶铸成“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面语言。很富表现力。

      ２、注意语言的渲染功能。即往往不是通过直接对对象的描写，而是对相关事件或场面的描写中，间接地表现出对象的特征。如关羽战华雄一段：“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只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并未写其交战场面，而只是用“如天摧地塌”十七字，关公之神勇不可挡，便如现目前。

      ３、刻划人物重造型力和表现力。造型堪称是形神皆备，可尊为典范。往往几字，惟妙惟肖。写张飞的造型：“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写关公：“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线条感、色感无一不佳，有色有色，难能可贵的是极为传神。

      而作者有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描写，很富有表现力。赵云大战长坂坡，作者三处写到了其随从及坐骑的变化。第一处写赵云杀到天明，“回顾左右，只有三四十骑相随”；第二处是救出糜夫人后，“引数骑再回旧路”；第三处是“云提剑插枪，复杀入重围，回顾手下从骑，已没一人，只剩孤身。”从“三四十骑相随”到“引数骑”，再到“只剩孤身”，都是赵云趁战斗的间隙看到的，暗示了他冲锋陷阵时的奋不顾身，无暇顾及其他。特别是“孤身”二字，点出“赵子龙单骑救主”之旨。在单字上铺展情节，表现性格。水到渠成地让刘备带出“子龙一身是胆”的感叹。真是笔笔富有千钧之力。

      ４、人物语言的性格化。也很有成就。曹操吐语，无不含诈；孔明言谈，处处有智；张飞口吻，豪莽不羁；关公出言，包藏傲骨。第三十回有曹操见许攸一段：

      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极为热络的一团感情之下，是深藏着的机心；在推心置腹而带有神秘感的语气中，包孕着虚情假意。绘声绘色，灵珑剔透。

      三、人物塑造的艺术。

      １、各大系列定以基调。如曹魏一方，突出其庞杂，真正的有用之才不多。其文臣武将形形色色，样样皆备，但却没有蜀汉集团顶尖人物的素质；孙吴集团的人物素质相对最差，作者突出其小器，无真正的顶天立地的大材；蜀汉集团则突出其人物的超绝，无论文武人材，其顶尖者都堪称神品。

      ２、动态中写照。

      ３、写人物抓住主调。

      ４、互相衬托对比。有同向的，如曹操与司马懿；有异向的，如司马懿与诸葛亮。当然同向中有异，异向中有同，不可太执。

      四、结构艺术。在《水浒传》中再讲。

      第二章《水浒全传》

      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英雄传奇，也是后世长篇武侠小说的源头。在文学史是占有极高的地位，在世界文学中也是一部不朽的名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曾翻译成英语，书名更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但这部杰作可谓是命运多舛，明代一些文人曾于极高评价，但清代曾因诲盗遭禁。五四后始受重视，但研究者大都耽于考证版本作者和史实。解放后方进行文学、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为主流。文化革命因毛泽东的态度又受严厉批判。新时期研究的风气较正常。

      第一节 成书经过和作者

      一、故事来源和发展。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史有其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徽宗年间，《宋史》中多有记载。见于《徽宗本纪》、《侯蒙传》和《张叔夜传》中。其事大略是宋江等三十六人于徽宗年间在河朔起事，横行十余郡，官军不敢阻挡，后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事在宣和三年（１１２１）。而梁山泊农民起义事也确有其事。洪迈《夷坚乙志》称，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不赴，归金陵，疽发于北而卒。其所亲王生死后复苏，谓己见蔡受冥谴，嘱其归告妻子，称现在阴间正揪住郓州一事不放。他的妻子恸哭道：“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同“泊”）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此书在四十三年之后是四十三年之后成书的，所说梁山好汉结局应不错，当然冥谴是靠不住的。但现存史料看不出两次起义之间有什么关系。看来后来的民间艺人将宋江等人之事和梁山泊事揉合起来了。最初是民间口头传说，在南宋时已经成为广泛流传的故事。成为说唱艺人最喜爱的题材之一。宋末元初人龚开的《三十六人画赞》完整地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在《序》中于：“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罗烨《醉翁谈录》在“话本小说”中的朴刀杆棒类中，著录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和《石头孙立》等，但这时还是独立的英雄故事。而到了宋末元初的时候，出现了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写到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和宋江杀惜三事。末尾还提到了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和宋江封节度使。这表明水浒故事已经从短篇人物故事演变成讲史故事。元代产生了一大批水浒戏，存目有三十三种，其中六种保留下来。在《李逵负荆》和《双献功》等作品中，水浒英雄发展到七十二人和一百零八人，对梁山水泊的描写也接近了《水浒传》。

      《水浒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于元末明初产生的。

      二、关于作者。作者说者纷纭，但大抵不出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施氏生平材料极少，明人大都认为他是钱塘人。此书最早见于记载，是明嘉靖时人高儒《百川书志》：“《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人郎瑛《七修类稿》：“《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余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说是罗贯中作。万历时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施耐庵作。大约是先由罗贯中将说话、戏剧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而成，所以称“编次”；而后再由施耐庵加工提高。故称其本子为“的本”。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始，有人说他是苏北人。也发现了一批与此有关的文物和文献。故有人对其生平作了描绘，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为其又字或别号。祖籍扬之兴化，后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海陵白驹，又为避朱元璋征召而居淮安。死后其孙迁其骨归葬白驹施家桥。但许多专家对上述材料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因为施彦端是否施耐庵证据不足，只要这一点不能考定，其余的都是无稽之谈。

      三、关于《水浒》的版本。水浒的故事从民间开始流传到各种版本最后定型，经历了四百年，有数不清的艺人文人参与了创作，使得其版本情况异常复杂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版本情况最为复杂的一部。大体可分为繁本（文繁事简本）和简本（文简事繁本）两大系统。繁本系统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三种；简本系统有百回本和百十五回本。关于两种版本孰先孰后，历来看法不一。或以为繁本在简本基础上加工而成，或以为简本是繁本的节缩本。王利器以为书在流传过程中有两个系统，一是关东系统，二是关西系统，后由人撮合而成。所谓七十一回本只不过是金圣叹不满于招安的结局，将七十回以后的部分全部删除，另加上了卢俊义梦嵇叔夜将好汉们斩尽杀绝的一回。这就是文学史上为人所乐道的腰斩《水浒》说法的由来。

      四、建国以来《水浒》研究的历程。

      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１、５２年出版了建国后的第一个本子，此后直到文化革命，研究的风气比较正常。大体上是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最重要的成果是冯雪峰的长文《回答〈水浒传〉的几个问题》，评价很高，认为这是农民起义的史诗，缺点是受招安和宋江形象。但与成就相比是第二位的。（《文艺报》５４．３～１１）

      受招安和宋江的形象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受招安问题。或认为是反映了一般农民起义的缺点和弱点，或认为受招安体现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投降是没有出路的。并且结合作品探讨了接受招安的原因。有些分析很有深度。

      宋江形象问题。关于宋江形象。发表的成果很多，有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发表了见解，难以一一尽举。总的来看，可基本分成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他虽然存在种处弱点，但仍不愧是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如戴不凡、冯雪峰等。一种认为他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如李永先在《文史哲》６５．５上的文章。第三种看法认为宋江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具有双重性，不能简单概括。聂绀弩、李希凡都是这种看法。如李希凡认为，他是农民起义胜利和失败的关键人物，这源于性格的两面性。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革命中的局限性。

      这一段的讨论是心平气和的，科学的。其主要成果反映到了两部文学史中。

      ２、文化革命阶段。文化革命中，由于把以往的研究成果全部斥为封资修，所以各高校在招收工农兵学员之后，大都不敢开这门课。后来才开设。但都是先骂一通，然后再讲一点所谓的民主性精华。研究更是谈不上。７５年毛评后，大家一哄而上，而这是四人帮夺权的舆论准备。基本上没有学术讨论，众口一辞，都认为这是反农民起义，宣扬投降主义。文章大都是好人写的，当然也有一些政治投机者。对作品的实际都或多或少做了歪曲。回过头来看，是一场闹剧。这一段的文章最多，但是最没有价值。毛的几句话作为他个人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志着义军性质的变化；对宋江征方腊的看法；肯定李逵、阮小二等反对投降，领袖不好；对金圣叹腰斩不满，认为这破坏了真实性，要求把第七十回前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等等，都是有价值的看法。但凡事就怕瞎起哄。

      ３、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在刚粉碎四人帮时，有人为了出气，故意反对毛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观点，和历史上的宋江是否真是投降派。这是抬杠。后来转入正常。总之，眼界较文革前更宽，从文学和美学角度的研究也更深入。但近来好象对小说外部研究人们更感兴趣。由于中青年学者的流失，整个古代文学的研究普遍不景气，这也多少影响到了《水浒传》的研究。

      总之，对《水浒》艺术性的分歧不大，主要是思想上。这部小说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从建国以来的研究得到的经验有两点。一是不要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混到一起，二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切不可见风使舵，更不可搞政治投机。

      第二节 《水浒传》的内容和思想

      其内容是描写北宋后期山东梁山地区宋江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虽说都是在长期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整理而成，但它的内容来源同《三国》不一样，后者有丰富的史料来源，是从历史到文学；而前者则是从传说到文学。故《三国》的结构统一，思想倾向也相对单纯。而《水浒》则保持着单篇连缀而成的较原始的面貌，思想倾向也异常复杂。

      一、历史上的宋江起义。确有其事。《宋史》中多有记载。见于《徽宗本纪》、《侯蒙传》和《张叔夜传》中。宋江等三十六人于徽宗年间在河朔起事，横行十余郡，官军不敢阻挡，后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事在宣和三年（１１２１）。而洪迈《夷坚乙志》称，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不赴，归金陵，疽发于北而卒。其所亲王生死后复苏，谓己见蔡受冥谴，嘱其归告妻子，称现在阴间正揪住郓州一事不放。他的妻子恸哭道：“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同“泊”）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此书在四十三年之后是四十三年之后成书的，所说梁山好汉结局应不错，当然冥谴是靠不住的。看来民间艺人将宋江等人之事和梁山泊事揉合起来了。

      二、有关《水浒》主题的一些看法。

      １、农民起义说。路工在《〈水浒〉－－英雄的史诗》（《光明日报》１９５３．２．１）一文中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英雄的史诗。宋云彬梁山泊上成千上万地喽罗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谈〈水浒〉》《文艺月报》１９５３．３）王利器认为《水浒》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戴不凡、冯雪峰等。

      ２、投降说。这一派的观点认为《水浒》是歌颂投降主义行为的。毛泽东在７５年视力急剧下降，所以从北大抽调了一个名叫芦荻的女讲师去给他读书，念《水浒》时他发表了一些看法，本是随口说说，但四人帮为了攻击邓小平和周恩来，制造了丰庆轮事件，大揪投降派，所以大肆鼓吹，使这种观点一时甚嚣尘上。毛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人民日报》７５．９．４）文化娼妓李希凡在７５．１１．５《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水浒〉的忠义观念和宋江的叛徒形象》中说：“《水浒》颂扬投降主义，美化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叛徒形象，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认真分析解剖《水浒》，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因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所谓的投降派和反修防修的所指。这种观点由于是政治风气的产物，所以虽然一时很热闹，但在学术史上地位不高。

      ３、忠奸说。刘烈茂认为，贯穿《水浒》全书的是所谓忠与奸的斗争。（《中山大学学报》７９．１《评〈水浒〉应该一分为二》）。侯民治认为作品通过使宋江等人参加到地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中来，颂扬忠臣良将。（《湘潭大学学报》７９．１～２《论〈水浒〉的主题思想》）凌左义认为，高俅是奸佞的代表，宋江是忠义的典型，“宋江与高俅的矛盾性质及其不同形象，是判定《水浒》主题的主要依据。”（《水浒争鸣》２辑《论忠奸斗争是〈水浒〉描写的主线》）

      ４、市民精神说。伊永文说：“根据市民阶层的思想，着重表现了市民的反抗思想和行为。”（《天津师院学报》７５．４《〈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王开富也说为：“作品写的几乎都是城市人民的生活，不是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重庆师院学报》８０．３《〈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吗》）欧阳健、肖相恺则进一步认为作品中官逼民反的民，主要不是指农民，替天行道也并非化表农民利益的旗帜，梁山好汉发动的战争不是农民革命战争，而是展现了市民生活的场景，代表了市井细民的爱与憎。（《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８３年版）

      另外还有一些观点。如黄瑞云认为，作品前后两部分缺乏内在的联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不是统一的主题，前半部分是英雄传，后半部分是叛徒传。（《黄石师院学报》８１．１）王齐洲认为作品描写了地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与腐朽力量，即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水浒争鸣》１辑）章皆淳认为作品的主题是反投降，因为它告诉人们，投降是死路一条。（《昭通师院学报》）汪远平认为，水浒的复仇思想内容是笼罩全书，成为一种鲜明的政治倾向。（《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７．１）

      三、《水浒》的思想及其认识价值

      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是一部研究中国历史规律的杰作。 简写本叫《在历史的表象后边》，收于《走向未来》丛书。书中对中国历史上的二三百年一次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现象作了深入的探讨。正是这本书在十年前为他带来了“中国四大思想家”的美誉。他以系统论分析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认为中国这个社会系统每隔二三百年原有的稳态就会破坏，出现一次剧烈的动荡，农民革命战争会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社会重新恢复稳定。

      《水浒》正是对这种农民起义进行细致描写最为出色的一部作品。篇幅最大，最有深度。其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可以概括成以下几点。

      （一）艺术地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这是历史学、社会学上的一个伟大贡献。我们不能一提农民起义就看作是农民扔下手里的锄头，揭竿而起。实际上，是否农民起义还是市民暴动，主要看其主要参加者的成分和起义的宗旨。以此来看，梁山英雄们的起义毫无疑问应算是农民起义。这就如同不能因为汉光武帝刘秀是大豪强就认为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是军阀混战，黄巾起义是宗教战争，李自成起义是工人暴动。《水浒》通过不同身分的人不约而同地走上反抗道路的详细描绘表现了官逼民反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作品是把贪官污吏作为冲突的一方，善良的下层民众作为对立的一方，在双方的矛盾冲突中来展示官逼而民不得不反的现实。仅就这一点来说，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认识社会的历史任务。

      一）揭示了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官逼民反。表现了冲突双方深刻的矛盾。

      １、冲突的反方。作者把高俅发迹作为开端，有良苦的用心。金圣叹说得好：“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一部大书先写高俅，有以也。”乱自上作，就是说起义是统治者逼出来的。他从第二回出场，一直活动到最后，是义军的死敌。他之受宠，是因为会踢球。这就不仅说明了他这个人的无赖本质，而且揭了皇帝的老底。他一上台并没有同义军作对，而是先后迫害了两位八十万禁军教头，意在说明他是个典型的阴险小人，完全是从个人的恩怨利害出发，置国家的大义而不顾，以权谋私，公报私仇。而他与义军的矛盾，也完全是因为有仇人在义军内，而且三度败在义军手下，顺此而受到徽宗的喝斥，内心不平衡。全书的情节开展，就是由他与英雄们的矛盾冲突推动的。作者并没有只写他一人是义军的对立面，而是以他作为中心，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统治网络，无所不在。书中写了与他气味相投的一大批统治者中的成员，上有童贯、蔡京，中有梁中书、张都监、蔡九知府、刘高、高廉、黄文炳，下有殷天锡、祝朝奉、蒋门神、董超、薛霸、西门庆、郑屠、毛太公，其中许多都有裙带关系，梁中书就是蔡京的女婿。他们上下勾结，对于人民形成强大的压力，使一切善良的人躲都躲不开，往往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失去了。不仅是下层民众，而且许多上层人物都是闭门家中坐，大祸从天降。柴进是宋代最大的贵族之一，但殷天锡仗着自己是高唐州知府高廉和小舅子，看上了他叔父家的花园，想要霸占，便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林冲是高级军官，但因高衙内看上了他的妻子，高俅便要除掉他。这就说明，书中描写的社会环境已经一塌糊涂，下层民众更是随时可能大祸临头。

      ２、冲突的另一方。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民如果不反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作品难能可贵地把农民起义作为正面之事来写，因而在清代被作为诲盗的作品列为禁书。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如杜甫、苏轼、罗贯中（三国）和曹雪芹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水浒》这种态度就显得更为难得。作品把起义作为正面事件描写主要表现，就是把造反的人当作正面人物来描写。写出了他们在官逼之下不得不走上民反道路的真实过程。这不仅有统治集团之外的各阶层人士，而且包含统治集团内部的成员，有的还是非常重要的成员。

      １）第一类人是生活沦入赤贫境地，已无法生存的农民或与农民社会角色相类之人的造反。这类人有李逵、三阮和解氏兄弟。其中以李逵为代表。

      李逵是个雇农，家里仅有个老娘，因人命逃到江州，当了个小牢头。老娘因思念他而哭瞎了双眼。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已经一无所有。他的性格有三个层面。

      Ａ、彻底的反抗性是他性格的基调。长期受压迫残害的遭遇，使他对一切非正义的事物充满仇恨。他反抗的矛头首先对准的是最高统治者封建皇帝。在江州宋江题反诗被投入大牢，他知道后对戴宗说：“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上梁山后宋江最忌讳人说造反，而他偏偏要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东京快活，强似在这里鸟水泊里”，“皇帝姓宋，我哥哥也性宋，为什么他做得我哥哥做不得。”在英雄大聚义时，当宋江说到只等朝廷招安，他借着酒醉，一脚踢翻桌子，“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宋江带他去东京走宋徽宗相好的妓女李师师的门路，“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而他却大打杨太尉，放火烧李师师家。陈太尉来山寨降诏招安，他从房顶跳下，扯碎了诏书。受招安后，他时刻想回梁山水泊。宋江因此对他最是放心不下，在喝了朝廷颁赐的毒酒后，还害怕他再造反，把他骗来同饮。他死后还要入徽宗的梦中，挥舞着两把板斧，把徽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代表了义军队伍内部立场反封建统治最坚定的一派。他的绰号也概括了他的这个特点。像一阵平地卷过的旋风。他并没有什么城府，但是他从长期的痛苦经历中看出统治者的虚伪本质，所以显得格外清醒。

      因此其次，他对统治集团的成员不存在任何幻想。柴进被恶霸殷天锡迫害，几乎丢掉了命，但还是幻想通过丹书铁券来争得个是非曲直。他一听就反对，结果怒打殷天锡。所谓逼上梁山，在别人都有直接的诱因，而只有他是社会大环境所迫，没什么直接原因。他代表了封建社会被压迫者的最高觉悟，他曾撒谎说自己叫张大胆，这确实是他无法无天，敢于反对一切现存事物的写照。但是还没有达到怀疑封建制度合理性的高度。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时代而具有这种认识。

      Ｂ、正因他对统治者满怀彻底的仇恨，所以反过来，便把义军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友亲。如下井救柴进。他对宋江是无条件的崇拜，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宋江叫他死，他都毫无怨言。宋江入江州狱，他早晚服侍，寸步不离，连须臾不可或离的酒都戒掉了。在救宋江时单人双斧，连命都不要，只顾一路杀去。但是一听说宋江强占民女，就大闹起来，甚至要为此杀掉宋江。可见他的价值序列中，社会正义，也即大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而义军事业就是社会正义性的集中体现。

      Ｃ、第三个层面是他的个性色彩。概括起来是坦诚、直率、乐观、粗鲁。坦诚是他任何时候都敞开心扉，连撒谎都不会。如他撒谎说自己叫张大胆，任何人一听都知道这是假的，谁都骗不了。赌钱时赖账也说明了这一点。直率是有什么话都不会放在心里，一定要直说出来，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细节中就有他经常在别人说正事时冒失地插嘴，受到宋江的训斥后又自己掌嘴。乐观是他打上梁山后总是乐呵呵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三打祝家庄时他功劳最大，但乱杀一气，连内应都杀掉了，所以功过相抵。他高兴地说，杀得快活。粗鲁诚然是缺乏绅士风度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一任天然，活得最轻松。因此李贽对此赞不绝口。现代人活得太累。

      但是我还是想多说一句，指出他的局限。一是没有摆脱皇权思想，二是对宋江盲目的义，三是狭隘的报复思想，太爱杀人。这也与作者的重民思想与人道理想有冲突。作者将这归于宿命的“天杀星”。这可能太苛求古人了。这是个著名的，为历代人所喜爱的文学典型。

      ２）第二类人的成分很复杂。包括不是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贫民和下层知识分子。鲁智深、武松和吴用是这类人的代表。

      鲁智深无家无业，无妻无子，行伍出身。虽说做了下层军官，但是由于多年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还是造成他嫉恶如仇，主动进攻，敢做敢为，无所顾忌的反抗精神。主要表现是好打抱不平，见义勇为，无拘无束，处处主动进攻。作品里最爱说他的有两段诗，一是禅杖打开不平路，戒刀杀尽不平人。二是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这就是他性格的基点。第一次出场是拳打镇关西。这与他本人完全无关。他与史进和李忠正吃饭时听说郑屠霸占金老的好儿，还要讹买身钱，马上怒不可遏，结果惹出了人命官司，从而改变了一生的道路，遁入佛门，这是对前一段诗的注解。而大闹野猪林则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这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是对后一段诗的注解。他的行侠仗义从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善良人充满爱心。这种仁爱的精神，是各种优秀文化的精髓。除此之外，他对任何现存的观念和制度都嗤之以鼻，无法无天。他之投身佛门，不是基于信仰，而是迫不得已。所以才有大闹五台山，以至于无法呆下去。

      他的朴实坦率和鲁直，让人很容易想起李逵。但是人们不会把两人混起来，原因就在于他的阅历比李逵要丰富得多，具有与各种恶势力长期周旋的丰富经验，所以比李逵要干练老辣得多。他虽质朴但却不轻信，不轻易让感情左右，始终保持着自己清醒的判断力。他在投奔李忠、周通以后，发现他们行事吝惜，不是久处之人，于是趁他们下山，偷了金银器，从后山上滚下。吃了人家的不思报恩还要做这种事，如果李逵，就绝不会这样。鲁莽而不失干练。拳打镇关西，刻划入微。如先放金老父女走，又怕店小二去通风报信，所以拿条凳子坐下，直到估计金老出了城门，方才离开。李逵是没有这样细心的。反招安，他与李逵的立场一致，但是表现截然不同。李逵是大骂，出于本能的不信任感情，而他则是沉痛地说，不济事，就像我的这件皂布直缀，已成黑色，怎能染成白的，这是基于深刻清醒的认识。两人在这一点上，自有差别。

      这是他性格中最有光彩的一面。但在义军事业达到顶峰之后，他的消极遁世的一面反而逐渐凸现出来。这在征辽后，为读者所见。虽说他生擒方腊，为朝廷和宋江立下了最后一个大功，但是每个读者都能看出，他此时是在尽最后一点兄弟的义务，已无刚进义军时的那股勇锐之气。从作品所提供的实际来看，他性格的转化有这样两个原因。首先最明显的是宗教影响。智真长老已经为他的结局作了宿命论的规定。“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因俗心未尽，杀生未了，还有正果。”再就是义军受招安的结果与现实黑暗的强烈反差超过了他心理的承受能力，使他觉得已经走入死路。这是他性格转变的社会原因。因为他已经清醒地看出，义军鼎盛之时，就是走向没落的开始，这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招安的必然。所以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就必然求助于宿命论，他的坐化令人心碎。这种极早抽身，反映了义军许多人的共同心态。这是作者陷入自身矛盾无法解脱后的结果。

      武松是梁山好汉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人物之一。他是勇与力的化身，一身武艺。是个地地道道的酒神。性格的基调是刚烈正直。出身于下层城市贫民。他的觉醒过程显得更为曲折。第一阶段是没有什么政治理想，有奶就是娘。上梁山前已经沦落到赤贫的境地，只剩一卷铺盖，流浪江湖，一无所有。这使他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同李逵一样，可以以赤子之心来面对世界，而无须有任何掩饰。因此他一出场像个无赖，正发虐疾，睡在柴进的游廊下，已经引起了主人的反感。他更多带有市民的流氓无产者的成分。并没有丝毫造反的想法。他的反抗，是逐步形成的。景阳冈打虎非常热闹，是水浒故事中最脍炙人口的名段，但其本身除了说明他的神威，和暂时改变了他的赤贫境遇外，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为此他当上了阳谷县的下层军官都头。他真可谓是忠心耿耿，早出晚归，为官府的事殚精竭虑。是个爪牙。兄长的惨死改变了他的生活。虽说杀死奸夫淫妇表现了他勇烈的性格，但仍然缺乏社会意义，至多说明了他不怕事，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事并没有动摇他对统治者的信仰，还是要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来办事。结果被刺配充军，他心甘情愿。这说明他对官府是合作的，没有反抗的想法。第二阶段是转变时期。他因行侠仗义，醉打蒋门神，又为报答张都监的知遇之恩，再次心甘情愿地当爪牙，除了讲义气之外，很难看出有什么社会意义，也谈不上什么正义性。而且在这时，对官府的信任还有增无减。结果受到陷害，不得已血溅鸳鸯楼，大闹飞云浦，出家当了假行者，落草二龙山。这时他的最终终目的仍是走招安一路，好受赦生还。第三阶段是走上彻底反抗之路。他在上梁山之后，受鲁智深影响较大，步军出战时，经常是他与鲁智深密切配合，组成一个战斗单元。而且在鲁智深坐化后，他主动要求在六合寺出出家，与智深的骨殖塔朝夕相伴。特别是通过自己的长期观察，认清了社会的本质，就是坏人吃香，像他这样的正直之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所以走上了坚决反抗。反对招安。在征方腊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带着残疾之身在六合寺出家，做了清闲道人。在这个人物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下层人民的被逼无奈，一步步地走上反抗的过程由与世无争到个人复仇，再由个人反抗到团结抗敌，反抗最高统治者。与人民的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一致。

      吴用是另一种人，下层知识分子。不是农民，也不是地主，就是一个智谋出众的读书人。过去的起义军中常有这种类型的人。走上反抗是出于不满于社会对自己的不公。满腹才学却无人赏识，怀才不遇。他是农村中的个穷教书匠，生活难以为继。所以刘唐给晃盖通风报信后晃最先找的就是他。作者通过他的建议和亲自去找阮氏三雄，表现了他过人的才智。他提出了不义之才，取之何碍的口号，定下了造反初期的专取不义之才的纲领，很能迎合人心。义军在初期的壮大，与他的正确的纲领关系至大。为义军培养了第一批骨干。他是梁山上诸葛亮一类的好军师。

      他对统治者的认识还是很清醒的。一开始是反对招安，但是看到宋江很坚决，知道没有别的选择后，又提出有条件的招安。在招安后发现朝廷不信任，又向宋江提出重上梁山的建议，但是遭到否决，只好违心地又收回。果真如他所料，宋江被害，他与花荣祭奠了一番后，双双吊死在楚州城外。他的身上既反映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动摇软弱，而其悲剧结局又反映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这类人的普遍绝望，没有出路的心态。据说安娜．卡列尼娜和阿Ｑ都是作者到最后无法为他们找到出路，只有死路一条。吴用也是如此。

      这些人的上梁山，都是逼的。但是，最能体现逼上梁山的“逼”字的，是林冲。林冲是个中上层军官，八十万禁军教头。出身于一个习武世家，有一身过人的武艺，过着小康生活，吃穿不愁，有个美丽贤惠的妻子。总的来说，过得不错。他也有牢骚，“空有一身武艺，却居于小人之下。但总的来说，他胆小怕事，安于现状，为人谨慎，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委曲求全。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他已经把拳头高高举起，但是又放下，认了倒霉。但是这也没能为他带来安全，高俅为了自已的螟蛉子，竟然要置他于死地。误入白虎堂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大转折。为了以后能够回来与妻子团聚，竟违心地招认“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结果一夜之间从人上之人变为人下之人，被刺配沧州。路上受尽迫害，甚至差点儿丢了命仍是隐忍不发。可见这个转折外在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生活剧烈改变但是人物性格变化不大。看守草料场又被高俅派来的人烧掉，而妻子也已自尽。这时他才一怒之下杀了陆虞侯和富安，雪夜上梁山。风雪山神庙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转折。这次转变实际意义远大于外在的意义。人物生活上改变不大甚至还有改善，但是人物性格已有了决定性的变化。从一个顺民变成了一个叛逆者。他之上梁山，充分暴露出官逼供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现实，逼，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他的典型意义还在于，苟且偷安是没有出路的，对于暴虐的统始者只能是以暴抗暴。和平主义，甘地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的实行是可以的，但要看对象是谁。在这类人中，他是典型化最高的一个。

      ３）第三类人是大地主贵族。这类人本是封建制度庇护的对象，是现行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他们也是现行制度的最坚定的拥护者。卢俊义是梁山好汉中关公一类的智勇双全的人物。“棍棒天下无双”。他始则与义军势不两立，甚至要填平水浒，踏平梁山擒拿宋江一伙。他的上梁山当然是吴用策划的结果，但是如果不是当时的统治者的腐朽昏庸，又如何能将信服他妻子与管家的半真半假的举报，又如何能将被劫持与主动入伙混为一谈？吴用又如何能够得逞？结果被投入大狱，差点儿没命。他上梁山的意义不仅在于打下曾头市，为晃盖报了仇，而且在于义军又得到了一位卓越的领袖，实力发生了飞跃，从只能与地方政府对抗转变为能直接同朝廷展开大规模的战役，并且无往而不胜。因此他是梁山事业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杨志本人地位并不算高，但他是名门之后，其祖曾挽救过宋室的命运，他对于朝廷的效忠，已经成为无条件的愚忠，是与家族的荣誉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别人谁都能反，唯有他不能。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厄运，最后是失陷生辰纲，使他一切生路断绝，也不得不上了梁山。柴进是个累代丹书铁券的大贵族，只是一个小小的知府的小舅子殷天锡为了霸占他叔父的花园行凶被李逵打死，就把他逼到了死牢里。

      这类人的逼上梁山说明社会的黑暗已经使得除了统治集团核心人物外，任何人都朝不保夕。社会已经到了总崩溃的边缘。

      从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物殊途同归，被逼上梁山的过程，表现了作者官逼民反的思想。这些人物系列揭示了统治者对社会各阶层的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客观原因。这个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是最突出的。作者表达这个主题题时没有简单化。这是《水浒》主题最深刻之处。

      二）真实地再现了农民起义的过程。

      作者以欣喜的心情描写了这次农民起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个人或小集团的反抗到有组织，有纲领，与封建王朝全面对抗的声势浩大农民起义的全过程。这种描写有很强的概括性。可以说，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教科书。毛泽东在《西行漫记》里曾对斯诺讲过这本书对他的深刻影响。他在有篇文章里举过三打祝家庄来说明摸清情况的重要性。

      首先，反抗在初始时总是自发的逃亡或啸聚山林。这只能称为武装闹事，还不能叫起义。往往是打家劫舍或拦路抢劫，除了糊口活命外，没有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目的很不明确。而在这个时期，也是最容易被被分而治之和消灭的时候。 其次，为了免于灭亡，就有必要发展成小股联合。作品中的智取生辰纲就是小股联合的开始。有农民、渔民、道士、知识分子和下层地主。

      第三步，在大闹清风寨和火并王伦后，义军才有了起义的性质。梁山水泊也成了义军的根据地。已经发展成与统治者公开的武装对抗。以此为山头，联合各地的农民武装，并且每次作战都分化瓦解，招降纳叛，不断壮大，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在这一阶段，斗争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打富济贫，到惩办恶霸地头蛇，到和官府对抗，而排定坐次后达到了鼎盛，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这已经是同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农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