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李白，恐怕无人不知不晓。他的平生傲岸、叛逆不羁的形象被后人拔高夸大，其实真是一场天大的误会。

　　李白并非像别人颂扬的那样远离权贵，而是一生都应酬周旋、奔走于朱门显宦之间。

　　从青年时代起，李白就遍访四川地方要员，拿着当时的“名片”投靠京城来蜀的官僚。为了十年寒窗脱青衿，一朝能为帝王师，他隐居岷山待价而沽，广汉太守慕名前去看望他，使他的名声渐大。

　　25岁的李白就展开了广泛的干谒活动，他不仅娶了唐高宗时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还先后向各地官员上书拜见，希望能荐用自己，但却大失所望而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

　　后来他来到了国都长安，寓居在玉真公主别馆，谒见了宰相张说的儿子、驸马都尉张土自以及一批朝臣大官，期望“攀龙见明主”，然而仍无结果，只好悻悻出京漫游，愤慨不平中写下了著名的《蜀道难》、《行路难》等诗歌，以此隐喻胸中磊落不满之气。

　　于是他改装换巾趋向山林，隐居蒿庐，交结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道士，试图走出一条世俗垂青、贵人揄扬的“终南捷径”。天宝元年（742年）初夏，隐居的李白被征召入京。他洋洋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认为自己将被重用，代草君言、建立功业，甚至把玄宗比作汉武帝，把自己比成司马相如。

　　入京召见于金銮殿后，李白果然受到皇帝重视，命供奉翰林，在一年多受宠遇的日子里，演出了七宝床赐食、高力土脱靴、杨贵妃磨砚、饮酒眠闹市、狂笔草蛮书等广为传诵的奇闻逸事。这更使李白满面春风，十分光荣，不得志时拼命想做官，得志后便尽可能明哲保身，于是他出入宫掖献赋作词，侍从皇帝讨好贵妃，交结王公大官赠诗宴酬，写了许多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无聊诗歌。

　　但不知是唐玄宗对他那些歌颂宫廷生活的诗词不感到清新、俊逸，还是翰林院里那些候补闲员的同事们谗言诋毁，反正没等到他“功成”便被“赐金还山”，实际上就是被皇帝下令驱逐出朝了。

　　李白对自己忠心报君之心不被理解感到委曲不平。他对好佞之辈的谗毁极其感慨，常常表现出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清高气概，但又十分留恋不舍宫廷侍从的生活，所以他不仅在皇帝面前以恭谨小臣礼范的形象出现，而且攀龙附凤心向往之的和李唐皇室联宗结谱，其矛盾百出的庸俗气简直让人不敢与他刚正傲岸的性格相吻合。

　　他颂扬唐王朝的列祖列宗，他讴歌唐玄宗是明主、英君、圣皇，甚至将皇帝比做太阳，从没有谴责君王的昏聩荒淫，他时时怀念玄宗的知遇之恩和供奉惠渥，他把自己比喻为被阿谀谄媚之流妒害的精卫鸟。因此，他是含着热泪离开长安的。

　　微妙的是，李白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下他在政治仕途上的失败苦涩，尽管这时他已44岁了，但仍匆匆忙忙按老路去赶行程。每到一处，他就与当地的太守、长史、司马、县令等官场人物上书赠诗、应酬宴请。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一些连史传都无记载的人物竟被他美誉为雄才豪杰，其目的是迫切的希望对方赏识自己，很多语气近于乞求。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的干谒自荐活动无人顾及了，他听到永王率军经营长江流域，便兴冲冲的跑下庐山进入永王幕下效力，试图奋剑运筹立功建业，谁知永王竟因“叛乱”全军覆没，李白南奔自首后以附逆罪投入监狱，差点被杀头。

　　幸亏御史中丞宋若思将他解脱，天真的李白又心血来潮，虽然他已61岁了，仍向朝廷“请缨”，准备投身军幕，但因生病不得不半道还家，后到当涂（今安徽当涂）去依靠“从叔”县令李阳冰，不到一年便悲凉地病死在这个小县城了。

　　李白一生思想上渴求入仕做官，人事上却几次难以遇合，在行为上功名强烈直至乞求权贵，在情感上凹凸不平愤世疾俗。在他留下的1000多首诗歌中，充满了浪漫气质的夸张之词，豪言壮语中时时表现出“平交王侯”的幻想，对现实不满集中于从政之志无法实现上，痛恨厌恶的只是阻塞了他上进之路的小人，而对皇帝、权贵则是慧眼没识他的才干。如果说他一辈子功未成、身也未退，那么他一生也未真正安安静静地隐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