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流行的“流行文化”一词，本来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色彩，指一种随着资本的流动而流行、批量生产、定向投放、具有程度不一的文化特征的消费品。这并不表示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工业化社会就无法制造出自己的流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中国近５０年来的流行文化划分为两个时期，即１９７９年之前和１９７９年之后。 

　　新中国成立的头五年，是中国流行文化年表上至为关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八年后开始逐渐成为国家的文化政策。对于社会主义文艺主要是为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强调，使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末期的中国文化，全部都具备了“流行文化”的主要特征，甚至可以确信，１９７９年之前的新中国文化，都是广义的流行文化。与此同时，新生的政权更急于创造出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流行文化遂进入第一次的大规模塑造，不过推动者并非资本，而是意识形态。 

　　然而，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者随即发现他们正面临这样一个局面————以现代文化工业角度来看，即一方面是对殖民地传统的彻底消灭，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不无艰难的去芜存菁，另一方面，是消费者激增，市场极度饥渴。 

　　在对本土的传统进行选择性继承的同时，流行文化的生产，更多的是把他人的产品毫无顾虑地拿来，当成自己的产品————这正是流行文化的另一个特征。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因较早投入社会主义文化的生产，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流行文化的主要供应者。在波兰、捷克和苏联国内，那些并不一定被视为流行文化的文化，一旦进入中国，立即荣登流行榜首。像《牛虻》这样一部爱尔兰人写的小说，半世纪来始终不见西方经传，却丝毫也不妨碍其成为一代中国流行文化“追星族”人手一册的革命言情小说。 

　　作为新中国几乎是唯一的外来文化补给渠道，苏俄文化对于中国流行文化的影响力之复杂、之持久，令人难以想像。直到今天，苏联早已解体，但是５０年前的苏联文化，依然是中国流行文化狂欢节中一个徘徊不去的幽灵。今天，当一个醉醺醺的中年中国男人在卡拉ＯＫ唱起《心儿在歌唱》或《山楂树》，依然有潸然泪下的可能。今年，曾经受过“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之心灵抚慰的几代中国读者，为普希金诞辰２００周年所举办的各种纪念活动，绝对不会在俄罗斯面前失礼。祭过诗人之后，一家公司则远赴乌克兰，试图以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流行文化工具之一的电视剧，来重新包装很可能已被原产地人民遗忘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是两部片名失败（按照当今流行文化的标准）、市场成功的苏联影片。作为反修防修以及历次党内路线斗争的必读教材，它们对中国流行文化的影响力持续了近２０年之久。以至于流行文化大师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这样描述一个北京小学生在六七十年代的语言—行为模式：当你想往下跳时，在空中要喊：“瓦西里”，落地之后，不管是躺着还是站着都要说一句：“布哈林是叛徒。”困了，想睡觉，上了床，要对自己说：“就这样，在地上，盖着别人的斗篷，睡着无产阶级的导师。”（注：均为影片对话或旁白）王朔解释说：（对于苏联电影的学习）“就像学习自己的神话传统的古老方言，那使我们看上去似乎变得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部落，从电影起源，长出自己的根，那几乎、差点发展为一门可用于流利交际表达思想的外语，你要不懂，就没法跟我们相处。” 

　　１９７１年，朝鲜影片《卖花姑娘》在中国上映，其热卖程度，致使江西数百人在电影院被挤踏至死，足令今之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失色。然而，中国观众对这部朝鲜悲情影片及其同名歌剧的追捧，除了当时严重的资源短缺之外，依然不能完全摆脱对苏联旋律的美好记忆。 

　　在苏联传统之外，５０年代初期留给中国流行文化的遗产，现在只剩下产自东北的秧歌舞。５０年后，扭秧歌这一载有某种“解放记忆”的流行文化产品，仍然不时地出现于官方、民间的庆典，以及北京某些马路两旁的空地。至于列宁装，据时尚专家预测，未来有可能以某种变体而再度流行。 

　　用了很多篇幅来回顾苏联文化的影响，是因为它具有的那种对物质的极端鄙视，对英雄主义的无限景仰的美学风格，深深地影响了出生在本世纪四五六十年代的整整三代中国人。今天，当我们观察或消费经这三代中国人里的一部分之手创造或传播的流行文化之际，实在不应将以上历史背景予以剥离。 

　　６０年代开始，中苏交恶，中国的流行文化也开始不再依赖进口。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大跃进民歌作为中国自产流行文化的代表作闪亮登场。虽然相当部分作品仍带有苏联传统，例如马雅可夫斯基的形式及其超现实主义色彩，其比兴和意象，毕竟均属国产。１９６２年，冷战全面就绪，中国流行文化的外来渠道从此一概断绝，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国产化。为民族独立事业献身的烈士，为解决短缺经济而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努力甚至生命的各行各业代表人物，被充分地载入流行文化，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被推至顶峰，大放异彩。 

　　如果我把始自１９６６年并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视为中国流行文化的空前繁荣，大多数文革的亲历者肯定都难以赞同。文革的确是一场残酷而愚蠢的文化浩劫，只是就“文化”而言，它在猛烈摧毁了旧文化的同时，更创造出一种在草根性、叛逆性、娱乐性等各种流行文化指标上堪称史无前例的流行文化。文革在内容上绝对是政治的，在传播方式上，却是百分之百的流行文化方式。为了把各种革命或反革命的理念向大家传播，传播者们在比较贫乏的物质环境下，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材料，征用了一切可供征用的符号系统，包括军装，军帽，红袖标，红宝书，海报，像章，忠字舞，忠字牌，对口词，批斗大会，漫画，高音喇叭，有线和无线广播，街头活报剧，传单，游街，游行，语录歌，大字报，小字报，样板戏，全国大串连，等等。在“媒介就是信息”的意义上，十年浩劫不失为日后流行文化传播方式的一次过于冗长的预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的流行文化另类，是国际共运及社会主义阵营分化之后的剩余产品，即《阿尔巴尼亚画报》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它们所展现的有限的欧州文化信号，为我国部分时尚人士在作派、服饰和发型等方面，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欧化”却能保证政治正确的参考。至于南斯拉夫电影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对尚未开放的中国流行文化施加影响，还要等到许多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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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每一个年份，做为中国人在文化上的集体梦魇，应当予以遗忘，不过，同一时期的西方日历上，却有以下年份和事件值得记录在案，因为在今天正强势影响着中国流行文化的西文流行文化的性格养成上，这些年份和事件具有宿命的含意： 

　　１９６８：中国造反流行文化（在西文的同步名称是：青年反文化，ｃｏｕｎｔ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开始大批离开城市，上山下乡。同年１月３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ｕｂｃｅｋ）当选捷克共党第一党书记，展开“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方案。３月１６日，美军在越南梅兰村展开灭绝人性的屠杀。４月２日至３日，西德三名大学生夜袭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揭开欧陆学生抗议的序幕。４月２５日，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５月６日，巴黎５月学运爆发，学生与警察展开巷战。６月５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１９６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 “早请示，晚汇报”成为珍宝岛事件带给文革流行文化的最新贡献。同年夏天，伍德史托克音乐节（Ｗｏｏｄｓｔｏｃｋ）在纽约郊外开幕，聚众约５０万人。同年９月，第一台计算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被成功地接入局域网。 

　　许多年以后，准确地说应当是从１９９５年开始，美国“大片”被引进，使中国观众得以随着《阿甘正传》对上述年代的倒叙，自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Ｄｒｅａｍｉｎｇ或Ｉｍａｇｉｎｅ的旋律中，尝试完成一次并不完整的流行文化对接。 

　　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８０年，伴随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中国的流行文化并不忙着创新，而是急于重新链接到被砸烂的五六十年代：世界名著被重印，热卖，以致出现二手市场；被冷藏已久的作家们漫卷诗书，把旧作整理成“重放的鲜花” ；大批“毒草”影片因“沉冤昭雪”之名而获解禁，老态龙钟的昔日舞台明星与新鲜出炉的奶油小生连袂献艺，殷勤备至地解救着嗷嗷待哺的受众。即使是当时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朦胧诗”，也不过是向三四十年代甚至是新文学运动早期风格的回归。当然，第一批被安排重新链接的名单上，绝不能遗漏了苏联。很快，电影观众在《列宁在一九一八》之外，终得重温尘封多年的《难忘一九一九》，《天鹅湖》的剧场完整版，也终于覆盖了《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惊鸿一瞥。 

　　比１９１９年更加难忘的，是１９７８年４月，作为文革后第一个到访的外国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由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率领，在北京红塔礼堂登场。《第五交响乐》和《蓝色多瑙河》，透过９英寸黑白电视机的单声道广播在中国绕梁三日。欢天喜地的中国文化人无不深信，从此以后，古典音乐、包括被他们归类为“轻音乐”的《蓝色多瑙河》之流，必将牢牢地占据失而复得的中国大众文化圣殿，在这个文艺的春天里，发育成未来中国第一个季节里的流行音乐。然而，两年后它们遭遇了邓丽君。 

　　结伴一起来赴中国流行文化盛会的，还有三洋牌卡式录音机、喇叭裤、长头发、走私电子手表、迪斯科。及至８０年代中期，这场盛会已经演变成狂欢节，奇装异服的港、台歌曲成群结队，或烟视媚行，或呼啸而过。在１９８０到１９９０这整整１０年间，尽管国产的流行文化工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跃进，例如以崔健为代表的“红旗下的蛋”不仅在全中国蓬勃孵化，而且远销海外，然而，开凿于８０年代初期的港、台流行文化输入渠道，却一直不见断流。品种中，从歌星，电影，电视剧，到流行文学；人种上，由琼瑶，三毛，席慕容，梁羽生，金庸，亦舒而张曼娟。琼瑶的作品，在陪伴内地的少男少女们怀上第一春的同时，也替港、台流行文化的一大批过气明星找到了第二个春天。至于若干年后，做为一种回赠，汪国真诗集之为台湾青少年读者所喜闻乐见，对于以琼瑶为首的台湾流行文化耿耿于怀的内地文化教育人心里，才算是银货两讫，互不拖欠— ———包括“格格”在内，这都是后话。我要着重指出的乃是：在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却使用同一种文字的两大流行文化产区的共同参与下，今日中国流行文化之繁荣，之庞杂，之包容，已经为下世纪发展本土的创意工业奠定了基础。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５日，中央电视台首次通过国际卫星转播了世界杯阿根廷对荷兰的那场决赛；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农历正月初一，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条电视广告：长度为１·５分钟的“参桂补酒”；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５日，上海《文汇报》在第３版刊登了第一幅外国商品的通栏广告———雷达表。 

　　中国流行文化之有今日，绝对不能忽视了传播媒介在近２０年中的惊人成长。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从１９８２年的６５９家上升至１９８６年的２１５１家，期刊总数也在９０年代中期达到８３００种。报业的广告收入，由１９８３年０·７３亿飞升至１９９４年的５０·５０亿，而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数目，则从１９８３年的１００多家上升至１９８８年的４００多家。诞生在１９５８年的中国电视台，目前已经发展到３１２５家，拥有２亿７０００万台电视机和９亿多电视观众，电视台数量之多，超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前苏联、加拿大等１１个国家的总和。与此同时，媒体在流行文化上之制造者与传播者的双重角色也日渐突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历经近２０年，至今仍不失其中国流行文化之奥林匹克大会的江湖地位。 

　　电子媒体在流行文化上的又一巅峰表现，是９０年代的同步热遍内地及港台地区的卡拉ＯＫ。作为流行文化创造的另一个大众神话，卡拉ＯＫ的发明者、５９岁的退休神户鼓手井上大辅，最近获《时代》杂志选为“２０世纪最具影响力的２０位亚洲人”之一，与甘地、毛泽东等并列。理由是：甘地和毛泽东发动的革命改变了亚洲的白天，井上则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说到日本，这个长期在中国流行文化中扮演“有趣的坏蛋”的角色，早在卡拉ＯＫ之前，即７０年代末期，就以《望乡》和《追捕》以及泽田研二在片中那倦怠的歌声，向中国流行文化消费者提供了最强烈的视觉及听觉冲击。随着山口百惠主演的电影、电视剧的相继上映，日本投射在中国流行文化中的影子越来越大。９０年代，日本在大量开发生产电子玩具的同时，一改过往只事生产或购买媒体（例如日本流行工业对邓丽君的包装和制作）的文化偏科，开始透过港、台向中国输入土产的青春偶像剧，并且同时在上述三地创造了以日剧为核心的一整套流行文化。在中国的流行文化中，成功地洗去了长期的反派形象，代之以如花似玉的新好男女。然而，无论是过去的坏蛋，还是今天的好人，日本对中国流行文化的投射，皆非其主动而为————这里不得不提到ＶＣＤ的出现以及盗版。尽管ＶＣＤ的盗版活动终将绝迹，不过对于盗版ＶＣＤ的另类消费经验以及另类美学体验，始终在中国流行文化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琼瑶挟小燕子在本世纪行将结束前的卷土重来，给中国流行文化在２１世纪的发展带来了一点重要的启示：流行文化作为创意工业的一种门类，将不再更多地涉及品味以及种种明确的价值判断，而是以娱乐性为重。当我们把流行文化在概念上转换到创意工业，实际上更像是在谈论另外的一件事。目前在国际经济学界被广泛谈论的创意工业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正试图把流行文化在下一世纪引向全新的境界，同时，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也对流行文化的生产和销售进行着夜以继日的颠覆和创造。对于我们来说，亲历了Ｈｅｌｌｏ　Ｋｉｔｔｙ和Ｓｎｏｏｐｙ的疯狂热卖，参与了英超和ＮＢＡ的全球收视，不说好莱坞，更不提迪斯尼，只是在看了英国音乐议会（ＮＭＣ）发表的这份调查报告之后————该报告显示：英国的音乐贸易出口，年度净赚约５亿１９００万英镑，相当于英国钢铁工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仅次于苏格兰威士忌和一级方程式跑车的生产————应否自问：在充当消费者的同时，我们能不能同时也成为制造者，甚至成为流行文化进出口贸易上的顺差制造者？ 

沈宏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