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奇现象”能否燎原

　　王生英是河南一个贫困山村的女教师，1993年，月工资只有40元的她和丈夫一道卖光了家里的大豆、玉米等口粮，刨光了家里的大小树木，找人赊砖借瓦，一起挖沙、刨石子、搬砖、和泥，熬过不少不眠之夜，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了一间大教室，容下了几十个学生。

　　而据王守奇介绍，在他所在的双峰乡，曾经就有8所类似的寄宿制学校，如今已经垮了4所。

　　“他们是很理想化的人，是教育界的苦行僧”。中央教育科研所副研究员王化敏对这些老师赞不绝口，“他们常常处于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承担起了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体现了中国人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气质”。

　　“这种精神境界和苦难，是城市某些眼里只看到利益和金钱的老师无法想像的。”王化敏说。

　　但她强调，不能苛求更多的“王守奇”出现，政府树立起一些乡村教师的典型来歌颂，同时也应该解决他们面临的具体问题。

　　在王化敏看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口号应该由政府落到实处。“政府不能只要求老师有责任心，它自身也应该负起责任”。

　　经费短缺，乡村教育首当其冲

　　有人认为，王守奇的出现既反映了贫困地区教育的无奈，也映射了政府部门的失职。

　　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教育经费之重，绝非县级财政所能承受，但不可否认，“穷”，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做“甩手掌柜”的借口。而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乡村小学。

　　王守奇告诉记者，南部县是四川省最穷的县之一，在那里流行这样一种办学思想：县里办的（高中）县里管、乡里办的（初中）乡里管、村里办的（小学）自己管。一位县委书记曾经握着他的手说：我们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的奉献，但县财政实在拿不出钱支持你。

　　小学教育的重担就这样不可避免地落在了王守奇的肩上。

　　县财政很穷，村里就更加不可能有钱投入教育。连建学校这样的大事，还得他带头募捐，发动群众捐款捐物。

　　而据记者了解，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1993年，一场暴雨冲垮了河南省林州市横水镇卸甲平村小学原本破旧不堪的教室，王生英老师请求村委会尽快盖几间教室，得到的回答是“村里穷，眼下拿不出钱来。”于是，她只好领着学生在野地里上课，一场倾盆大雨把孩子们吓得乱作一团，她再次把情况反映到村里，仍然没有结果。最终，她腾出家里的房子作了教室，并进行了扩建。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张玉林副教授在2004年第4期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上撰文指出：从1985年～2002年的18年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短缺10100亿元，其中在1996～2000年间（正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冲刺阶段），每年的短缺额都在1000亿元左右。

　　师资培训：难以实现的梦

　　叶本翠老师是湖北省谷城县赵湾乡中心学校的女教师，已经教了4年英语的她，到去年才用上录音机，但磁带还得找人借。

　　她认为，没有钱的直接后果就是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条件无法改善。

　　这所学校共有800多名学生，14个班，而50多位老师大都是本地人，很少有外来的。其中真正从英语专业毕业的老师只有一位。2000年，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教了10年语文的叶老师改教英语。

　　学校选择她的理由是：她在高中时的英语成绩不错。

　　“这种随时抓教师的现象很普遍，”叶老师说，“对于历史、地理、生物、音体美等课程，通常是谁适合带就谁带，没有什么选择的标准。”

　　带两个年级的英语和一个年级的生物，叶老师的压力很大。而最让她苦恼的是，一年到头基本没有培训机会。

　　刚做英语老师时，市里有一个半年的培训，但学校没钱，她只好放弃，然后自己找些英语听力磁带和资料，边学边教。她告诉记者，学校实行新课程改革，但一个学科只有一个老师能去参加培训，然后由他们回来传达、交流。

　　“我很希望能脱产一两年去大学学英语，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叶老师只有苦笑。

　　而在类似王守奇老师的学校，老师简直就是全能了：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画画等等课程都要教。王老师很难过：“和城里的老师相比，我们付出更多，却很难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想想感觉挺对不住孩子的。”

　　谁解乡村教师之痛？

　　王守奇老师这两年能够按时拿到工资，他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不再拖欠教师工资，在当地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他很少想过去找县财政要钱，“县里也很穷”。逢年过节，政府领导上门看望他，还送点白糖，这已经让王守奇很满足了。

　　 叶本翠老师的丈夫也是学校的老师，1998年的一天，他去离校30公里的村走访流失学生，途中所乘货车坠入30多米深的山谷，他的颈椎骨被摔断，耳朵也挂掉一只。住院期间，县教育局领导来看望他，送来了100元钱和一个饭钵。两个多月后，丈夫出院回到学校继续执教，叶老师问学校：有没有公伤补助？得到的回答是：县教育局不是给了100元吗？

　　此后6年，尽管丈夫有严重后遗症，每年都需要一笔不小的医疗开支，但叶老师和家人没有再向学校提过任何要求。

　　这些可敬的乡村教师能够理解政府的难处，但政府对他们又是否尽到了责任？

　　王守奇老师嘱咐记者一定写上他说的这句话：“国家应该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最基层，放在边远贫困地区，因为这才是中国最痛苦、最需要支持、鼓励和安慰的地区。”（摘自：中国青年报 记者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