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 雷实

      当前正在酝酿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改革，是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整体性课程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对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知识结构、实践能力、身心健康、创新意识、审美情趣等基本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文课程改革应根据这些要求，从中小学课程的整体性改革目标出发，全面认识其学科性质，调整其价值取向，重新确定它的目标体系，更新知识内容，变革教学方式。为此，应就语文课程改革的基本观念继续深入讨论。前段时期国内就语文教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笔者从中受益良多，现结合近年来的调查、讨论、教材分析以及国内外课程标准的比较，提出若干个人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工具性与思想性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尽管不宜以此推演出“语文学科就是工具性学科”，而忽略了它的其他特性，但任何时候也不能否定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征。20多年前，在语文的工具性上进一步取得共识，这是拨乱反正的重大成果，是20年来我国语文教学取得重大成绩的重要保证。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我们对工具性的内涵、具体目标等又有了新的认识，对语文教学实践中为体现这一特性要求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偏失作出了反思，甚至是尖锐的批评。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语文学科工具性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否定的。时代在发展，体现语文教学的“基础工具性”的目标内容更为丰富，原有的目标结构也需要调整。例如，中小学语文是突出“言语交际”的实用工具性目标，突出认知发展目标，还是突出“应付考试”的工具性目标？如果是突出“言语交际”的实用工具性目标，教学就要保证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具备良好的语文素质，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读、写、听、说的训练要为这一目标服务，要与现代生活的实际需要相联系。训练内容、方法、评估目标、评价方法均要与之适应。如果语文教学只是或主要是对付考试，而考试的频繁、考分排队、考试方法的僵化，则使近些年中小学语文课的“工具性”产生了某些“畸变”，变成了应付怪题、偏题、似是而非题的“应试工具”。这里不妨将９０年代初与８０年代初的语文教材作些比较。应该说，９０年代初的语文教材在许多方面比８０年代语文教材有着多方面的进步。但９０年代初语文教材里显然多了不少莫名其妙的“判断题”“选择题”，这是考试方法探索中所走的弯路。由于我国中小学各级考试特别频繁，不少教研员、教导主任、教师经常要出试题。他们往往无时间，也无力去认真推敲这类试题，于是，有关这类客观题的笑话百出，媒体揭示出来之后，以致引起社会的哗然，语文教学界也感到脸上无光。其实，最苦的还是中小学生，他们要费力去背所谓有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之类的晦涩标准答案，要记住只能用哪个字、哪个词。学生觉得背这些东西负担重又没有用，很苦恼。广大教师对此也很苦恼，束手无策。我们理解这种苦衷，但必须改变这种现象。不能将语文的工具性变为应付考试的“敲门砖”。还应看到众多的优秀教师，一些有特色的教材，在“工具性”要求上坚持正确目标，创造性地发展了语文教学，他们的成果为新世纪的语文教学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经验。

      工具性问题的偏失还有一些是要求过高，过于繁杂，需删繁就简，如小学启蒙阶段的拼音要求、写字要求，中学的语法修辞要求等。这涉及专门领域的研究，要有相关学科的研究为佐证，要对２０年来此方面的改革实验作出科学分析。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鲁迅先生认为方块汉字“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1］７０年代末，吕叔湘先生说：“十年的时间２７００多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文，却又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９０年代，著名作家、教授批评语文教学，其中有一个原因却是：他们自己也做不好中学生的语文试卷。这是在批评要求不当，过深过难过偏。相信２１世纪仍然会有著名学者激烈批评语文教学质量不高，目标不对。在虚心接受这些批评时，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学会”的标准是什么？怎样才算“过关”？哪些要求是合理的？哪些要求苛刻而无用？还应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许多专家指出中小学生读写内容陈旧，面临知识的更新。为此，必须从２１世纪的中华民族的振兴出发，让学生完整地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还要让他们了解人类文化，促进世界理解。语文教学涉及的知识内容，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通过听说读写训练，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语文能力，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为此，必须反思我们的能力目标。第三次全教会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我们应以这一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中小学语文能力目标。

      综合我国语文教学的优秀成果和国外母语学科最新标准内容，试列举一些语文能力要求，作课程标准研究之参考。

      １．为某一特定目的，主动地选择阅读材料的能力；

      ２．能从多种文化角度和不同历史背景来阅读作品；

      ３．阅读时能提出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

      ４．能从阅读材料中找出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井受到启示，进而找到别的方法；

      ５．能对阅读材料作出独立判断，分辨可靠信息与非可靠信息、有益材料与有害材料；

      ６．能分清虚构与真实，写虚构作品大胆想象，写实作品务必核清事实与数字；

      ７．交谈有信心，能通过交谈获取信息，取得支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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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能认真地听取各种意见，既不屈从也不固执；

      ９．有为自己所写所说负责的责任感。

      我们曾将上述能力要求设计成问卷。向初中生做调查。其中有一题是：“上语文课时，你是否有机会针对课文、课文的提示、说明、老师的讲解说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回答“很少有、完全没有、讲了会挨批评”的占５８％。从教材比较分析和问卷调查中，都可以看到许多重要能力，在实践中并未给以应有的重视。今后的语文教学确实要在培养创新精神，培养搜集、整理信息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多做研究。

      关于语文学科的思想性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研究。

      （一）语文学科的思想性是指通过请文教学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这是语文课程重要而又必然的目标不论建国以来的语文教学发展史上出现过多么严重的偏差，今后任何时候也不能否认或削弱这方面的目标要求。有关课程的国际比较告诉我们，任何国家，不论其制度如何，必然是以其社会的主流思想，以其民族的文化传统来决定课程的价值取向。好多国家的母语课程标准虽都有重视文化熏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要求。如美国加州最新制订（1997年11月14日通过）的《英语课程标准·序言》里说：“良好的交际能力——读、写、听、说——是人类经验的核心。语言技能是基础工具。不仅是进一步学习和事业发展的基础，而且能丰富人的心灵，培养负责的公民，形成国家是一个集体的观念，”一些西方国家母语课程标准特别强调语言学习与文化的关系，从其提供的文化背景、学习及研究内容看，“西方中心”倾向十分明显。德、英、法等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特别重视本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当然，有的国家课程标准对该国社会上有争议的价值观问题，则尽量避免，或让学生自作判断。

      （二）新时期的语文教学要强调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是课程设计中的重要目标。当今世界各国都注重把道德价值观念结合进“课程设计”之中。关键是强调什么样的价值观念，确立哪些思想教育内容。１９８０年在１６个国家代表参加的道德教育会议上，“各国的道德教育计划所强调的道德教育价值观念可分为如下几类。

      1．价值标准：合作、正直、和蔼、孝敬长辈、社会正义、尊重他人、公民精神、负责任、尊重人类尊严、人权、劳动尊严等。

      2．有关个人的价值标准：忠厚、诚实、守纪律、宽容、有条理、襟怀坦荡、上进心强。

      3．有关国家和世界的标准：爱国主义、民族意识、和平的公民责任、国际理解、人类友爱、民族间相互依存的意识等。

      4．认识过程的价值标准：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辨别真伪、追求真理、慎于判断等。[2]当然，我们在讨论母语教学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教育内容时，不能离开本民族伦理道德标准。当今中国，弘扬优良的传统道德（包括革命传统），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改善社会风气，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都具有重要意义。怎样认识这些传统呢？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伦理道德的优良传统主要有四点：（1）爱国主义思想；（2）人格价值观念；（3）人际和谐思想；（4）社会责任观念。”

      他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陈腐观念主要有两点：一是等级意识。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不平等《二是儒家学说的迂阔倾向，即割裂了道德理想与物资利益的关系。”他还指出：“中国古代自两汉至明清，二千多年来，受儒家影响，实行礼治，礼治重视等级秩序》重视感情关系。制则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古代法家主张‘法不阿贵’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法家所谓法治是专制主义的法，维护君权，是不可取的”。[3]这些论述值得我们重视。

      对中小学生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这一点必测坚持，但是，我们往往狭隘地理解“正面教育”，从选文到学生习作都重在表现“大好形势”。路子太窄，如果处理不当不仅挤掉了重要的思想教育内容，削弱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能力，还失去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有些五六十年代的文章，陈旧的政治思想观念十分明显，老师很不好教。改革开放，已经２０年了，我们不能仍停留在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上。那些作品不是不能读，而是要站在新的高度，对其作历史分析。有的小学语文课本里，介绍外国人（主爱是少年儿童）生活的课文，都是写他们在受苦受难，而且大多是上世纪的事，以此贯彻小学语文大纲的要求：“了解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从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但实际给以的是一种扭曲了时空关系的比较。时至今日，语文课企图这样去加强思想教育，必然苍白无力。当今世界，战争、灾害、环境恶劣。经济落后、物资匮乏、压迫剥削、专制霸权等给儿童带来的痛苦比比皆是，我们必须跟上时代，让学生了解“当今世界图表与种种矛盾冲突”。

      再如写作说话必须实事求是，必须为自己所说所写承担责任，这是一个最为基本的素质要求，是我党一贯提倡的优良文风，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就有过“驷不及舌”“言必信”之类的古训。国外有的母语课程标准，从低年级就提出“有为自己所说、所写负责的责任感”，强调“调查研究，用事实支持观点”。我们往往错误地理解“正面教育”和“思想健康，教材选材要反映大好形势，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应该有一个前提：实事求是。有些作品是在讲套话。作文一味地要反映大好形势，小学生、中学生都学会了编造“感人肺腑”的假故事（这也与写作路子太窄，限制太多有关，如只着重写一两件事，表现一两个人），再如“新闻写作”的学习，并不仅仅是了解新闻写作的套路，更重要的是了解新闻写作的应有态度：客观、真实、及时，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同时也应该有对假新闻的谴责，对敢于揭示问题（如焦点访谈）新闻的赞扬。不顾事实，刻意去编大好形势、感人故事，这是很不好的学风、文风，当代中国语文教学课程且标中仍有一个“文风”问题值得重视。

      （三）正确对待中外文学遗产和当代文学作品。

      从大纲的基本篇目和一些语文教材的选篇来看，或多或少令人感到有一个阶级斗争的“滤色镜”在决定我们对中外文学的取舍。如《诗经》，只选《君子于役》《伐檀》《硕鼠》这类篇目，连５０年代的初中课本部选中了的《关雎》《木瓜》似乎都够不上标准。其实，“诗三百”类古典文学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人气质的熏陶作用是深刻而丰富的，削弱了这种丰富性、深刻性，对人的和谐发展是不利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还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学传统，都应该给以重视。国外的文学作品现代的少，对一些经典作品的解读，也需要重新认识。怎样对待现代文学作品，是要深入研究的问题，需要相关学科的配合。是不是“解放以前的作品少选或不要”，我看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割裂历史，这就像不能无视曲折错误一样，同样不能无视伟大成就和艰难的探索。当代文学的新探索也要适当地让学生有所了解。尽管在选文上要求重视建国以来的作品，但对改革开放２０年来有影响的活跃的文学作品却很少反映，是不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难有“定论”，未成为经典，就难进入课本？我想也不能这样看。一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从各种传媒中，经常在阅读五花入门的东西。二是因为我们的语文教学就应该培养学生分析、解释、判断，评论“未成定论”作品的能力。在许多国家的母语教学中都让中小学生结合历史背景分析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文学作品，知道这些作品是怎样反映和影响他们所处的时代。许多时候，并不要求有统一的答案，因为对文本的学习，容许编者和读者的再创性解读。这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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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教学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十分重要，以什么样观点进行教育？应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的政治路线为根本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刻意去争论“姓资还是姓社”（这类问题在语文教学大纲、教材阐释中仍有残留，以至在语文教学中某些观点落后于党史、文学史、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前进步伐）。

      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面向未来，要跟上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发展的步伐，要有语文学科特质，从内容到方法都要受到学生欢迎，才有效果。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如果轻视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知识教育和人格培养，那就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的轨迹。”语文是重要的文化载体，语文学科应在符合时代发展的价值取向指导下，利用自身优势，把这几个方面要求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热爱人类文化，热爱中华文化，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应在促进学生建立公民责任感，提高道德修养，陶冶高尚情操，形成健全人格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二、人文性与科学性

      当前被提到实出地位的是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这一概念比较复杂，使用者有不同的视角，给以了不同的解释，在此有必要做些分析。如果提出人文性，是为了将语文当作“人文学科”来论述它的性质，那么语文和“历史、政治”等学科一样，只是对应于“科学学科”，提人文性并不能确切地表明语文学科在人文学科里所独具的特有性质。从近年来语文教学界提倡人文性的一些论述肴，多是强调语文学习的文学熏陶、文化价值、审美教育、情感培养、人格完善等诸多“非工具性能力”豹培养目标。还有“灵感、顿悟、直觉”等“非逻辑认识能力”的培养。其中，关于人格完善、情感培养中有着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的内容，这与“思想道德教育”目标又有相通之处。重视语文教学的人文性，有益于发挥语文审美功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有利于学生的情操陶冶、人格完善和悟性发展。提倡人文性，也是针对语文教学中的某些“科学主义”倾向造成的“繁琐、割裂”而来的、如生硬地编排知识能力的“科学训练体系”，刻板地追求语言思维发层的“逻辑体系”等，固此具有纠偏作用。

      提倡人文性这一思潮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强调人对世界的优先地位，把人性、人的价值、人的异化、人的解放作为理论研究对象，其教育主张重在个性伪发展、情感的和谐、环境的熏陶、内心的体验；看重想象、直觉和创造性表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崛起，是现代教育主智主义过分嚣张之反动。”[4]当前，在语文教学界，更多是对“一切为了应付考试”这种功利目标的批判。这种冲击是有意义的。但要清醒地看到，教育的选拔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在长时期内考试竞争将仍然激烈，许多用意良苦的目标举措在考试面前难免畸变。在主存发展与和谐发展的两难选择中，旧的习惯势力往往让孩子选择前者而暂时牺牲后者，或者先求前者再求后者。为此，语文界也将不断地讨论这一闷题，克服语文教学中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弊端。

      人文性、工具性、思想性三者（或加之其他特性）既有区别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将其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也是不妥的。有这样一种论述，认为中国语文教学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是思想性浪潮，第二次是工具性浪潮，而人文性则是当今的第三次浪潮，现在应高扬人文性的大旗改革语文教学。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因为思想性、工具性、人文性这三者井非是后者否定前者的递进发展关系，不是后者比前者更先进，而是是否得当问题，是如何把握好关系的协调发展问题。它们之间完全不同于托夫勒所说的“三个浪潮”。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好又容易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

      另外，应该看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一些倡导回到“田园诗般境界”的主张，一些过于“空灵”的设想，脱离了现实，没有正视“语文是非下苦功夫才能学好”这一经验之谈。我们还应看到，“人文性”相应于“科学性”，只是认识的一个方面。科学不仅是原理，概念、知识，还有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我们还应该提倡培养学生怀疑、批判、研究、求实、创造等现代社会必须的基本素质。

      语文教学同样要让学生了解科学的进展，学习科学的表达方式，从而树立科学态度，培养创新精神。现有的多本语文教学大纲里都谈“语文学科是学习其他各门学科的基础”，“是继续学习和将来从事工作的基础”。“其他学科”和“继续学习”就包括科学领域内容，学生将从事伪工作离不开科学技术。现行教材有不少科普作品，其宗指是让学生丰富这方面的知识，增强这方面的能力。从“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战略出发，我们的语文课程目标还显得薄弱。教材中的有些科普内容陈旧，语言也欠生动。发达国家的语文课程标准中十分重视这方面的阅读和写作。如美国宾州的阅读与写作学术标准除要求阅读文学作品外，还要求解释“非文学材料”，包括图表、照片，要求使用卡片目录、电子媒介、百科全书、年鉴、图表集、政府资料等去完成阅读写作的研究任务。要求“分清事实与观点”，分清“获得的信息是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二手资料”。从小学开始就要求研究性写作后要附“参考书目”。美国中部六州的语文标准中，要求初中生写商务信函，写调查报告，要求高中生“使用各种原始文献收集资料”，“思考原始文献作者的目的，可信度以及眼力”。“综合多种研究学科的资料，获得超出一门单个学科固有结果的讨论。”他们用作“阅读评价范例”的文章，内容多是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的综合。“写作评价范例”的作文题，也有不少要求学生有广泛的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积累。语文教材里有许多最新科技、商业信息。现在人们常说“ＺＩ世纪将是知识经济时代”，谈“全球一体化”。面向高科技的竞争，我们的语文教学绝不能削弱科学性；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必须提倡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现代人文精神与现代科学精神的双向拓展。

      三、语文课本与语文课程资源的再开发

      学生的语言发展，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主动发展。语文学习应该是个性化的、愉快的、富有挑战性的。学生在进入学校以前，就具有丰富的语言知识和相当的语言能力，如果学生自身的兴趣和潜能得到激发，知识与能力就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听说读写除了是一种交际方式外，还是学习者自我发现、自我享受，逐步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认识论思想的个人需要和个人行为，因此，要鼓励独立思考。课程计划要留有足够的空余时间，让学生自由阅读和写作。然而，课程计划的高度集中，教学方式的普遍单一，严重阻碍了学生的主动发展，阻碍了教师主体创造精神的发扬。课程改革应在教学方式上作出规定，把学生从灌输的“问题山”、折磨人的“练习题山”中解放出来（李吉林老师语）。

      现在的语文课本多是由一篇篇的范文组成的。课文只不过是个例子。怎样对待这些“范例”是极值得研究的课题。范例之后是什么？是让学生“尽信书”，尽背书？还是通过“范例”学习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让学生尽信、尽背编者对课文的解释与发挥，还是让学生有自己的感受和见解；是让学生从书本到书本把富有生命力的文章变成空洞的文学套话和脱离实际运用的语法修辞考核，还是从社会生活的实践，从青少年的身心特征和言语交际的需要出发，让他们的学习充满生命力。现在，有的教材中，编者的提示、练习、思考、介绍等之类的文字与选的范文相比，字数几乎相当了。这些体现了编者对范文的“解读”，体现了编者的语文教学价值取向和教学方式的提倡，很有必要对其评价分析。要分析哪些是睿智的，哪些是实在的，哪些是独有风格的，哪些是显然错误或落后于时代的，哪些是平庸的。这有益于制定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有益于制订新教材编写指南。

      一套好语文课本是中小学生学好语文的重要保证。但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仅靠一套语文课本——哪怕是好课本——也不能满足现代语文学习的需要。语文教学应该与学生生活、社会实践、其他学科紧密联系，这既是信息社会的需要，也是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新的内容需进入课程，现代人的读写范围在扩大，必然涉及以前未遇到或较少遇到概念和非文字材料（如图表、数字），涉及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其他学科也有听说读写要求。语文学习领域更为广阔，它不是一套语文课本所能包容的。而且，传统的“语文学科”概念正在被突破，语文的学习应是统整的、综合的、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刘国正先生在调查宜昌市语文教学改革时说：“只要课内不要课外，或者重视课内忽视课外，语文教学都是不完整的，都是肢脚的，不可能走得快，走得远。特别是失掉课外这一头，就失掉语文教学与生活相联系的契机。”“课内和课外，是语文教学的双翼，只有双翼并举，才能自由飞翔。”［５］课内外相结合的学习、各学科互相渗透的学习、综合活动性的学习、专题研究性的学习等，都是为了紧密联系实际，培养语文实践能力。这些在未来的语文学习中将大力提倡，并要给以制度保证。因此，建立可供选择的、有弹性的、课内外相结合的课程结构，有利于学生的主动活泼发展，有利于联系生活实际，培养综合运用能力，有利于发挥地方、学校在课程改革中的主动作用。

      现在，通过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的义务教育语文教材已有多套，另外还有多种未审定的实验教材。一纲多本的局面开始形成，这有力地推动了语文教学改革。但由于大纲的某些要求限制性太强（如占满了学时、规定了基本篇目），地方进行课程改革受到了制约。而地方行政基本上控制了本地的教材使用权，学校进行语文课程改革的余地就极为有限了。通过综合性的主题活动、课内外相结合学好语文，我们也有不少先进经验，但对大多数学校来说，还只是一种提倡，并无制度要求。要发挥地方、学校在课程改革中的主体作用，必须在课程总体设计中，在课程政策的制定中，给以有力保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改变课程过分强调学科体系，脱离时代和社会发展以及学生实际的状况”。将课程结构规定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三大块，意在明确地方、学校改革课程的义务和权力。国家课程从全国出发，保证课程标准的基础性和统一性。地方课程、学校课程是国家课程的重要补充，它们既能加强课程的地方适应性，也有利于课程及时反映最新科技进步、社会变革、文化发展。地方课程、学校课程的设立，实际上也是课程资源的深度开发和课程权力的重新配置。一些国家和地区早有开发这类课程的传统和制度。我国台湾省在１９９８年公布的《九年一贯制学校课程纲要》中规定各校要成立“课程发展委员会”，负责开发和审查全校各年级的课程计划，“以确保教育质量”。我们也有许多开展教育实验的中小学，有自己的课程改革举措，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具备了开发学校课程的条件。但对大多数学校来说，于此仍然陌生，感到缺乏主动开发的能力和条件。如果在新的课程框架中有了学校课程这一块，将会成为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很好条件，同时也给语文教学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求国家真正放权，地方真正放权，防止在课程开发上的互相割据，切实做到一切为了少年儿童，让校长、教师的改革天地更为广阔。在课程开发上，完全集中与地方割据都不利于学校课程的充分开发。这就要求校长、语文教师掌握语文教学的发展趋势，发掘本地的课程资源，为学生的充分发展，运用好手中的课程开发权力。围绕这一改革将有许多前期研究和培训工作，现行语文教学研究、辅导、评价的运行机制也将作出相应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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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语文课程改革任重道远，如果我们在改革的基本观念上充分讨论，能够在认识上提升一步，就为具体的改革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在前期尤为必要。

      注：

      [1]鲁迅：《关于新文字》，《鲁迅全集》第６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６０页。

      [2]Ｓ．拉塞克Ｇ．维迪努著、马胜利等译：《从现在到２０００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3]张岱年：《传统伦理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载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７日《光明日报》。

      [4]陈照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复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自序，第４０页。

      [5]刘国正：《展开双翼才能腾飞》，载《人民教育》１９９８年第７、８合期。

      参考资料：

      The Mid-continent Regional Education Laboratory，Language Arts．

      http//www．cde．ca．gov board/standards.html English-Language Arts Content Standards for Califo-nia Public Schools． 

      http://www.merel.org/standar-benhmarks/docs/chopter 10.html.

      Pennsylvoa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Education Division of Evalution and Reports: Reading Assessment Hand-book Writing Assessment Hand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