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奥妙不是常人可以解知的。

　　王圆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圆箓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无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奇人遇奇事，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

　　王圆箓（约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县。他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为了能更好的清修，王道士决定将莫高窟改为一片道家净土。他四处奔波，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

　　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王道士再次登上了"三宝殿"，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可叹的是这位汪知县仅仅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从此再无下文。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称得上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倒是仔仔细细地看了，但他既未估量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也没有考虑如何保护藏经洞，只不过是从书法的欣赏角度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但目的是为了充实他正在撰写的《语石》一书。叶在《语石》一书中说："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可以看出，叶昌炽对藏经洞古物的鉴定是非常正确的。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箓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圆箓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斯坦因曾这样叙述："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乱堆在上，高达十尺左右。""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这次斯坦因用200两白银就换去了24箱子遗书和遗画及其它文物5大箱。斯坦因历经1年多时间，才晃晃悠悠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当是中国的国门是大开的，没有任何人过问。

　　据分析，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清政府对斯坦因盗走敦煌宝卷一事不闻不问，这一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希伯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希伯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可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

　　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即便"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圆箓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

　　1931年王圆箓在敦煌去世，他的墓塔如今依然矗立在莫高窟的大门前，世界各地慕名而来游客经过他的墓前，是感谢还是怨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