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金堂中学童华池辑录自《扬子晚报》

1、追问南京“高考之痛”

2、《追问南京"高考之痛"》引起强烈反响

3、素质教育，谁的“正宗”

4、谁为孩子终身发展负责

5、谁为孩子终身发展负责

6、一份没有标题的来稿

7、罗志军直言“高考之痛”

8、本报"高考之痛"引起省政协委员关注

追问南京“高考之痛”

(07/12 10:32)

南京不少名校校长从未像今年这样“窝火”：高考成绩公布后，南京又一次落在兄弟城市后面；在前两天的志愿填报现场，平时不错的考生看着到手的成绩，和家长们一起黯然落泪。今年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面前：在考生人数增加的情况下，本科达线的考生下降到4700人，比去年反而减少600人。几乎集中了省内最好教育资源的南京，面对“高考之痛”再次降临，连日来，很多人都在反思。

　　都是选科惹的祸？

　　记者从金陵中学、南师附中等名校了解到，今年大多数学生高考选考科目是物理和化学，很多平时成绩不错的学生仅过二本线。老师们反映，在各科统一划线下，今年这一科目组合是最吃亏的。于是，选科和统一划线录取被家长和考生当作成绩低的缘由。

　　不过一些老师承认，选科只是将南京这两年高考成绩不理想暴露得更厉害了，而真正的原因很多，因为兄弟城市也有差不多比例的考生选考物理和化学，人家能够考好并

不是选科所能解释的。

　　推行素质教育就考不好？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了校长们这样一种声音，今年高考着重考察考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而南京很多名校推行素质教育，考生知识面宽，考起来吃亏；很多兄弟城市的学校高一就补课，而南京则极少出现补课现象。一位姓马的家长也说：“儿子在金陵中学读书，几个初中成绩原本不如他的同学到乡下两年，成绩就超过了他。我跟学校反映，可学校要么责怪家长没配合好，要么指责乡下搞应试教育。”他反问说，学校不重视考试，要是孩子连大学都考不上，发挥潜力都没有机会，这怎能拿素质教育来搪塞？

　　记者也了解到，同样在推行素质教育的苏锡常地区，今年高考成绩保持了往年的稳定，整体成绩也比较理想。南京某中学一名老教师说，推行素质教育本身就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培养，如果说因为进行素质教育而导致高考不力，那是说不过去的。

　　一流考生被保送的太多？

　　对于南京高考遭遇的困境，有关人士分析说：“南京高考没考好是应该进行一些讨论，让各个中学的校长有所警醒。但这个问题还应考虑南京保送生多这一因素，好多一流的学生被保送到名牌大学去了，不参加高考。”

　　对此，泰州某中学的一位校长认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他说：“南京保送生数量最多的学校是南外。而其他学校，南京和外地比例都是一样，省重点中学保送比例5%%，一般高中2%%左右。保送生还有一种，就是参加比赛获奖的，这类学生在南通、泰州同样不少，这些地方成绩照样突出。所以，要从其他方面找原因才能解决问题。”

　　家教凸显管理漏洞

　　对南京高考不如兄弟城市，家长、教师和校长有着各自的解释，但有一点却非常一致，那就是教师忙家教。有的教师为了家教赚钱，想了不少歪点子，一时间名校名师家教生源络绎不绝，为把孩子送来，家长往往四处托人；而一些普通学校的老师为招生源，甚至在课堂上卖关子，暗示学生有些内容只有在家教中才会细讲，逼迫学生去上家教。

　　南通一位名校校长说：“我有两个弟子，在南通教了15年没带过家教。前两年一个到金陵中学，一个到南京一中。其中一个说他家教做大了，带了80个学生，我奇怪他哪有时间，他说在南京做老师比以前轻松多了，上课不用讲多难的。这说明南京的学校管理存在问题。”

　　教育者需要转变观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地校长的看法或许对南京有不少启示。在今年高考中，姜堰中学一共6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不仅考出了一个全省第一，全校600分以上的考生还达到286人。该校校长刁承才说：“南京高考考不过外地，家长很心急。我的看法是南京的校长、老师要改变观念，不能以为乡下高中考得好是应试教育搞出来的，而对自身没考好感到不以为然。这是不对的，作为校长、老师，要从家长的角度来考虑，如果

是自己孩子参加高考，我们还能这样无动于衷吗？”

启东中学原校长唐玉英认为，南京的老师应该重视高考、研究高考，高考与素质教育并不是水火不容。“外地老师把高考视为荣誉，带的学生没考好，觉得对不起家长和校长，因此，带学生每天6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南京则很少见到这样的情景。”

众多校长和老师认为，高考没考好，不能光从高中找原因，不能光看高中三年，还要看6年，甚至看小学，看12年，“一个地区的高考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基础教育是否扎实，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部门可以进行一些调研，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本报记者　于英杰

《追问南京"高考之痛"》引起强烈反响

(07/12 10:32)

本报讯　昨天本报头版刊发的《追问南京“高考之痛”》引起读者强烈反响，省内各地特别是南京地区的读者纷纷来电发表看法。但记者发现，这些反响不是担忧、就是困惑，甚至是斥责，传递的几乎是同一种声音：对南京目前教育现状的不满。专家认为，这种声音，恰恰反映了当前教育真正的“痛”！

　　南京六中的马同学今年高考成绩528分，原本成绩不错的他对高考之痛感触颇深。他在电话里说：“我高中3年学习中，学校用上课时间给我们组织社会调研、第二课堂等素质教育的内容，占全部学习时间的两成多，但这些对高考没有用，我真后悔当初浪费了太多时间。”

　　白下区的杨先生说，孩子马上读初三了，作为家长，我一直关注着孩子的成长，看着南京的高考成绩，心里担心孩子的明天会怎样。我身边不少家长都将孩子送到乡下或其他城市读书，而这个暑假，媒体上的家教和培训广告更是铺天盖地，很多外地老师来南京办补习班。南京既然有这么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为何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学校的职能是不是充分发挥了？学生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是不是有效？

展开全文阅读

　　有关专家认为，对教育，本来是不可以也不应该孤立地看待和分析的。而目前读者反映最集中的问题说明，当前教育的价值取向已出现了严重偏差，基础教育已被演绎成升学教育甚至精英教育。追问南京的“高考之痛”，实则是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理念和考试制度。

　　高考之痛，痛在哪儿？欢迎读者各抒己见。参与热线：025-84524534、96096。（王嵘　于英杰　张琳）

素质教育，谁的“正宗”

(07/12 12:33)

连日来，南京不少参与热线讨论的家长都有共同的抱怨：“人家补课你不补，人家在专心研究高考，你却在所谓素质教育上浪费时间，当然考不过人家。”看来，他们把高考失利的板子打到了“素质教育”上。然而记者在采访时又听到另一种声音，无论苏南苏北几乎各校的校长都说自己搞的也是素质教育。究竟什么是素质教育？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素质教育”的解释是：依据人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促进个体德智体美的发展，着重培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以发展个性为目标的教育。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对素质教育作出完整定义，他说，素质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的与“应试教育”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术、身体心理素质为宗旨的基础教育；“应试教育”则以考试得分为手段，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大学为唯一目的，是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柳斌同时指出，素质教育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没有也不应该有固定不变的模式。

　　加班加点、死记硬背、满堂灌、题海战术绝对不是素质教育，但仅仅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同样不是素质教育。南京的一位家长朱女士说，她是南通人，当初因为向往大城市的教育，才把两个孩子带到南京读书，为此还花了8万块买户口，女儿在一所省重点中学，今年高考却只考了430分。她感受最强烈的是，老师管得太少了！过去在南通，作文老师都是逐字逐句改的，经常看到老师抱着大叠作业回家改，而在南京一些学校，老师则很少认真改作业，开家长会时老师总是说，希望家长多监督，多检查孩子作业，但凭家长的程度哪能辅导得了孩子！所以家长只能花钱请家教，上补习班。朱女士说，她上初二的儿子也请了家教，据儿子回来说，家教老师是某中学的任课老师，他一周七天连轴转，每天都安排了5、6个学生，一星期收入就上千。精力放在家教上，能教得好学生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就在家长们认为南京是因素质教育造成高考失利的同时，外地的学校也纷纷称自己在搞素质教育。一位外地的校长发出这样的质疑：我们研究高考就不是素质教育吗？这几年的高考卷中已渐渐透露出素质教育的方向，开放性的题目多了，关注生活、关注实际的题目多了，要想答好这样的一份试卷，硬啃书本可不行。然而，记者在采访一所今年高考喜获丰收的学校时，一位任课教师却这样告诉记者，考题说是体现素质教育方向，其实很多题目也只是“穿靴戴帽”而已，脱了“靴帽”，还是书本上的，至于一些关注生活的题，也逃不出老师们的“法眼”，比如今年高考题中涉及到的一些江苏经济、工农业发展方面的题目，在复习中老师们都想到了。多年研究揣摩高考命题的经验告诉他们，江苏首次自主命题肯定会反映一定的江苏特色，于是各科老师都搜罗了所有可能考到的“江苏知识”让学生记牢。看来，体现素质教育的高考题一样可以用应试的方式去“对付”。

　　素质教育之“争”的背后，是大家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各不相同，还是素质教育在应试背景下出现的尴尬？可以肯定的是，实施素质教育不是在某些方面搞一点小修小补，然后贴个标签就行了。素质教育还要有与其相适应的评价制度，它与高考之间不应该有

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本报实习生　王嵘　本报记者　英杰　张琳　玉平

谁为孩子终身发展负责

(07/13 12:46)

“即使面临高考之痛，南京也千万不能放弃对素质教育的探索，从长远来看，家长会理解的。”昨天，南京一位资深教育专家给本报打来电话这样说。其实，探索素质教育的过程，始终是在艰难中“摇摆”前行，而素质教育遇到的阻力也绝不仅仅来自于高考。

　　一位校长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现在想做点素质教育的尝试，太难！就学校自身而言，仍然准备不足，有硬件上的，更重要的还是理念上的。素质教育没有固定的模式，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于是很多时候是方法变了但指导思想还没有跟上，结果成了“新瓶装旧酒”。比如，课程改革要求老师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能满堂灌，要多用小组讨论的方式，但一到了实际课堂上，很多老师却上成一锅粥，看上去热热闹闹，实则毫无意义。除此之外，新尝试的学习内容与高考不直接相关，家长反对，学生积极性也不高。

　　困惑的不仅是学校，也有教育主管部门。南京一位小学校长告诉记者，这一年多来，她明显感觉南京的教育政策有调整。过去鼓励小学淡化测试，然而从去年年底开始，南京加大调研测试的力度，认为课程改革不能忽视质量，每学期都要抽取几个年级调研，这将作为评价小学水平的重要标准。应该说，这本身并没错。课程改革不能忽视质量，学校也能理解。有关部门为了让考试指挥棒发挥作用，还在调研试卷上动足脑筋，考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但在具体执行中却变味了。像今年期末考试，市里调研，区里也要调研，三年级开始每个年级都要参加，学校只好加班加点应付考试，各学科都反复做模拟试卷，反复操练。结果是孩子累，家长不解，学校则无奈。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教育部门在南京高考成绩不理想后的一种“痛定思痛”。

　　相似的还有我省的高考政策。3 1 1推行两年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可以说是各方都不叫好：学校反对，因为按照3 1 1，就得分成16种组合，而当前中学师资和硬件的实际情况，做不到按每种组合分班，只能跑班教学，这一“跑”为中学教学管理带来太多麻烦；高校反对，因为不方便他们选拔人才，各科的难易程度不同，缺乏可比性，却按一条线划有失公允；家长和学生也反对，去年选化学的吃亏，今年选物理的又吃了亏，明年到底怎么选？然而一位教育界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这种选科方式才是真正让学生充分发挥个性和特长，利用高考指挥棒来推进素质教育的一大变革。不妨分析一下各方的出发点，学校反对是因为不利于管理，高校反对是因为不利于选拔，家长和学生反对是因为担心不能顺利考上大学，大家的想法都可以理解，但有谁是真正从孩子一生的发展来考虑的？教育，需要有人看得长远一点；教育，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本报记者　张琳　何玉平　于英杰

高考之痛，还要痛多久

(07/18 12:04)
昨天，一位老师针对本报“高考之痛”的报道，在来信中说：“我很庆幸能在一所坚持全面育人的学校从教，我常常告诉自己和学生，要珍惜这份幸运。但我知道这种坚持太艰难，常常担心我们的坚持还能撑多久？”有着同样困惑的其实不止这位老师，包括教育者，也包括学生和家长。而“高考之痛”还要痛多久的疑问也并不是第一次提出。

　　审视高考之痛，或许该换个角度看。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龚放教授说，大家往往注意到那些高考失败者的痛苦，实际上，尽管不少学生在应试教育的“培育”下顺利进入高校，但他们在高密度课业负担下同样付出了代价，思维火花或发展潜能已被渐渐磨蚀，这更令人痛心。而从培养人才来看，高校更欢迎那些基础扎实、发展全面、富有活力的学生，而高考分数并不能显示所有学生的潜质。2001年东大、南理工和南航等3所高校在全国率先进行自主招生试点，很多才华出众或有特长的学生在分数略低的情况下进入高校。东大对2001级和2002级自主录取的学生跟踪调查显示，这部分学生综合成绩“优秀率”达27%%，高于正常录取学生7个百分点；在参加科学创新大赛、组织社会活动、评定各类奖学金等方面，他们的优势也很明显。东南大学学生处李和渝副处长说，通过自主招生进来的学生素质相当过硬，他们明显改善了学生的素质和结构，促进了学校的创新教育和素质教育，但倘若当初仅以高考成绩来衡量，这批学生极可能与本一院校擦肩而过。南理工同样发现，自主招收的学生脑子灵活，反应快，自学能力强，在此前江苏省举办的工科院校数学竞赛中，该校获得6个一等奖，全被这部分学生摘走。

展开余文

　　就在本报讨论“高考之痛”的同时，7月12日上海传来消息：将改革当前单一的升学制度，逐步实行高校综合评价、多元选择、自主招生的录取制度；高中阶段，实行招生考试、毕业考试和综合素质评定相结合的录取制度，以缓解初、高中毕业生的升学压力。李和渝也透露，东大此前就向教育部提出，希望在中学建立教育综合评价体系，打通中学和大学之间的通道，让大学了解学生在中学阶段是如何成长的，并将评定指标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在健全内部监督机制之后，省内至少10所高校有条件与中学联手，像上海那样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定录取，这个设想并不难实现。　

　　审视高考之痛，基础教育同样值得反思。南京一所名校曾从苏中一所以竞赛获奖见长的学校挖来一位奥赛教练，但这位奥赛教练来后却发现有点“水土不服”，无法“大显身手”，因为“在过去的那所学校，从初三开始就集中了全市最优秀的学生组成竞赛班，到高一已经上完高中3年全部课程，高二开始就专攻竞赛，而这在南京根本没办法做到”。一旦教育的土壤发生变化，教育者的观念必须发生转变。南京二十九中华明友校长曾带领教师三下南通取经。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很多地方需要正视和反思。就学生来说，与一些县中相比，大城市孩子优越感强，学习目的不明，动力不强，缺乏刻苦精神；而县中的学生虽然学得苦，但积极性高，学习习惯好，甚至不觉其苦。”无论在南京还是外地，各有优缺点，素质教育所要做的从根本上说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内在潜力，以扬长避短，而不能妄自菲薄。

然而从另一面来看，无论高考怎么改，终究是选拔性考试，高考的目的就是要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要让高考不再成为永远的痛，还要整个社会综合因素的作用，如人才评价标准的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建成等。当社会不再以一“证”定人才时，一“考”定终身也终将成为过去。本报记者于英杰　张琳　何玉平

一份没有标题的来稿

(08/13 12:33)

编者按 一份寄自南京师范大学、署名为丁邑的来稿，令编者颇感疑惑：一，稿件一看就知是个大手笔，但却没有标题；二，经了解，“丁邑”是作者用的笔名。百思不得其解之后，顿觉这也许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细想之，没有标题倒也好，因为“高考之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读者都能从中汲取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倒也罢了，怕就怕有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来稿避开画龙点睛的标题，隐去真名实姓，倒也可以省掉不少麻烦。这也正合本报有关“‘高考之痛’痛在何处”的报道及讨论的本意：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做出什么结论，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发表点意见，希望有助于教育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在结束这次讨论之前，本报今特将丁邑的来稿全文发表，希望能给读者以更多的启发和思考。

　　《扬子晚报》围绕南京市《“高考之痛”痛在何处》展开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讨论中摆出了不少问题，见仁见智地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特别是南师大何永康教授《“痛”而后“快”》的文章，尤见厚重，其中肯的分析和判断，很有见地和说服力，文章最后提出的六点建议，也很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原以为，何文一出，讨论将由此进一步深入，由“议论”的层面进入“行动落实”的层面，开了花当然希望有果实。然而，“讨论”竟结束了，特别让人遗憾的是，这次讨论涉及的主体——南京市中教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一律表示了沉默，站到讨论圈子的外边。其实，这时候，社会是非常希望与老师和主管部门沟通的，哪怕让大家了解一下苦衷也好，然而却没有。

　　其实，南京作为省会城市，作为江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遇到“高考之痛”，也在情理之中。本人直觉，城市越大，高考成绩往往越不理想，北京、上海不是比全国差吗？但它们是单独招生辖区，考分低一点照样可以同全国的尖子比肩进入全国重点大学。南京市就不同了，它没有这个优惠，以前还有只招南京考生的金陵职业大学，还有在南京具有走读条件降10分的政策，现在只好同本省各地的考生平起平坐，在分数面前一律平等。于是南京市的考生、家长们就愤愤不平了，明摆着吃了大亏。话再说回来，北京、上海的考生果真差吗？不，至少是不一定。大城市集中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现代文明，是新技术、新思维、新观念的前沿地带，作为大城市的学生耳濡目染、亲见亲历，自然也就形成了视野开阔、知识面宽、爱好广泛、活动能力强、个性鲜明的特点。他们高考分数低一点进了全国的重点大学，也完全能跟得上、甚至学得很好，很少听说北京市比外地差了100多分的考生进了北大、清华有跟不上的例子。这就是素质，这就是潜能和发展后劲。当然，他们高考的考分能高一些则更好。南京市与全省县、市农村相比，同北京、上海与全国相比，同属一理。因此，当我们审视南京“高考之痛”时，确有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因素。仅仅是因为，南京市不能作为单独招生辖区，“因地”而不“制宜”地经受着“高考之痛”。

　　问题还有另一面。当把脉南京市“高考之痛”时，似乎总有一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南京市进行的是素质教育，而县市农村搞的是从鸡叫忙到“鬼叫”的应试教育。有这个原因，但也不尽然。笔者认为，素质教育是一场从上而下的深刻而艰难的教育教学改革，而社会上“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习惯势力仍然根深蒂固，农村贫困地区更把高考作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甚至演变为一种生存竞争，推行素质教育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实行素质教育要求社会提供和创造诸多必要的条件：一、比较富裕的经济条件，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财力支持，搞希望工程、扫盲就难以开展素质教育；二、要求社会形成“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用人体制和机制，为各色各样的人才提供用武之地；三、破除“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的体制和观念；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学生有平和的心境心态，发展个人的爱好和特长，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处于竞争状态；五、改变和调整一张试卷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和评估标准；六、建立一支庞大的重视并善于从事素质教育的教师队伍和管理干部，而眼下不少教师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又从事了多年的应试教育，如此等等。说明推行素质教育十分艰难与艰巨，这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在此情况下，说某某学校、某某地区实行了素质教育，这是过高的估价，当然因艰难、艰巨而中止尝试和改革，更是消极有害的。鉴于此，南京市推行素质教育与县、市农村相比，也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质的差异，何况南京各校也千差万别。如是，将南京的“高考之痛”归结为素质教育，就有欠公允，带有托词的成分了，会妨害我们客观冷静的分析，采取切实有效的方略和措施。说到这里，似乎有必要指出一个误区，人们容易将素质教育与轻松、愉快、自由自在联系在一起，于是假期放开，教师不管或少管，等等。是的，这是素质教育成熟的一种境界，但要知道，素质教育同样要求刻苦学习、发奋努力。尤其老师，如果说应试教育是削足适履的模式教育，可以“一千个馒头一滚汤”，那么素质教育则要求因材施教，要激励发挥学生的潜能，要培养发展学生的爱好、特长和创造性思维，老师们将更忙，要求有更高的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否则，学生减负、教师减压，大家都轻松，不啻是对素质教育的一种误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今正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过渡的转型期，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但又不能不改，由量变到质变是必然的过程和规律。诚如何永康教授所说，既然现行的高考制度人人见到了它的弊端，但至少目前还找不到取代它的更好办法，于是也只能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因时因地地采取兼顾的做法了。

　　南京作为省府所在地，就在省教育厅的眼皮底下，假期里补课，一旦发现立即查处，一有举报立即追查。这一点，就大不如天高皇帝远的县城农村了，他们可以我行我素。“减负”在南京市远较全省各地彻底，于是学生及家长们堤内损失堤外补，纷纷请起家教来。老师们也很清楚，学生光是在学校正常上课不管用，常常公开告诫学生：光在学校上课不行，外面有什么班，大家都要去！这也是家长会上常常被告知的话题。于是，南京市家教成风，开始时请大学生，慢慢地中、小学老师也走出了学校，走进了市场，几个学生听一场就收入数百元，这样既避免了应试教育的指责，又在家教中获得实际利益，何乐而不为？如此这般，学生在校时间变短变少，有人作过调查，南京市学生比外地学生在校时间少100天。经济困难的学生请不起家教，有条件的学生，每晚奔一门课，忙得晕头转向，“减负”不成反“增负”，其效果适得其反。一些名牌中学的老师除了上课，学生无法见到面，高校化的倾向在个别名牌中学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是，“减负的压力”、家教市场的诱惑甚或腐蚀，造成一些教师敬业精神的缺失，这恐怕也是“高考之痛”的一个原因所在。

　　把“高考之痛”的板子打在一些老师身上是不公平的，我知道老师们仍然是社会各界最忙、最累的一个职业，就南京市的中小学老师而言，绝大多数都是勤勤恳恳、十分辛苦、任劳任怨的，有的老师从事家教，也确实想提高南京市的高考入学率。然而，这些年的事实依然严酷，南京市的高考成绩总是要从全省倒过来数，家长和考生有怨气，也是十分自然的。听家长们反映，他们的孩子中考都是以高分考进了南京的名牌中学，而且报纸上每年赫然公布着中考很高的录取分数线，显示了名牌中学的声威，为什么三年高中读下来，落下了如此大的差距？南京市高考进入北大、清华的总人数不如一个启东中学多？如此等等，人们对名牌中学，对南京市充满了企盼，作为享誉全省甚至全国的重点中学也应该对社会作出回报。因此，面对“高考之痛”，到了应该直面问题的时候了。每人每个单位都有一部难念的经，作为学校教育主管部门肯定有隐痛、苦衷甚至委屈，肯定会有诸多不是学校部门本身能解决的困难。其实说出来，让南京市民知道，也许比自己藏着苦衷和困难要好得多。当何永康教授为南京市提出六条建议之后，也许各中学、教育主管部门正利用暑假悉心筹划、调整教育教学理念，认真总结，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准备下学期抖擞精神大干一番。如果是这样，其实最好也通过媒体告之公众，让全社会都来关心教育，献计献策、出主意想办法，使南京市的高考“痛”而后“快”。这是笔者来信的初衷和愿望。丁邑

罗志军直言“高考之痛”

(09/12 12:24)

本报讯　昨天下午，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在进行教师节慰问的路上，就本报前段时间“高考之痛”的连续报道指出：对待大家关心的南京教育问题，要用一种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去对待。教育是南京最大的资源，我们不能光看成绩，也要找差距，研究对策。南京既有历史文化的传承，又有现代文明的激励，创业创新靠什么？靠教育。目前南京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全面提升中小学教师的层次和水平。

展开余文

　　因为这段日子在北京学习，罗志军只能利用双休日赶回南京慰问教师。昨天下午，在南京市委办公厅门前，罗志军一上车就问：“扬子晚报的记者来了没有？”见了本报记者，罗志军说：“今天特别希望扬子晚报的记者来，你们做的有关南京教育的报道影响很大啊！”谈及“高考之痛”，他说，教育应该“抓人”，而不是“抓分”，如果只以分数为衡量教育水平的标准，那么北京、上海的教育水平肯定是很低的了，但正是因为北京、上海有其独特的高考制度，才使它们没有“高考之痛”；如果关于南京教育的讨论能够促成南京也像北京、上海那样高考自主录取，那皆大欢喜；但现在南京仍然是按原有的高考制度在进行，那就应该本着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去对待。谈及解决方法，罗志军打了个比方，教育问题不像拆违建，认定是违建，那就得拆。教育的问题错综复杂，不是开了药方马上就能治好的，比如有偿家教，说禁就能禁得了吗？

　　昨天下午，罗志军先后来到长江路小学教师王兰和南京一中蔡肇基两位老师家中，代表南京市委市政府向他们送上鲜花和慰问信，祝他们及全市教师节日快乐。得知王兰老师刚过80岁生日，并且是“师徒四代同堂”庆祝，罗志军十分感慨：“南京这座城市有尊师爱教的传统，有一大批像斯霞那样一生热爱教育、从事教育的老师。南京市委市政府历来关心教育，在干部组织人事配备上、在财政上，都十分重视教师的待遇。事实证明，这种对教育的投入是值得的。”罗志军还指出，要特别关心骨干教师，退休的教师也要关心，教师们的爱心是代代相传的。（秦小奕）

九届七次常委会昨天下午的专题发言中，委员们指出――

本报"高考之痛"引起省政协委员关注

素质教育也应“考得好”

(10/22 07:05)

本报不久前有关南京“高考之痛”的讨论引起了省政协九届七次常委会的关注。昨天下午，民建江苏省委专门就如何科学推进素质教育、如何正确看待素质教育与学生应试能力的关系等作了专题发言。

　　素质教育应激发应试学习潜能

　　委员们认为，现在社会各界包括一些教育工作者对素质教育的本质还缺乏深刻的理解，有把素质教育等同于副科教育的，有把素质教育与语、数、外学习对立的，更多的则认为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具有较高的应试能力，因而将考试的失利归咎于素质教育。

　　实际上对学生而言，应对考试的能力也是其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通过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一定也能够面对考试取得成功。

　　委员们强调，素质教育是一种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应该存在于我们的各种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之中。不能简单地认为补课就不是素质教育，开展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就是素质教育。如果能够通过老师的创造性工作，让补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愉快地学习，就能成为推行素质教育的好形式；反之，如果课外活动内容僵化、形式呆板，成为学生的负担，就与素质教育的原则背道而驰。

　　正确看待“伯乐”和“园丁”

委员们认为，平衡教育资源和建立新的评价制度是推行素质教育的两大关键。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面向全体学生”，面向全体学生，就是要平衡教育资源，这是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目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制约素质教育发展和多种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在义务教育阶段还要淡化选拔意识。教育专家陶西伯说过，“在基础教育阶段不要要求教师去做伯乐，教师应该是园丁。伯乐是专门挑选千里马的，但在义务教育阶段，你对每个学生都要尽心尽职地去培养”。但是，一些地方党政领导还是习惯将他们地方考上多少大中专学生作为最大的政绩，没有考虑留在本地区从事建设的那一部分人的素质怎么样，没有普及意识。因此，建立新的教育评价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新的评价制度包括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制度和政府对教育、学校、教师的评价制度。我们应该承认，社会对教育、学校、教师的评价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都不能率先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又怎能要求社会大众能够建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标准呢？

　　教师素质是素质教育的保证

　　委员们指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师德。师德是老师对学生的爱和对事业的责任感的结合。这种责任不同于教师的简单粗暴、一味灌输乃至苛刻要求，它要求教师将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因此，它不仅能提高教育质量，也会促进学生成人、成才。其次，教师要具备过硬的业务水平，素质教育对教师的业务水平与能力的要求是高于应试教育的，它要求教师在正确的素质教育观指导下，懂得素质与应试能力相辅相成的关系。过硬的业务水平应该包括熟练掌握本专业或课程需要的基本与技能；传授知识与技能的能力和技巧；吸取与学习本课程或相关课程的新知识，把握发展动态；善于与学生沟通，懂得“教学相长”的奥秘等。本报记者　祖六四　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