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拟定的“十五”发展计划建议，将基本普及高等教育作为“十五”计划的一项重要任务，《建议》中指出：“采取多种形式，办好高等教育园区，支持北大、清华等院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努力建设一批世界知名的院校和一流的学科。”

      　　扩招、高校合并、后勤产业化，中国的高校也在苦苦摸索打造国际知名院校的发展道路。然而，国际知名院校的实质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学到它们的精髓？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松柏和教师张跃，他们分别曾在奥地利留学八年和日本留学五年，结合留学时的观察，他们对如今高校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大学名牌靠积累不靠炒作

      　　张跃

      　　曾在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读过博士的刘松柏说，虽然这个国家很小，只有700万人口，但却拥有数所国际知名大学：维也纳大学，已经有六百年的历史，他所就读的维也纳经济大学，是全球除哈佛商学院外经济门类最全的大学，也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上学期间，我最深的体会是大学打造名牌是需要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一个学校成为国际上的名牌大学，我认为两个因素最主要：教师和学生。”刘松柏说当时他所在的那个系，系主任是要面向全欧洲招聘的，为的是吸纳最权威的专家学者，以保证学校这个领域在世界上的权威地位。而在日本，大学对吸纳优秀教师也很舍得投入，留学日本五年的张跃说东京大学在明治维新时就曾经每月花几百大洋从国外聘请教授，而当时国内一般教授的工资不过十几块大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东京大学为日本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层领导者，如今日本司局级干部有80％以上都是东京大学毕业的。

      　　国际一流大学能够吸引优秀的学生，而这些学生毕业后到社会上做出成绩，反过来学校也会“母因子贵”。如今，奥地利政府绝大部分部级领导，包括总理都是从维也纳经济大学毕业的，所以它在世界上很有名；维也纳大学的医学院在世界上很有名，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几位诺贝尔奖得主是从那里毕业的。刘松柏说和外国大学比起来，我们的大学不太注意对自己教师的培养，而更乐于借助外力，请名人做名誉教授，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国内很多大学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他们获得知名度不是靠扎扎实实地做研究，而是像经商似的，希望靠炒作制造一些新闻来闻名。最终可能使自己以前的努力毁于一旦。”

      　　针对1998年以来的高校合并风潮，两位老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大学之大在于大学的精神之大———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以及人类精神，国外一流大学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特点，国内大学的这种合并是很冒险的。这其实在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院的合并上就已经表现出来。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的工艺美院的学生就明显不适应清华大学严谨、务实的校风，因为美院的学生多数艺术气质很强，专业要求学生有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清华的校园生活对其来说实在太单调太刻板了。而且所谓“高校航母”的出现，对于高校的管理也提出了新挑战，因为管理几千人的大学和管理几万人的大学完全不同，后者需要全面更新高校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几年前就已完成合并的北京市两所经济类院校，虽然是一套领导班子，但现在仍然是各开各的会，并没有形成很好的融合。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张跃对国内高校合并的看法是“学校的规模与学校的名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举了个例子：日本大学在日本规模最大，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分校，但教学质量根本无法和早稻田、东京大学相比。相反，日本有一个一桥大学，它的经济系在日本是最有权威性的，可它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学院的规模。

      　　给民办大学越大自由英雄会越早出现

      　　国际上很多著名大学是私立大学，例如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英国的剑桥、牛津，美国的哈佛大学。而在中国，民办大学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公办大学，每年高考招生都会出现公办大学吃不了，民办大学吃不饱的现象。

      　　在日本，私立大学的数量要超过国立大学，它为那些希望接受高等教育但又没有考上国立大学的学生提供了一条求学之路。中国的大学有自己的特点，分类比较复杂：公办大学及省（市）立大学和部属院校，还有民办大学，一些专业重复设置，这在较大程度上存在着教育资源的浪费。张跃认为“国家不妨依据自己的财力全力支持一部分重点院校，对其余的院校采取私立方式，让它们走产业化道路。这样让那些学习成绩确实很好的学生可以没有顾虑地继续高等教育，而不再出现因为交不起学费回家放牛的现象。”刘松柏也认为“教育产业化”对于公办大学并不适用。“目前，国家财政拨款远远不能满足高校教学的正常运转，各大学不仅要考虑如何教学，还担负着筹措教育经费的负担，于是出现了大学争办企业的现象，这必然削弱大学的教育力量。在国外，大学并不经商，只是转让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至于将它转换成生产力，那是企业的事。”

      　　每年我国约有25000人自费出国留学，造成内需外流的现象。除了提高民办高校自身教学质量外，国家能否给民办高校更宽松的环境例如文凭发放权也值得思考。据《文汇报》载：上海的中侨学院、华夏学院等民办高校，今年招生遇到了新鲜事：一些高考分数达到高专、高职院校录取分数线的学生，主动放弃了被录取的机会，自愿到民办高校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这表明民办高校在中国有其生存基础。张跃说：“搞民办大学，国家完全可以放权，因为它的教育质量自有市场去检验。而且国家也不必为民办大学拨款，如何创收是民办大学去考虑的事。给民办大学越大自由，英雄会越早出现。”

      　　投资教育压力不能只让学生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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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松柏

      　　今年，北京市大学学费普遍暴涨，一般专业每学年学费在4200元至5000元之间，理工科专业介于4600元至5500元之间，外语、医科类专业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一些艺术类院校学费更是上万。与去年比较来说，平均收费涨了1500元左右，增幅达到30％，而市民的人均收入增幅不超过5％，难怪近八成人觉得这种负担有些“沉重”。

      　　和欧洲的许多福利国家一样，奥地利所有大学对国内学生都是免学费，而且学生上学还有补贴、医疗保险。在日本，国立大学的收费大约只是私立大学的1／3，而且也有很多减免学费的政策。依据中国的国情，我们自然不能像奥地利一样实现大学义务教育，但有一点我们应该向其他国家看齐，那就是增大教育投入。国际上，美国的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印度也达到了5％，而我们只有2％左右。张跃认为，教育固然是一种投资，但受益者绝不仅是学生本人，从更大意义上说，是社会。“像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他们为社会做出的贡献肯定远远高于社会对于他的回报。如此看来，既然这种投资主要受益者是社会，那么对于人才培养的责任主要应该由社会承担，而不是完全由学生承担。”

      　　虽然欧洲和日本的国立大学学费很低，但学校的经济实力却非常雄厚。除了政府的财政拨款外，更多来自于校友及社会捐助。国内大学为毕业生发完证书后，往往就再无来往，而在国外大学眼里毕业生更有“价值”。例如日本的一桥大学，它的毕业生几乎全是各大企业、财团的总裁，它对每年的“如水会”（相当于中国的毕业生联谊会）非常重视，毕业生对母校的捐助也相当丰厚。刘松柏说自己从维也纳经济大学毕业并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还接到了校长的信，信中呼吁毕业生为学校图书馆捐款。从这一点看来，国外大学比我们更有“商业头脑”。

      　　（马佳）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