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报报道】 “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学生向来是骄傲的一群，他们意气风发、青春飞扬。然而阳光所能照射到的只能是一个侧面。大学生也是众人的一族，对于这样一个青春的年龄，‘性’的渴望又是何其的醒目！他们的身体已经成熟，机能健全；他们的意识早已萌动，一触即发。”——《湿漉漉的玫瑰》前言的第一段话，已使书中内容昭然若揭。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写稿之前我们已经料到会出现这样的争议。”作者之一

、北京大学影视编导专业本科生邓鹏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我们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在大学生中做针对性现状调查，最后将几十个受调查的人分成书中的12类。”

　　《湿漉漉的玫瑰——中国大学生性现状调查》于12月20日在北京问世，书中通过对12位行为各异的大学生的抽样采访，反映了身体成熟、思想多元的大学生对性的多种抉择和行动。他们或历经困惑或始终坦然；他们张扬的身影有不曾被注目的一角。揭开这一角，是愕然？还是理解？……

　　取得被采访者的信任很难

　　“最大的担心是能否找到对你敞开心扉的采访对象。要知道，文字上展现的都是他们最真实的经历和藏在心里的属于秘密的一些挣扎。”

　　《周末》：为什么会想到在大学生中做性现状调查？

　　邓鹏：身边很多朋友本身都经历过性行为，并且对这个话题相当感兴趣，但同时也并不算很了解，有些迷茫和羞涩。我们把这本书做出来，完全是因为想给大学生朋友一个借鉴。或许你翻开这本书，看到其中的一个，就好像在读你一样，你就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问题。

　　《周末》：你在接手策划这样的选题时，有什么顾虑？

　　邓鹏：(笑)因为需要做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字，就设计要从不同的年龄层次，不同的专业出身，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家庭背景以及不同的性取向等各个方面展开调查。

　　顾虑倒谈不上，最大的担心是能否找到对你敞开心扉的采访对象。要知道，文字上展现的都是他们最真实的经历和藏在心里的属于秘密的一些挣扎。

　　《周末》：作为一个男性来调查大学生的性现状，你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邓鹏：最大的障碍是如何取得被采访者的信任，让他们可以从电话或者网络后面走出来，对一个陌生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想最主要的是来自采访对象，他们心里顾虑重重。

　　书中那个叫“冰儿”的女生，她接受采访的时候犹豫再三，特别是当她知道是一个男性对她进行采访的时候，差点放弃接受采访。但她的内心里却又存在着许多的挣扎，需要倾诉，需要一个人和她交流。换句话说，她需要通过这样一个采访来做一个梳理。我们约在一个有风挺凉的晚上，在她校园见面。我们在她学校的一块大草坪上席地而坐。看得出，她非常紧张。于是，我开始跟她聊天，说一些日常的事情，她开始向我诉说平时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后来，等她轻松了，我开始牵引话题，但她还是有所顾虑，不大愿意说。我就以一个大哥哥的身份，帮她分析一下她的考虑和做法以及给她一些建议，她在采访的过程中，也开始了对自己的整理和思考，于是，在这样一个“大哥哥”与“小妹妹”谈心的过程中，故事，就自然展开了。

　　《周末》：大家如何坐下来谈性的？有没有不能进行下去的？

　　邓鹏：我们基本上会约在晚上进行采访。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有些地方我自认为是比较有情调的，哈哈。比如说草坪、小楼阁什么。因为我觉得相对安宁的环境比较容易让人有倾诉感。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努力营造一个聊天的氛围。很多时候就像朋友之间的谈心，所以采访都进行得很顺利。

　　拿女大学生说事儿

　　“人们总爱拿女大学生说事儿，认为女大学生读书多，自然应该思想境界高，更应该有能力抵御诱惑，保持处女本色。”

　　《周末》：书中有浓厚的笔墨描写了女大学生的性问题，这样拿女大学生说事儿，是不是为了吸引眼球？

　　邓鹏：我在某大学生网站的SEX版上的寻找访谈对象的启事第一次贴出去不久就被版主删掉了；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同学发短信、E-mail热情回应。不过，这些人当中男生居多，女生只有很少几个。事实上，无论是我，还是整个社会，最关心的还是女大学生的性问题。

　　人们总爱拿女大学生说事儿，认为女大学生读书多，自然应该思想境界高，更应该有能力抵御诱惑，保持处女本色。受传统的影响，女生在这件事上基本上还处于不能多说、任人评论的弱势地位，在两性的关系当中，也较多处于被动，这自然引发了评说的欲望。很久以来，关于女大学生的说法甚至谣言满天都是。前一阵子屡次爆发这样的冷门：有人竟说某城市六成以上的女大学生都被包了，或者坐台了。

　　据我目前统计的数据，在比较开放的地区、比较宽松的学校，最多有大约50%的女大学生在大学阶段(包括之前)完成了她生命中的第一次性行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用正常的“说”代替不正常的“说”。

　　《周末》：你们有没有通过书中的女大学生得出什么结论？

　　邓鹏：女性过早开始性生活并不好，容易诱发很多疾病，特别是在骨盆没有发育完全时怀孕，容易造成难产。

　　《周末》：你认为这本书面市会给高校性教育带来变革吗？

　　邓鹏：变革这个词不准确。不过我想教育界接触到这些真实的文字后，会重新审视学生的性问题，会给予他们更多正确的指导和帮助，让学生在迷茫和感到困难的时候有一个可以相信的地方。

　　《周末》：你们的调查结果最主要说明了什么问题？

　　邓鹏：我觉得不少大学生处在性迷茫时期。随着教育的国际化，他们思想形态也正在走向开放化，每时每刻都有新鲜的东西在冲击他们，在性问题上往往产生矛盾心理。关键在于，他们在矛盾的时候寻求不到正确的指导。因为学校在这方面做得太少。而家庭，在这方面更是扮演着一个极弱的角色。你们觉得有哪个大学生会回家去问父母怎么对待、处理性问题么？

　　性，应该建立在成熟的思考和接触上

　　“我国大学性教育目前亟需克服观念上的束缚，需要彻底改变那种‘性教育说不得也摸不得’的旧观念，惟有如此，才能有利于象牙塔里莘莘学子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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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你们只采访了20多人，这样的人数只占整个大学生族群很小的比例，你觉得你的书有说服力吗？

　　邓鹏：我不能给出一个确定的比例数字，但我能肯定地说我们的调查非常有代表性。因为我们在做案例前会和采访对象进行充分的交流，然后对采访对象进行筛选。我们会将现在的大学生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类别，然后在不同的类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采访。所以，我们做的所有案本都是不同类型中的典型人物，是具有代表性的。

　　当然，很多时候，我也感觉到混沌和困惑。因为现在有些大学生混乱的性局面让我感到惊诧，我会思考，我们是否应该做些什么帮助在迷茫中乱撞的朋友，但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太无力，也就无奈了，只是希望我们的文字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周末》：书中时不时出现“什么时候第一次性交”、“什么时候达到高潮”、“她的第一次让我很抱歉”……这样的语言会不会造成负面影响？

　　邓鹏：因为观念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性教育一直遮遮掩掩，似乎是不让人轻易跨越的“雷区”，没有开设专门的性教育课，更谈不上编撰专门的性教育教材了。正是由于我国大学性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缺失状态，导致了性教材火爆脱销一幕的出现。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让我书中出现的比较“火爆”的语句让大家议论纷纷。

　　观念问题是我国推行性教育的最大障碍，人们对性教育依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和禁锢思想，往往层次越高的人、道德水准越高的儒雅人士，对性教育越是持否定态度。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不乏性的文化形态，只是这种原本质朴的性文化却扎根在被隐晦、曲解、愚昧、粗俗毒素毒化了的土壤里，于是千百年来，在国人心目中，性或者性行为的描述成了奢淫、下流的代名词，性教育也就成了见不得阳光的脏东西。我国大学性教育目前亟需克服观念上的束缚，需要彻底改变那种‘性教育说不得也摸不得’的旧观念，惟有如此，才能有利于象牙塔里莘莘学子的健康成长。

　　《周末》：在你做了调查、写书之后，你本人对大学生性问题怎么看？

　　邓鹏：性，应该建立在成熟的思考和接触上，需要心理和生理上完全成熟。现在的行为应该对将来负责。

　　在我看来，性其实是一件轻松和正常的事，是生活的一部分。社会上之所以对大学生的性问题有如此多的关注，我想是因为大学生被赋予了特定的身份以及一些历史使命。

　　至于原因我想不能单纯地归结为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我想可以从3个方面来看。在性问题研究和教育上，社会普遍处于开放与保守的混沌期，我们的一些指导机制也不够健全。另外，从家庭因素来说，家长也会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有意地回避一些问题。再加之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了正常的性萌动，这三者加在一块，很自然出现了现在的局面。

　　希望大学生性问题得到重视

　　“性教育与性观念最直接的副产品就是对待婚姻家庭的看法，婚姻与家庭的观念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性与价值观的发展。”

　　《周末》：你自己对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期待？

　　邓鹏：我的期待很简单，我希望在这本书下架了以后，大家记得的不是书名，不是作者，而当代大学生性问题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留下了痕迹，我就满足了。

　　说到遗憾嘛，呵呵，我觉得书名有点情色。另外，对被采访者在是否公布其个人真实资料上也是犹豫不定，最终考虑各种影响，我们进行了匿名处理，但整个对话是生动真实的。书中的对话都是以字母进行的，少了一些现场感和真实感。至于说到内容和作者思想的体现，我觉得还是基本能够表达的。

　　就书本身来说，我没有遗憾。不过我想，如果大家看了这本书后，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社会学家、教育专家们没有一些对大学生性问题有指导意义的文字继续登场，那就是我最大的遗憾了。

　　《周末》：学校知不知道这样的调查？

　　邓鹏：学校在这本书上市后是会知道这个调查的。被采访者的真诚让我感动，你能看到一颗矛盾的心在你面前跳动的样子。其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个叫刘澄的被采访者谈到爱情和他女朋友时坚定的眼神，那种对爱情的忠诚深深地触动我。

　　其实这些被采访者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报酬，在交谈中表现出强烈的倾诉愿望，而且都非常深入，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周末》：这本书的被采访对象和其他的口述实录有什么不同？

　　邓鹏：说到异同，最大的差异就是他们都是大学生，而且不少出自名校。他们身上都承载着厚重的使命，无论是来自家庭、社会，还是自身。最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的心理状态处于社会其他阶层无法触及的范围。但感受相同，显然同样地真实。

　　我们不是为了跟风，为了一个卖点而做一本书。我觉得，我们背负了一些社会责任。另外，在和大学生朋友聊天的过程中，特别是谈及性这个话题时，他们都会希望能够有东西可以指导他们，特别是在现在指导机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他们希望有一些文字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同类(我是指一个类型的大学生)是如何走这一段路的。希望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以后或者是通过他们的故事进行反思。总的来说，我觉得指导意义是非常大的。性教育与性观念最直接的副产品就是对待婚姻家庭的看法，婚姻与家庭的观念直接影响了社会价值观的发展。(文/陈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