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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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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随笔
中西审美之比较
陈醉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随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多元化的
艺术格局已逐渐形成,对於当代艺术,人们可以在比较中全面把握他
们各自的美学特质,从而也更有助於人们的体验与阐释,也许,这一
命题大家都已相当熟悉,即每每论及中西艺术,人们往往清楚地道出
它们的差异。一个常惯的结论是∶中国艺术是传神的,重写意;西方
艺术是科学的,重写实。自然,这种基本把握,总体上是正确的。尽
管,其中个别概念及逻辑未尽精确,如乍一听,容易引起是否中国艺
术就不《科学》、西方艺术就不《传神》的疑问,但毕竟约定俗成、
通俗易懂。不过,如果对它们作些必要的阐述和历史回顾,也就不至
产生误会了。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追源溯始,多方比较,我们还
将发现中西艺术除了差异之外,也还有它们的共同之点,它们的相互
影响以及它们在追求上的殊途同归。也许,这将更有助於对我们各自
民族传统之伟大的认识和对总体艺术规律的探究。
一 关於传神的
《一》
传神,这是我们民族艺术美学的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一概念的提
出,约在魏晋时期,与当时的玄学兴盛是有密切关系的。其祖宗,得
追到庄子的“得意忘言”说了。《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
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
而忘言。”这里的筌,是补鱼的器具,它的存在是为了补鱼;蹄,是
捉兔的器具,它的存在是为了捉兔;而言的存在是为了表达意,只要
意到,就不必在乎言之如何了。在庄子看来,言、意是有明显的层次
之别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庄子·秋水》)後来的周易就进一步具体化,子曰∶“圣人立象以
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周易·系辞上》)王
弼以老庄解易,使得意忘言说又有发展。“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
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筌得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周易略例·明象》也就是说,与
得兔和得鱼同样道理,只要象能“到”,就不必在乎言之如何;只要
意能到,亦不必在乎象之如何了。王弼进一步发挥∶“是故,存言者,
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
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
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
里,显然把话说到了极端∶仅仅存言,是得不到象的;仅仅存象,是
得不到意的。必须忘象才能得意,忘言才能得象。话是“玄”了点,
但道理还是明了的。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影响非常广泛。生活中就有
九方臬相马的故事,只管马的神气,而连“色物、牝牡尚弗能知”
(《列子·说符篇》)。这就是“写意”的始祖。
也许,对传神这个概念的产生更为直接影响的,还是後来《淮南
子》。该书虽然是在讲道,以人为本去谈天说地,讨论宇宙、社会和
人,但一些论述的本身就与艺术实践所要解决的问题相去不远了。
“夫性命者与形俱出其宗”(《原道训》,同),首先就把这种关系
点了出来。对於“得道者”,“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
继儿具体论述,“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地;神者,生之
制也;一失位则二者伤矣。”除了形与生、气与生、神与生的各对矛
盾两方面相对关系外,还有三者各自合乎规律的重要性∶“故夫形者
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神非其所宜而行
之则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进一步论述气与神的作用∶“今人
之所以眭然能视,瞢然能听,形体能抗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白黑、
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在
论述因“形神相失”的各种害处之後,又做到结论∶“故以神为主者
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明确地突出了在形与神的关系中
神的重要意义。当然,这时的形、神与後来在绘画上的形、神不完全
是一回事,如许慎在注中就有所为谓“神清静则利,形有情欲故害也”
的诠释,但是,当它们在艺术领域内广为所用的时候,後人也就数典
忘祖了。
《二》
最早在绘画界明确地使用“传神”这个概念并系统地加以论述的,
是东晋的顾恺之。他在《论画》中就提出“以形写神” 的著名论点,
对画人物来说,眼睛的传神作用尤为关键。《晋史·列传》卷六十二
就曾记载顾恺之有关传神的一段著名语录∶“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
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於妙处,传神写照,
正阿堵之中,“”以形写神“是指在描绘对象逼真的前题下,表现对
象精神面貌,气质和风姿,所以他很重视形的准确。他在”论画“中
还谈到”若长短、岁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
一毫小失“,便会导致”神气与之俱变矣。“为了对象形体准确,达
到传神的目的,顾还总结了一个方法,即注意与画外人物感情交流的
表现。他认为不能”手揖眼视,面前无所对“。假使”空其所对“,
则”传神之趣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因为”一
象之明珠,不若悟对之通明也。“显然,这些理论与《淮南子》中关
展开全文阅读
於形、神的探讨是一脉相承的。
一百年後,南齐的谢赫又提出了著名的“六法论”,即气韵生动、
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是中国艺
术美学上的第一次系统总结,被後人誉为“千载不易”的理法,其中
第一法就是“气韵生动”。这里的气韵,还是指人的精神面貌,气质
和风姿,这实质上还是顾恺之的那个传神论的发展和具体化。相对来
说,他突出了“气”字,与顾氏突出“神”字略有差别。也许,明显
的“区别”还在言论上。谢赫竟批评顾恺之的作品∶“迹不逮意,声
过其实。”也就是说,顾在言论上叫的响,但在实际创作中并不到家,
未能表达自己的立意,而谢赫的气韵说,则特别强调传神,在他看来,
一件作品只要能做到传神,那怕形似略为不足也应是上乘之作,而形
似很好但传神略逊一筹的也只能甘居末流。
不过,後人似乎并不以为然。如又约莫过了一百年,陈的姚最在
他的“续画品录”中评论谢赫说∶“笔路纤弱,不似壮雅之怀”,并
认为他在“点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但是,
“至於气韵精灵,未穷生动之致。”这意思,几乎可以用谢赫批评顾
恺之的话来还给谢本人了。在过了二百年之後,唐张怀 评价顾时说
∶“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顾为
最。”这是他在《画断》中提出的见解,并且是把顾恺之与张僧繇、
陆探微对比而论。他还进一步赞扬顾∶“运思精微彻襟、灵莫测,虽
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传神达到
这般境地,真可谓“神”矣!如此看来,顾、谢两位首擎“传神”大
旗的开山人物,似乎在传神与写形问题上出现了一些矛盾的现象。也
就是说,顾在理论上是强调“形”的,但在实际上更重视“神”;谢
在理论上是强调“神”的,但在实践上却更重视“形”。
这一纵向比较,似乎比出了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恰恰反应出了时
代的前进、艺术的发展。在理论上,谢比顾更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绘
画创作中的一些基本技法经验,对於传神的内容,也作了具体的充实。
《淮南子》中有“形”,“气”,“神”三者,顾突出了“神”,谢
突出了“气”。“气”者,生之充也,更强调一种原动力。他还融合
了魏晋以来在文论界的诸如“神气”、“风骨”、“风力”等内涵;
《世说新语》在《赏誉》、《任诞》等篇中对人物的品评,就很侧重
所谓“风神高逸”,“风气韵度”等等。“气”、“风”都有一种动
感,与顾恺之的“神”的静感略有变化。在技法上,顾恺之所在的年
代,承继汉代遗风,绘画主要靠线,造型简约。色彩多为平涂,单纯
淡薄。在这种情况下,顾提出“以形写神”;强调形似以保证神是很
正长的事。不过,囿於当时的材料和手段,再强调也还是一种简略的
勾勒,依旧带有一股原始稚掘的自然味。顾的作品当然也不能不打上
这个时代的烙印。而一百年後的谢赫的年代,佛教艺术影响渐深,材
料、手段渐渐丰富,谢自己就总结了六法,所要照顾的面更广。而气
韵说的提出,相对於传神说的概括,它更具体、更复杂。也就是说,
这时已明确提出了造型准确、色彩丰富和构图完美等要求了。再强调
传神,这个时代绘画难免後人看了觉得“笔路纤弱”,“点刷研精”,
再往後,中国绘画技法臻于成熟,由重彩色而变为重墨色,由尚繁而
转为尚简。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就有一段著名的评论∶“特
忌形貌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作为一个画家,
“不患不了,而患于了。即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识
其了,是其不了也。”《论画体》居於这种时代的审美追求,人们重
新欣赏顾恺之的原始稚拙的自然天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
也许更能体现历史发展的,还是传神这一概念的内涵的变迁。顾
恺之的“传神阿堵”也好,谢赫的“气韵生动”也好,均侧重在“传”
出被画对象的“神”。“形、气、神”都是为对象的“生”服务的。
直至张彦远,也还是认为只有画人才有传神的问题,“至於台阁树石,
车与器物,无生动之可拟,无气韵之可侔。直要位置向背而已。”
(《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人以外的描绘对象,是没有传神一说
的。
到了宋代,文人画兴起,传神的涵义逐渐由传对象的神到传主体
的神演变。其代表人物当首推苏轼。他的《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
∶“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
律,天工与清新”几乎成了文人画的纲领。还有,“观士人画,如阅
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跋汉杰画出》)南宋陈去非的诗句
“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臬,”乾脆把古老的典故又抬了出
来。而邓椿在《画继》中,则明确地纠正了张彦远之前的“徒知人之
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的观点,也就是说,物和人一样,都是有神
的。这里的神,已经有很多作者自己的成分了。郭若虚在《图画见闻
》中就有过论述。他认为画应“得自天机、出自灵府”,“发之於
情思,契之於绡绪”,而且认为“自古其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
士,依仁游艺,探颐钩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画”(论气韵非师)。
对此,苏轼论述得更为具体,他的“天工与清新”的境界的实现
是有前题的,那就是“神与万物交”,只有这样,才能“天机之所合,
不强而能记”(《书李伯时山庄图後》)。又如,谈到文与可画竹能
“无穷出清新”,关键就是“其身与竹化”(《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
竹诗》)。《鹤林玉露》罗大经《论画》中还有一段类似的记载∶
“曾云巢无疑工画草虫,年迈逾精,余尝问其有传乎?无疑笑曰∶
‘事岂有法可传哉?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尽夜不厌。又恐其
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
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
岂有可传之法哉?’”这里,也可谓其“身与虫化”了,当然,更为
生动的还是苏东坡自己酒後画竹壁上的题诗∶“空肠得酒芒角出,肝
肺槎芽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也就是说,
这里画的是竹,是虫,而表现的却是作者自己了。
元代的倪瓒,又将此推前一步,他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
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甚者,“余之竹,聊以写胸中之
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否,叶之烦与疏,技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
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辨为竹。”(《清门阁遗稿》)到清
代的石涛,更发展为一套完整的理论,见之於他的(《画语录》)及
一些题画诗跋。“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於于予也,予予
脱胎於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
旧於大涤也。”(《画语录·山川章》)并且明确宣称∶“我之为我,
自有我在。”(《画语录·变化章》)而他的“不似之似似之(《画
展开余文
题跋》)的名句还一直沿用至今。而显而易见,上述的传神侧重已经
不是对象而完全是主体了。用西人的说法,则是在表现自我了。
以上就是中华民族艺术传神的渊源和变化,这是一种纵向的比较。
站在传神的角度看画家(顾恺之和谢赫),看出了时代的前进,站在
画家(顾恺之和苏轼)的角度看传神,看出了境界的发展,随著时代
的前进,将来还会有更新的发展。
二关於科学的
《一》
西方艺术一开始就受到一种科学观念的影响。早在公元前六世纪
末,毕达拉斯学派就对艺术作出了解释。後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等也一再强调艺术对自然的摹仿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大多是
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认为
数的原则支配著宇宙中的一切现象,艺术也不例外。首先就是要对对
象作充分的了解、分析,而且,“不能凭著初次接触,而是要经过极
勤奋的功夫,长久的经验以及对於一切细节的广泛知识。对於雕塑家、
雕刻家、写生画家以及凡是按照每一种类事物去刻、塑或画出最美的
形象的人来说,情形至少是如此。例如就人或马、牛或狮作出最美的
形象,都要注意每一种类的中心,人们都称赞波里克勒特的叫做‘法
规’的论文〔所以称为‘法规’是因它定出事物各部分之间的精确的
比例对称〕,┅┅至於美,”在各部分之间的对称?例如各指之间,
指与手的筋骨之间,手与肘之间,总之,一切部分之间都要见出适当
的比例,象在波里克勒特的‘法规’里所定的┅┅实际上按照许多医
学家和哲学家的学说,身体美确实在於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对称。“
(1) 他们把人和一切事物作为数学和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法规
“总结出人身比例是头与身体是一比七,认为这种颇为粗短敦实的造
型,最有利於人体健壮的特点。而且,总体比例要绝对正确,就是一
节小食指,也必须与全身成正确比例,否则,细微的差错,往往造成
极大的错误。而数的合理,将产生特殊的美感,如影响至今的”黄金
分割“就是一例。”成功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而任何一个细节都是
有意义的。“(2 ) 这些理论,与我们的”得意忘形“、”九方臬
相马“以及”四体研蚩无关妙处“等的确是大相迳庭的,甚至,从作
品效果上看几乎是恰恰相反;四体研蚩非常关於妙处,传神写照,不
在阿堵之中。希腊雕刻的四体雕凿精确,但恰恰不刻出眸子。西方艺
术一开始就塑造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富於量感的自然对象。这就是我
们今天所谓”写实的“渊源。古代希腊人相信科学,遵循法规,甚至
也依赖法规。公元前五世纪波里克勒特的”法规“统治了一个世纪,
到公元前四世纪被留西坡斯的新的”法规“所取代,人的头与身体的
比例变成了一比八,於是,人人又遵循著这新的”数“┅┅
《二》
约莫两千年过去,义大利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个需
要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代,很多人既是科学家、工程师、又是文学家、
艺术家,达文西就是这样一位“巨人”。他既当过军事工程师,又研
究过力学、飞行学、植物学,而在艺术上又研究过透视学和解剖学。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杰出画家。“文
艺复兴”所要复兴的正是古希腊的思想,艺术自然是很直接的。早在
达文西之前,1435年,一位身兼画家、建筑家、剧作家的全才式的人
物列昂·巴蒂斯塔·珂尔伯蒂,在他所写的一本“论绘画”中就声称
∶“我希望画家应当通晓全部自由艺术,但我首先希望他们精通几何
学。”(3 ) 这里继承的,还是那个“数”的观念。那时候,艺术
与科学还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的。美术院出来的学生也许还记忆犹新,
透视课作业就是数学作业,做起来好不费脑筋。
达文西不愧为一位“巨人”,他不但在技法如构图、明暗、透视、
解剖、心理刻画、风景描绘等诸多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在理论上也
对他所处的时代做出了一个几乎是全面的总结。他的《画论》就曾一
直影响後世。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达文西的理论也受制於那个时
代。那时艺术与科学并未安全分开,科学的发展,更加深了固有的机
械唯物论的影响。如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他强调∶“画家的心应当
象一面镜子,将自己转化为对象的颜色,并如实摄进摆在面前所有物
体的形象。应该晓得,假如你不是一个能够用艺术再现自然一切形态
的多才多艺的能手,也就不是一位高明的画家。”他一再使用镜子做
比喻,又说画家的作为“应当像镜子那样,如实反应安放在镜前的各
物体的许多色彩,作到这一点,他彷佛就是第二自然。”至於如何学
习,他说∶“首先学习科学这门科学产生的实践。”还说∶“透视、
明暗法、比例、解剖、动植物等知识是画家的必修课。”“画家是自
然和人之间的中介者,是自然创造物的再现者,他的精神必须包罗自
然万象。”他还非常强调理论、理性的意义,他说∶“理论对实践的
意义就像罗盘航海一样。”“那些作画时单凭实践和肉眼的判断,而
不运用理性的画家,就像一面镜子,只会抄袭摆在面前的一切东西,
却对它们一无所知。”(4 ) 这理的镜子又成贬义的了。不过,其
目的无非还是说明科学的、理性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亦有身兼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全才,也有相当强的写实能
力与技巧,汉代的张衡就是一例。他是一位科学家,精天文历算发明
浑天仪。他又是一名文学家,作《西京赋》,构思十年而成。他还是
一位艺术家,而且有高超的写生能力,甚至还有用脚画速写的技巧。
传说建州浦县山上有一种怪兽叫骇神,兽身人首,好出水边石上。张
衡得知後,即前往写生。不料那兽见他後即潜入水中不肯再出来了。
後来人家告诉他这个兽怕人画他,所以不肯出,让他把纸笔放下。他
照办,果然骇神又露出来了。张衡拱手不动,而偷偷用脚趾把它给画
下来了。与故事雷同,还有鲁班画忖留、秦代画工画海神,大概同出
一源。此说近乎神话,但至少可推侧当时对再现自然的重视和“写实”
能力之高超的。此外,还有张衡的见解为佐证。他在给皇帝的《清禁
绝图谶疏》中就提到∶“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
难形,而虚伪不究也。(《後汉书·张衡传》)观点是重复韩非的,
崇尚写实。留存至今的青铜雕刻《马踏飞燕》和霍去病墓前石刻,均
可见出写实风范。不过,即便如此,中国艺术的写实与西方艺术的写
实却不完全是一回事。虽然未见当时的写生作品,但从出土的帛画和
画像砖石推断与西方同期即希腊时代的艺术还是大异其趣的。就拿霍
去病墓前石刻的兽来说,雄泽拙朴,真可谓”意足不求颜色似“。而
希腊雕刻,则是另一种意味,用温克尔曼的话来说,就是”高贵的单
纯“和”静穆的伟大“,这也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境界。至於文艺复兴
时代的大师与同时代中国兴盛的文人画大师的作品相比较,距离就更
大了。达文西强调要像镜子一样去反映对象,而倪云林却说自己画的
竹,别人把它看作是麻是芦都无所谓……
一直到十九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还是忠实地奉行前辈
的准则。他说∶“我们的目的不是发明”,而且“以艺术大师们为榜
样,继续运用客观自然不断向我们提供的无数形象,诚心诚意地去再
现它,赋予它以纯洁而恰当的风格(没有它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是美丽),
使形象臻於完美”。又说“去画吧,写吧,尤其是临摹吧!像对待一
般静物。所有你从造化中临摹下来的东西,已经是创作了,而这样的
临摹才有助於引入艺术。”而他所认为理想境地则是∶“造型艺术只
有当它酷似造化到这种程序,以致把它当作自然本身之时,才算达到
了高度完美的境地。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好是不露痕迹的”。(5 )
虽当时已出现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争,但他们最根本的“法规”
还是基本未变的。
《三》
真正的变化,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代艺术诞生的时代。
塞尚、高更、梵高、秀拉等一群後印象派画家作为现代艺术先驱登上
了画坛,而塞尚则成了现代艺术的始作俑者。他说,艺术就是“结合
自然而得到发展与应用理论”;处理自然形象,则应“运用圆简体、
球体和圆锥体;每件物体都要置於适当的透视之中。使物体的每一面
都直接趋向一个中心点。要想取得成就,只有自然可资依靠,眼睛也
只有通过同自然的接触才能得到锻炼,只有通过观察和创作才能变得
视线集中。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桔子、一个苹果、一支碗、一座头
像之中都有一个最高点;这个点— — 尽管光线、阴影、色彩感觉
有其惊人效果— — 往往最接近我们的眼睛;而对象边缘线则退到
我们视线的一个边缘点上。”(6 ) 虽然这里依然强调“只有自然
可资依靠”,但是与前人的“镜子”般的摹仿已经不是一回事了,虽
然也强调“透视”,但这里的透视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意义了。他要
表现的是自然的永恒结构,这,也正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构成”
的观念的滥觞。
西方艺术从古希腊至此,历时两千五百年,其传统始终一贯。没
想到不变则已、一变惊人!诸流派的出现,使西方艺坛七彩纷呈。艺
术由“写实的”走到极不写实,或者极写实,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极
端;甚而,艺术由艺术走向了反艺术……道理上,也各执极端、标新
展开余文
立异,当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当推毕加索了。他说,“当你发生困
难的时候,你只能靠你自己。你自己就是一个太阳,你腹中有著千道
光芒。除此外则别无所有”。还说,“我不是模仿自然,而是面临自
然— — 并利用自然”。(7 ) 於是,在他一个时期的一个作品
中,出现了将人物形象肢解後再重新组合的“造形”。历来在艺术作
品中是优美迷人的女性,在这里则往往是歪鼻子斜眼的怪物。人们无
法理解,然而作者的解释却是∶“人们若想了解我画中真正含义的话,
就必须先成为一变态性欲者,否则就无法真正了解”。(8 ) 古老
的“法规”被彻底打破了,经典的“模仿”理论被完全抛弃了,西方
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这就是西方艺术境界历史的变迁。可以看出,有别於中国的相对
稳定,西方变化实在太大了。由写实的走向了各种极端。不过,稍加
留意就不难发现,传统的也好,现代的也好,艺术家始终还是以一种
“科学的”眼光去对待自然,去“分析”对象。艺术变革的伟大时刻,
印象派画家把传统的“数”的原则模糊了,代之以光学的手法去捕捉
自然瞬息变幻,如莫奈,或者以光学的手法去分析对象的成份,如秀
拉。而塞尚又一反他们对自然外表飘忽的追求,代之以几何学的手法
深入自然之堂奥,去抽象对象那永恒不变的“结构”,於是,从此而
引出一个更为广泛的“科学的”天地。
三 传神的与科学的
《一》
王子年《拾遗记》里有一段记述∶“烈裔骞霄国人,善画。始皇
元年献之。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以指画地,长
百丈,直如绳墨。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画为龙凤,
骞翥若飞,皆不可精点,或点之飞走也”。从这则故事看来,早在始
皇元年,中西艺术就开始有交流了。当然,那时的西,还是指西域一
带。可惜,《拾遗记》是一本志怪小说,不能与史书同等视之,不过,
以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中华的气势看,推断那时有外国工匠来朝拜
献艺,亦不算过分离谱。那时候绘画的工艺很强,大概个别工匠还身
怀绝技,这位故事中的画家也许就是一例。用当今的眼光看,他应是
一位了不起的先锋派兼细密画家,只是这个“点精术”实在已属神话
了。然而,偏偏就是这个“绝招”影响深远。见诸文字记载的,至少
有西晋卫协,画七佛图人物不敢点睛;东晋顾恺之;每画人成数年不
点睛。一次还在瓦官寺画维摩诘像,以表演点睛为寺庙募损达百万之
巨;而张僧繇的画龙点睛破壁而飞的故事,至今还作成语使用。
东汉以後,佛教传入中国,佛教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就更大了,
敦煌莫高窟等古迹留下了历史的见证。如果从犍舵罗艺术特徵而论,
那可以说已经间接地引进了正的西方艺术了。当然,直接的传入,还
是在明清之後。於是,首先是使中国从此增添了一个新的画种。其次,
就是对中国画本身产生深刻影响,徐悲鸿、林风眠等大师的实践就是
很好的例证。
而中国艺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也是显著的。通过丝绸之路把
中国的工艺品带到西方暂且不说,比较直接的,是唐代中国艺术传到
了日本。而日本艺术对西方现代艺术出现是有著特殊意义的。後印象
派的许多大家都曾受到过日本绘画的影响。在马奈的《左拉肖像》。
梵高的《唐吉老爹》、《一只耳朵扎著绷带的自画像》等作品的背景
中都出现了日本浮世绘版画,而梵高还曾认真地用油画临摹过日本版
画。高更的《静物和日本版画》中,日本版画已直接进入主题。塞尚
出於门户偏见,曾经称高更为“中国式人物的,制作者”。(9 )
赫伯特。里德在追寻现代艺术在视觉和技法宗源时,就曾指出一个是
日本,一个是英国。在论述日本的影响时他说∶“有许多印象派画家
表面上受了日本浮世绘木刻影响,但是只有在梵高和高更的作品中才
明显地看出这种艺术的充分影响效果。两位画家都试图以油画的语言
去创造类似的艺术形式,的确,像惠斯勒这样的画家就曾模仿过日本
版画的结构和构图的特点,他却在这种体制上添加一种讲究气氛的印
象主义色彩,可以想像,这是借助於中国绘画的,但本质上却没有脱
离莫奈或德加的风格”。(10)至於西方现代艺术又反过来冲击中国
艺坛,这则是在本世纪末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可以设想,将来还会有
更广泛的交流,还会相互有更深刻的影响。
《二》
塞尚曾藐视地称高更为“中国式人物的制作者”,这种观点是居
於他对装饰因素的排斥。当然,从根本上说还是对中国艺术的无知。
塞尚是否见过中国画原作,未作考证。不过,一些来华的传教士见到
中国画後,总觉得人物是单薄的,在衣裳里似乎没有躯体。诚然,一
种异域文化的出现,其内涵的确是很难一下子为人所理解的。当西方
油画传入中国之初,国人亦曾藐视称此等作品“匠气”,对其毫无笔
墨可言时有耻笑。当然,那时多为传教士带来的宣传品,不过,即便
见到大师之作,由於观念的差异,想亦未必能增加几分崇敬。清末的
林纾,对西画的态度算是客观的了,他在《春觉斋论画》中曾谈到西
画, 对其写实功夫是备加赞赏的∶“夫像形之至肖者,无若西人之
画。”“画境极分远近。有画大树参天者,而树外人家树木如豆如苗。
即远山亦不逾寸。用远镜窥之,状至逼肖”。但是,他依旧认为∶
“似则似耳,然观者如睹照片,毫无意味”。
鸦片战争以後,中西交流渐频,相互认识逐步加深,而相互排斥
也依然存在。如康有为在游历欧洲之後,就曾励赞希腊罗马艺术,其
中就提到了作品中人体结构的准确刻画的意义,认为筋脉不见,精巧
不出。再後来,西方也陆续有人来华学习中国画。但是,作为一种时
代的创造,西人并未给中国艺术同等的地位,作为一种商品的流通,
西人也未把中国艺术放到同等的水准。当然,这里首先是受制於经济
实力、政治等等大前题,然而,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因
素。举个例子,西人毕竟不能像国人一样体味中国传统术尤其是中国
画中纸、笔、墨所产生的神韵,甚至还偏偏计较这些材料本身,认为
仅仅是在纸上涂抹几笔,片刻即成,不过为西画之水彩而已。而油画
又是在又是油彩,又是外框又是内框,工序复杂、制作艰难、保存长
久等等,价格当然不与一张“纸”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在中国本土,
尽管西画对国画产生了一些有益的影响,但是,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
实践,人们又重新反思这段路程,一些美术院校的中国画专业开始不
像以前那样完全按西画的方式画素描了,这就是一种理性的反应。
《三》
其实,以中国观去论西方艺术,亦未必没有共同语言。苏格拉底
就十分重视通过眼睛去刻对象的“心境”、“精神方面的特质”,他
与画家巴拉苏思的对话就是通过层层剥离,步步进逼的手法,论证了
人常常用朋友或敌人的“神色”去看旁人,而绘画可以“把这种神色
在眼睛里描绘出来”。并且,“高尚和慷慨,下贱和鄙吝,谦虚和聪
慧,骄傲和愚蠢,也就一定要表现在神色和姿势上”,所以,“美的
善的可爱的”和“丑的恶的可憎的”两种区别很大的性格都能描绘出
来。(11) 达文西也强调“精神状态”、“思想意图”、“内心意
图”等,不过,他更重视通过动作表现。他说∶“绘画里最重要的问
题,就是每一个人物的动作都应表现它的精神状态,例如欲望、嘲笑、
愤怒、怜悯等”。又说∶“在绘画里人物的动作在各种情况下都应表
现它们内心的意图”。(12) 这些论述,实质上就是要“传神”,
尤其前者,几乎就是“阿堵传神”了,而且,如果上述的传神是属於
对象的神的话,那到了高更,梵高以及後来的表现派等等,则可以说
是传作者的神了,而且非常鲜明、强烈。
此外,还可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举出一些具体的事例。如我国古
代有所谓“诗是无形画,画是无声诗”的说法,而古代希腊的哲学家
也提出了同一的命题,他们的说法是∶“绘画是哑诗,诗是能言画”。
又如,我国古代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说法,在古希腊作
品中,路德维希宝座的浮雕《阿沸洛狄忒的诞生》那种湿淋淋的贴身
衣裳的刻画,《胜利女神尼开》中那种迎风招展、衣带飘扬的雕琢,
正好做这两句话的注脚。王维《袁安卧雪图》画了雪中芭蕉,遭人非
议,而沈括却为之辩护,说这是“造理入神,回得天机,此难与俗人
论也”。并且认为“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梦溪
笔谈》)。这类艺术处理,在西方艺术中就更多了。即使是写实性很
强的作品都能举出不少例子。古希腊米隆的《掷铁饼者》据有关体育
运动专家分析,运动员的这种手脚配合的姿势掷起来必定要跌跤的。
无疑,具有至今都难以企及的技巧的古希腊雕刻家并非雕不好这个动
作,而相反恰恰是以此服从一种理想的追求。安格尔的《大宫女》被
认为脊椎多长了一节,这也并非这个学院派大师的失误,而恰恰是他
服从画面构图的著意安排。而歌德对荷兰画家吕邦斯的一幅风景画的
论述,则更为接近。在这幅品中出现了树丛的投影与光源矛盾的违反
自然规律的现象,歌德说∶“吕邦斯正是用这个办法证明他的伟大,
宣示出他本著自由精神站得比自然要高一层,按照他的更高的目的来
处理自然。……他用这种天才的方式向世人显示∶艺术并不完全服从
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而是它有它的规律”。(13) 这显然也是一种
“造理入神”的议论。可见,“奥理冥造者”在中西画界并不“罕见”
的。也正因为有这个共同的“理”,所以艺术才能成为超越东西南北
的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四》
至此,话应该说回来了。看来,中、西艺术,其终极目标还是一
致的。不过,由於民族精神内涵不同,加上工具、材料有异,至使其
各具自身的特色。孰长孰短,难以一概而论,取长补短,才是科学态
度。随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广泛和深入,人们将从比较中更多地认识各
自民族艺术的精粹,在新的体验与阐述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艺术。
前面,就各自的差异追溯到了老庄和毕达哥拉斯,其实,就最初
的著眼点上他们也有某种共同之处。古希腊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差不
多,也许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有时也会很相近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
为统摄万物的最高原则是数,认为“整个天体就是一种和谐和一种数”,
认为“美是和谐与比例”(14) .首先用数的观点解释音乐节奏和和
谐,如发音体的长短、震动速度的快慢就决定了声音的长短与高低,
从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音调。此外,不同的数的比例就出现了不同的
音程等等。这也就是美学中“寓整齐於变化”理论之滥觞。这里,是
用剖析的眼光去对待艺术,去“切割”艺术,於是,“切割”出了听
觉上的音调,视觉上的“黄金比”……“寓整齐於变化”,侧重的是
“变化”。在老庄学说中,宇宙万物的规律就是“道”,它有著永恒
绝对的本体意义。《老子》中解释万物演变就提出了“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在某种
意义上说,这也是“数”,不过,与毕氏的“数”相比较,前者是一
个实数,後者是一个虚数。也许,最根本的同一性与差异性都在这里
了。
我们的祖先,一开始就树立了一种有机的整体统一的关念,并以
此去解释自然和人。不过,我们侧重总体,侧理“合”,於是,突出
的数字是“一”。“一”“太一”,“一元”以至後来的“天人合一”……
“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淮南子。诠言篇》),
“太一生两仪,两仪生阴阳”(《吕氏春秋。大乐》)。这里的一是
指从道派生出来的混沌之气,而在混沌之中又有两个相互依存的阴阳
对立面。董仲舒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
号》),并从而提出“天人感应”说;朱熹也说∶“天人一物,内外
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语类》)。在这里,人和自然都在
一个混沌的整体中有规律地运行,“小周天”和“大周天”是统一的,
能相互感应的。这里没有上帝、没有戒律,没有主宰一切的神。即使
是生万物的道、还得“道法自然”,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这种
混沌观,使中国艺术美学中就出现了一连串混沌的,让人只能意会而
难以言传的字眼∶“神、气、韵、骨、意、灵、性、情、理、逸、妙、
趣、味……。”,仅仅一个字,如此简单,然而使用起来又是那样贴
切。这是对艺术美的不同理想境界的最精炼的概括,是中国艺术形式
上的追求。
人和物也是混沌的。《圣经》的神话中,上帝做了第一个女人的
时候就动用解剖手术— — 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而做出了夏娃,
这里又实行了“切割”,当然,有很高的科学技术。而中国造人说则
是∶“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於泥中,举以为人”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这里也是“捏合”的。
也许更能体现这种辨证统一观念的还是中医。与西医以解剖的方
式去认识人不同,中医以气精骨血、阴阳五行等去解释人体的物质存
在及其内在运动,以经络去说明人体的有机联系。此外,在观察人的
健康时,总是把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把人的精神因素与生理卫生因
素联系在一起。《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就谈到∶“天有四时五
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璁、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
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璁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
阳”。中医以阴、阳分别解释系统及其功能,脏器的名称实质上是一
个系统的象徵。所以,所谓“伤肝在怒,伤心在喜,伤脾在思,伤肺
在忧”等等,实际是指这些心理因素对总体生理机能的影响。而这些
经验总结,也越来越为现代医学所重视。有意思的是,毕达哥拉斯学
派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健康的身体是由於体内寒热湿燥的
平衡”(15) 朱光潜在《西方美术史》中谈得更具体∶“他们提出
两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看法,一个是‘小宇宙’(人)类似‘大宇宙’
的看法(近似中国道家‘小周天’的看法),他们认为人体就是天体,
都由数与和谐的原则统辖著。人有内在的和谐,碰到外在的和谐,
‘同声相应’,所以欣然契合。因此,人才能爱美和欣赏艺术。另一
个看法是人体的内在和谐可以受到外在的和谐的影响。他们把这个概
念用到医学上去,得出类似中国医学里阴阳五行说的结论。不但在身
体方面,就是在心理方面,内在和谐也可受到外在和谐的影响……。”。
不过,他们并没有顺著这条路子走下去。在对大自然探索的长途跋涉
中,中西方有时会在一条起跑线上,只是脚步迈开以後就分道扬镳了。
西方人十分理智地去分析解剖每一个局部,中国人极富感情地去体悟
玩味那混沌的整体。於是,中国人按按脉,看看舌头就能知道什麽病,
而且头痛未必治头,脚痛也不一定医脚。针炙口诀有所谓“头项寻後
溪”,脚板下的涌泉穴竟与治鼻炎有关,而在耳中能够找到全身的部
位……。。
推广之於物,就是“目无全牛”、“前身相马”的理论。尤应细
说的,还有器物之“无中生有”,《老子》第十一章是一段典型的论
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
器之有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
以为用”。也就是说,有了毂中间的空洞,才有车的作用,有了器皿
中间的空虚,才有器皿的作用;有了门窗四壁中间的空隙,才有房屋
的作用。有与无是辨证的统一体。而且,正是“无”决定了“有”的
作用。於是,就形而下观之,就有了顾恺之的忽略“四体”与重“阿
堵”;就有了中国画的主要以线的自身变化和相互给合构成的特色;
就有了中国画的勾、皴、点、染的程式;就有了山水树石在皴、点上
的不同类型;就有了用墨和整个画面处理上的“计白当黑”。同时,
也有了中国戏曲的程式,虚拟……於是,中国人把“画”画视为“写”
画,写生、写真、写意、写心、如书写一样一气呵成地写出自己的胸
臆;中国人把“演”戏说成“唱”戏,把“看”戏说成“听”戏,听
那如歌如诉的唱腔,抒情、咏志。它们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天地,它
们主要不是想说明对象是什麽,而是想借对象说明“我”是什麽。於
是,中国人信奉那个古老的道理∶“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
器”(《易。系辞上》。
最後,如果还是要从那个“数”开始去作总结的话,那就是他们
是个实数,我们是个虚数;他们是精确数学,我们是糊模数学;他们
重物质,我们重精神;他们侧於分析的,我们偏於综合的;他们偏於
理智的,我们偏於感情的;他们侧重形而下的,我们侧重形而上的。
耐心寻味的是在方法上是恰恰相反的,大概因为他们著眼时太重视对
象局部的解剖分析,所以在著手时则非常强调从总体出发。油画是这
样,首先要考虑轮廓、色调、块面;话剧是这样,首先要考虑整个舞
台节奏和环境气氛。而我们,大概著眼时太重视有机整体的统一了,
所以在著手时往往直接从局部开始,中国画是这样,先画好眉眼,再
扩展全身。而中国的戏曲,主角在唱,配角站在一旁,无需呼应……
中国画的“笔”字,作为工具的意义,在英文中找不到一个对应物,
它只译作“刷子”,而“画家”则是“油漆匠”的同义词。而作为一
种意味,“笔墨”的“笔”字则更难找到一个贴切的意译。油画是用
刷子“刷”出来的,中国画是用笔“写”出来的,前者侧重其结果,
而後者则兼顾到过程。各自都有其长,有其短。就表现对象的分量感、
逼真性而言,西画比国画强的多。如历史画的创作,显然油画更具说
服力。然而,若拿他们的天使与我们的飞天相比,那无疑又是後者更
具神仙感。西画中那些敦敦实实的人体即便是长著一双翅膀,人们依
旧难以相信他们能飞起来……中西交流,相互影响,首先一方面就是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另一方面是知己知彼以後,反其意行之,扬己之
长,避人之短,立足於自身特色之发挥。在当前也许後者更为重要。
世界艺术有许多高峰,中华民族的是一个,西方民族的又是一个。
全面把握中西艺术的美学特质,不但便於交流,而且更重要的还在於
攀登— — 我们攀登这些高峰的时候,将更为自信;我们观赏这些
高峰的时候,将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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