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多

      我之所以将这篇文章的标题拟为也论《原野》，并不是有什么新的观点可以提出或论证，而是因为本文是写在李创业先生论《原野》的基础上写成的，因为我不完全同意李先生对《原野》的评价，因此，斗胆写出商榷文章，以求教与李先生，但必须说明的是，我在文章中仍应用了李先生讲座中我完全赞同的部分。

      为使我的文章显得较有系统，我不在就李先生的观点一一反驳，而只是将其我并不赞同的观点分列出来，再在正文中论述。

      1．李先生认为原野之所以从问世起便受到理论界的一致批评，是因为当时的理论界并不懂得这部剧作是用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创作而成，而一味用单纯的现实主义眼光去衡量。

      2．李先生认为：《原野》的缺陷在于

      过分渲染了恐怖气氛，以至影响了仇虎作为复仇者的形象；表现主义只表现抽象的人性，因而模糊了阶级性。

      三

      《原野》自1936年在《文学月刊》发表后，便受到文化界异口同声的批评，有认认为作者不了解农村，不熟悉农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人说作者把一个本来很有意义的农民抗争形象的题材写坏了等等，不一而足，就这样，从那时起，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原野》一直没有获得官方认可，而令人深思的是该剧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受到了人民大众的欢迎。

      那么，原因何在呢？

      只要我们稍微留意批评界对《原野》的反应，就不难发现，各家的批评除了只给用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想结合创作而成的《原野》单纯地套之以现实主义的准绳外，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剧作者在他（仇虎）的身上过多地渲染了那种原始生命力，反而模糊了郁积在他内心的阶级意识”（唐套语），尽管李先生在理论上充分肯定了《原野》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探索价值，但在这一方面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

      为了证实这种观点的正确程度，我们不妨回过头去，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要知道，《原野》发表于1936年，当时，中国文艺界正在集中火力，轰轰烈烈的批判“自由人”“第三种人”和“为艺术”“为人生”的倾向，认为文学只是“反映阶级实践的意欲”，单纯而又片面地强调文学的阶级性，竟致把文学引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抗战初期的“国防文学”，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公开提倡乃至于建国初期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路线发展到高潮时的“高、大、全”文学都无一不是这个脉络的延续，这样，毫无“血腥味”，没有表现阶级斗争内容的“原野”，也就名正言顺的被“判处监禁”以至与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里被人完全遗忘，成了畸形文学观念的牺牲品。

      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特殊的文学现象，出于一定的历史需要（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只要求文学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和某些抽象观念的说教，只要共性，不要个性。完全抛弃了文艺自身的规律，用这种观点分析文学作品显然是错误的。

      其实，人们喜爱《原野》正是因为剧本用表现主义的高超手法，塑造了一个充满原始生命力，具有实实在在“人性”，而非“阶级性”的真实感人的仇虎形象，在他身上，充分展现出人性的光辉，人性的魅力。他本身就是黑暗社会里真实存在的千千万万受奴役、受迫害的农民中的一个而不是凭着阶级斗争的观念人为拔高起来的英雄形象。作者表现了他内心的惶恐和他在极度恐怖中的精神错乱，这正是人物性格的发展最合逻辑之处，也是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作为一个受尽欺凌的被压迫者，仇虎之所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报复，从他的思想轨迹看，完全是出于封建宗法的伦理观念——父债子还。他本身还不是一个觉醒了并着意寻求出路的自救者或救世主，他是农民，是被封建统治者奴役的 对象，在他的身上，深深浸透着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懦弱和奴性，因此，他的性格中难免有懦弱屈服的弱点，如果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一味将他的性格刻画为倔强刚烈、宁死不屈、天不怕地不怕，那还是仇虎吗？他还属于哪个时代吗？

      当然，仇虎的复仇是阶级冲突的产物，但生活中的仇虎（旧中国何止一个仇虎？）并不真正懂得阶级斗争的含义，如果让他在杀死善良的大星以后，毫无内疚感而表现出无产阶级应有的勇气，于理可通？他还有点人性吗？至于作者在剧中着力渲染的恐怖气氛，正是仇虎内心精神极端痛苦和恐慌的折射，没有这种氛围及这种氛围下仇虎的心态描写，仇虎的复杂真实可信的形象就无从体现，《原野》也将因之暗淡、毫无色彩。

      结 论

      1、《原野》自问世起便不受文艺界的欢迎，是因为人们除了不了解该部剧作是用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创作而成外，更重要的是，人们用畸形的文学观念去衡量它。《原野》成了畸形文学观念的牺牲品。

      2、《原野》正因为合乎文学创作规律地表现了人性，而没有表现阶级性，所以才成为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