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可怜的吴晗先生，我估计读者马上就会同意说：先生确实可怜。他崇敬毛泽东一辈子，最后却惨死在毛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文化革命”中。因为写了一些于世有补的杂文，却和邓拓、廖沫沙一起，成为“文革”开刀祭旗的牺牲品。亲爱的读者，你所理解的吴先生的可怜，虽然不能说有错，但我说的却不是这个。

      我听说的，是他作为文化精英，却做了许多愚蠢亦堪称可怜的事。为说明问题，这里姑举两例：1953年，已经出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遇上了要拆除朝阳、阜城等有数百年历史的城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的牌楼。按常理，作为知名的史学家，且又居于主管官员的位子上，完全可以从保护历史文物的角度阻止事件的发生。可料想不到的是，吴先生不但积极支持拆除，还担任了向群众和有关人士解释的任务。于是就理所当然地和文物保护专家梁思成先生发生了争论。吴和梁都是大学问家，两人平素的交情也不错，梁还是吴十分崇敬的老兄（梁长吴8岁）。一开始，吴说之所以要拆这些建筑物，是因为要改善首都的交通状况。梁认为吴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无知之谈，两个人的语言交锋便激烈起来。谁知，作为小弟弟的吴，便以高官的姿态压梁，严厉地批评梁：“你是个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成高楼大厦，你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的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可言！”对梁先生来说，他根本没有想到，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竟说出如此外行的话，且盛气凌人，简直叫他难以接受。想起过去的友谊，面对今天对方的无理与轻慢，梁先生竟气得当场痛哭。两人争论之后，那些城门、牌楼，很快就被拆除了。

      如果说拆城门、牌楼，吴先生以高压态势和强横的口吻批评了梁先生，虽然令人齿冷，还可以说是为了工作的需要；那么在“反右派”中吴的表现，就不能单纯用工作来解释了。“反右”一开始，吴就以战斗的姿态，“冲杀”在最前线，既写文章又发言，都表现得异常积极。特别是对罗隆基的揭发，不由人怀疑到他品德的缺失。罗解放后说过如下的话：“周恩来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却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公允讲，罗的这话是不恰当的（也不够准确），多多少少反映出他某些近乎牢骚的情绪。但若就此而得出反党的结论，实在是无限度地给人上纲。更何况，罗的话是私下里和朋友聊天时说的。然而，吴先生却把罗私下说的这话公开在揭批“章罗联盟”的场合。这种给人落井下石、罗织罪名的做法，说轻点是行为缺失，说严重点就是踩在别人的身上为自己邀宠。如果说在“反胡风”、“反右派”中一些人发觉上边已把自己视为异类而极力想“冲”出来，遂搜罗一些事以表示自己的清白，虽然摆脱不了道德的有损，但考虑到当时“高天滚滚寒流急”的那么一种环境，后来人还可对其表示谅解的话，而吴晗先生就不属这种情况了。他虽然也是民盟的领导成员之一，但和“章罗联盟”没任何关系，也不是他们的密友。他对罗隆基的所谓揭发，纯粹是主动而为，纯粹是为了表明自己是“紧跟伟大战略部署”的左派。

      可怜，在我国是个多义词，一作怜悯、同情解，如白居易《卖炭翁》中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吴晗先生因为“三家村”冤案致死，很值得怜悯和同情。但可怜也作惋惜讲，如陈与义《邓州西轩书事》诗：“瓦屋三间宽有余，可怜小陆不同居。”吴晗先生作为一个著名学者，本应好好做学问，著书立说，可他却热中于进官场，且在官位上做了与其学养、人格相癥牾的事，成为人生历史上的污点。想到这里，我为他惋惜。

      (屈超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