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腊生

      摘要

      五代科举机械地模仿唐代，年年开考，每次录取的人都很少；几十年的考试过程中，既无特别轰动的丑闻与血淋淋的科场案，亦无所谓“盛事”；连所点状元一般在待遇上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制度上只有两点小的改革尝试值得注意。

      关键词 五代科举 一如唐代 两点小变动 免再取“文解” 官办“闻喜宴”

      浏览中国古代史，我们会发现：社会统一、稳定几百年后，总会出现一个较短的分裂、混乱时期。五代正是唐代近300年统一、稳定后重新出现的分裂、混乱时期。不过，此期时局尽管动荡不安，政权尽管更迭频繁，自隋唐兴起的科举考试依然得以延续。中原一带，即使天下易主，亦不过如当今的某大公司换个总经理，从上到下的官僚队伍大体还是原班人马，因此，每每上面是你死我活的皇位篡夺，下面 的科举考试仍能按部就班举行。号称正统的中原５个短命的朝代虽然都是军人掌实权，但谁也不敢贸然废除行之既久的科举考试。不过，正如《香祖笔记》卷七所云：“五代中原之君，史家所谓正统者，皆盗贼僭窃，无足比数。”这几朝的君主毕竟都不是大有为之君，他们缺乏深谋远虑，无法实现长治久安，一切制度基本上都是机械地沿袭唐制，包括科举，而缺乏新的创造与突破。

      一 五代科举几乎照搬唐代的做法

      此期中原5朝也好，周边各国也好，其科举皆一如唐代，原则上年年开考，中原5朝共52年，便考了47次；都是由知贡举一人决定取舍与名次，有人告状才另委人复试；考生事先也都得获取州郡的“文解”，考前还要到京城或者首府活动，搞“行卷”，以求得名人或有力者的誉扬与推荐。每次录取进士依然都不多。中原５朝，录取进士最多的一次是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年），25名；最少的是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明宗长兴二年（931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都只4名（见《登科记考》卷二五、二六）。47科平均每科取进士13.49人。周边各国仅南唐有17榜有取士数：最多的一科30人，最少时仅3人（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陆氏南唐书·纪》二）。平均每榜5.47人。这表明，进士出身者在当时的官僚队伍里所占比例极小，形不成气候。

      《五代会要》卷二二云：“进士科已及第者，计选数年，满日，许令就中书陈状，于都堂前各试本业诗赋、判文等，其中文艺灼然可取者，便予除官。如或事业不甚精者，自许准添选。”《旧五代史·选举志》亦有这段记载。这里笼统提“进士科已及第者”，并未象宋朝中期以后那样将状元区别对待。可见，五代状元在待遇上还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般都跟普通进士一样不立即授职，“计选数年”后，再申请参加考选，合格者才有官做。而起点官阶跟唐代一样，仍为“从九品上”，为30级官阶的倒数第二阶。因此，此期的状元在国人的心目中、在官场里，依然不象宋代中期以后那样被特别看重。加之时局动荡、政治翻云覆雨，大部分状元的姓名都未能流传下来。

      二 两点小变动

      不过，此期的科举政策也有两点小变动值得一提。

      其一，一度试图将一次有效的地方“文解”变成长期有效的文凭。

      自唐以来，举子们所获取的地方政府文解只能一次有效。《登科记考》卷二五转引《册府元龟》等所载后唐长兴二年（932年）正月的诏书，曰：“贡举之人，辛勤颇甚，每年随计，终日食贫。须宽奖劝之门，俾释羁□（此处似应为“旅”字——笔者）之叹。今后落第举人，所司已纳家状者，次年便付贡院就试，并免再取文解。兼下纳文之时，不再（“再”原文为“在”——笔者）拘以三月，但十月内到省，并与收受。”《五代会要》卷二三有内容相似的记载，《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亦云：长兴三年春正月戊申（二十六日）诏：“选人文格不合式样，罪在发解官吏；举人落第，次年免取文解。”这显然意在放松对举子的限制与要求，并有将地方政府发的“文解”视为一种文凭肯定下来的趋势。若此，则一次取得“文解”者便有类于明清时期的举人了。

      可惜，这道诏书只实行了两年，至清泰二年（935年）九月礼部贡院又奏请恢复旧制，并得到批准，只是网开一面：当月就有批示，举人张洞等是去年落第的，因地方解试已近，往来不及，特许此次仍可“免解”，来年则非到本州取解不可（见《记考》卷二五，总第983－984页）。虽然实行颇短，但这种尝试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二，进士及第后，多少有点“待遇”。

      《五代会要》卷二二载：“天成二年十二月敕：‘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今后逐年赐钱四百贯。’”这道敕书发布后能否一直贯彻执行，未见记载。至五代末期又有新及第进士及诸科举人的“闻喜宴”由私办改为官办的记载。

      《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六载，显德六年（958年）正月甲戌（二十八日）诏曰：“每年新及第进士及诸科举人闻喜宴，宜令宣徽院指挥排比。”《记考》卷二五转引此诏时解释说：唐时礼部放榜后，由及第举子们自行敛钱会宴于曲江；五代也一向是举子自行敛钱，会宴则多在寺院或名园举行，至此才改为官家出钱，官家举办；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优待贤俊”。可见天成二年的“敕”至少是并未形成制度。

      考上之后，政府给一餐酒喝，这点待遇本微不足道，却开了宋代逐步提高及第举子待遇，直到令国人羡慕地步的先河，也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微调”。只是，这道诏书实际上只执行了1年，天下就归赵宋王朝了。

      五代科场无盛事，亦无明清时期那样血淋淋的科场案。当时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做官的唯一道路，其它的路子还有很多，所以整个社会对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与严肃性的期望值还不是很高。相应地，人们并不象后来那样看重状元，所以见诸载籍的状元资料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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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清·徐松撰. 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宋·薛居正等. 旧五代史[A]. 二十五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1994年第10次印刷（下同）.

      [3]宋·欧阳修等 . 新五代史[A] . 二十五史[M]

      [4]宋·王溥. 五代会要[A] .清·永蓉等.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据文渊阁本影印.

      [5]清·吴任臣. 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宋·陆游. 南唐书[A].四部丛刊续编[M].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重印（下同）.

      [7]宋·马令. 南唐书[A].四部丛刊续编[M].

      [8]宋·李焘撰.清·黄以周等辑补. 续资治通鉴长编（附拾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