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功邬瑞文 

      传统的小说分析往往扣住环境、情节、人物来展开，这诚然是不错的。但是，小说这种体裁并非一个模式，如果统统按固有套路去解析，有时就会有削足适履之嫌，很难发掘作品深厚意蕴。事实上，作者在设置人物时大费匠心，在安排人物关系上也用心良苦，顾及这两点，对作者的创作意图才可能了解得更透彻更全面些。 

      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艺术性、思想性都很高。茅盾曾这样赞叹说：“三个月来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小说月报》“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即使对鲁迅小说批评最激烈的成仿吾也承认说：“《故乡》实不可多得的作品。”（《〈呐喊〉的评论》）那么《故乡》究竟好在哪里？一般论者多注意到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而忽视了次要人物宏儿和水生，忽视了作者安排这两个小人物的艺术匠心。我们认为，宏儿和水生这两个小人物，就作品思想容量和艺术结构而论，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者创作意图的流露以及对人生的深沉思考，正是借助设置小人物的闪光而增加亮度的。 

      《故乡》这篇小说的主要艺术手法就是比照，而主干则是现在的“我”和闰土之关系与过去的“我”和闰土之关系的比照。现在时的“我”和闰土，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彼此有话“吐不出口外去”了，而过去时的“我”和闰土则是一对亲密朋友，心心相印，无话不谈。时间不同、色彩各异的两种大相径庭的关系拿来一比，就会生发出对人生的慨叹与思考。这种比照是够强烈的，带来的思索也是深沉的，只是有了时差性，是一种过去与现在的比照，读来总觉隔了一层；毕竟是单频道的，难以包蕴对人生的多层面思考。如果作品仅止于这一重比照，那就平面化一般化了。然而作品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又精心设置了宏儿和水生这一重关系。这里的宏儿和水生恰是过去时的“我”和闰土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闰土关系的比照超越了时间，把过去时的“我”和闰土推到了现在时，使“我”和闰土关系的时差比照嬗变为同时性比照。所不同者，仅仅是少年时代的“我”成了宏儿，少年时代的闰土成了水生，一句话，名字不同而已，此外，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这种拉到一个时间面上所形成的比照，其力度更大，思考更具有直接性，因而也更具有现实性。这种比照显然比前一种时差比照引发出的人生思考深沉。 

      此外，宏儿和水生这一重关系还有其本身的意义，当然，这一意义是在上述的时差比照中才显现出来的。从时差比照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预见性思考：现在的宏儿和水生之友谊将要成为“我”和闰土式的隔膜，这是新一代关系的回归，这也是老一代关系的重现。因此，作者虽然希望说：“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但马上又清醒地认识到：“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希望，不也是我手制的偶像吗？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原望茫远罢了。”事实上，在整个旧秩序未铲除之前，在封建的道德观念、等级观念以及一切封建思想意识未铲除之前，要谈希望，的确是茫远的、空洞的，同求神拜佛确有相似之处。 

      但希望毕竟不是求神拜佛，希望毕竟是对现实的否定，只要为希望奋斗的人多了，也就成了现实，作者对于希望是坚定的。于是，靠宏儿和水生这对小人物推导出了第三重比照，即希望中的宏儿和水生将来的正常关系与现在的“我”和闰土的隔膜关系的比照。如果说前两种比照是实比的话，那么，这第三重比照则是虚比。这一虚比，用希望中的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反衬现实中的人与人的隔膜关系，从而使主题逐步丰满，色彩逐步明朗。 

      在《故乡》中，人物关系的比照占有重要的文本构成因素。文中展现的三重历史性比照，其第一重时差性比照，实际是一种纵面比照，第二重同时性比照则是一种横面比照。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宏儿和水生之关系的特殊意义。首先，它是过去时的“我”和闰土关系的缩影，也是过去的“我”和闰土关系现在时的重现，也就是说，现在的“我”和闰土之关系与现在的宏儿和水生之关系的比照，就是成年的“我”和闰土之关系与儿时的“我”和闰土之关系在一个时间面上的比照。其次，就宏儿和水生之关系本身而言，又有让人慨叹的回归性。其第三重比照是一种纵深比照，也是一种虚拟比照。这三重比照结构以及宏儿水生之关系的作用，可用下图表示： 

      这种比照结构表明，三重比照是逐渐虚化了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希望的份量是多么沉重，消除人间隔膜又是多么艰难，这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这实际是一个应由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必须是“走的人多了”才会实现的。这就是作品所要告诉我们的。 

      因此，我们认为，在《故乡》的教学中，要全方位把握主题，要重视宏儿和水生这组小人物在作品诸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