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要和一些外国青年交往。但即便交往再多，我也无法和他们成为朋友。原因可能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一谈到历史，马上话不投机。历史并非只是冷冰冰的过去，它有时是热辣辣的，烫人的心。

          我认识一位法国青年，难得的很，他居然了解一些中国近代史，也知道鸦片战争。然而细谈下来我才发现，在他的心目中，鸦片战争的起因是中国人贩卖鸦片，而英国人出面进行正义的制止。我当然和他辩驳，他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话里话外，他在同情我受共产党专制宣传的毒害。至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他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跟他讲，他睁大了眼睛，完全像是在听天方夜谭。

          我也认识一位日本青年，每谈到中日战争，他就愤愤不平。在他的观念里，这场战争是日本人要帮助亚洲从西方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是正义的事业，而中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战场罢了，可恨中国人不知好歹，不仅不感恩图报，反而倒咬一口，视日本为寇仇。

          这两人和我都有较长时间的交往，他们聪明、博学、富于同情心，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好感乃至敬意。尤其是那位日本青年，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了解让我感到吃惊。假以时日，我想，他有可能会成为日本一流的汉学家。

          他们所秉持的观点，不是他们个人的偏见，而是他们从小接受的“历史”。历史是什么？它不仅是“铁”的事实，更是自然而然的价值观，是如同母语一样天然获得的、深入骨髓的价值观。

          “历史”能够成为历史，我是说，关于历史的论述能够成为人们普遍的历史观念，并不取决于这种论述是否正确或雄辩，而是取决于话语的权力。我在这里称之为霸权，因为它是“超”权力，它强大得让你觉不出它的作用是由于权力。

          蒙古征服了中国，建立了元朝，成了中国的“正统”，二十四史中有三部出自元人的手笔，于是，铁木真的铁蹄成了中国人的骄傲，尤其在中国近代屡战屡败、备受欺侮之时，它更成了阿Q“我们当初阔多了”的口实。鲁迅曾就这个问题专门有过论述，可惜在一片喧嚣声中湮没不闻。

          不借助于政治的话语权力是更加可怕的，它更有“润物细无声”的奇效。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规范取自西方，因而他们的价值规范也就在我们的血液中。只举一个例子，哥伦布和麦哲伦这样双手沾满千千万万无辜者鲜血的强盗，不是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被奉为英雄吗？

          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已经征服了世界，他们也把“伟大的西方”的观念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西方人所做的一切，无不代表着进步、正义和公理，拥有普世的价值。

          前几年我当学生的时候，曾经连续收听过“自由亚洲”电台关于朝鲜问题的广播，觉得它虚诞夸饰、诬蔑歪曲，简直不值一哂。不料世易时移，适逢今年志愿军出国作战50周年之际，“自由亚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居然在网上甚嚣尘上，几乎占领了我所见到的网络世界的一半。

          我相信鲁迅的话，“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但是，为了使一个人看清血写事实、承认血写的事实，也许还得付出血的代价，包括他自己的。

          假如不去反抗“历史”，我们就会永远制约于权力。那将是金箍儿一般永远也摆脱不了的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