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涛  

    翻开一本新的文学期刊的封底——我一向是从后往前看文学期刊，因为我觉得，愈是排在最后的愈是最纯净的——刺入眼的是一个文学笔会的通讯。笔会是与某某企业联合召开的，封三上印着几位董事的尊容，那家企业的总经理居中，体面、风光、显赫......光彩夺目、不可一世，而我们的编辑则显出“永远的梦露”般迷人的微笑。我不自禁的皱眉、反胃，继而脑子里冒出这么一句——文学，你沦落风尘做了人家的情妇。

    今天的所谓文学真真是一位风尘女子，娇媚、迷人，然而柔弱，她总要靠在壮汉肩头才能生存。我清楚地记得如下事实：一本叫《文学知识》的杂志，我刚刚和它相识就在那最后一期看到一则启事，感谢我们读者的厚爱，并说因经济原因虽几经挽救亦难以为继，敬请读者诸君原谅。我那时只是个毛头小子，对文学稍有留意而已，看了启事仅仅为这样纯正的一本杂志被迫停刊感到惋惜。而今天看来，那三百字的启事岂不就是一则讣告，浸透了编辑者们的泪水和哭声？我再不敢去翻动那脆弱的纸页，我怕弄破衣包将泪水和哭声流淌满地。还有一本文学期刊，不得已与某企业联合了，联合之前编辑们抱头痛哭。哭泣的是什么？这是卖儿卖女的哭声——不，是无能的母亲将女儿送给人家当了婊子，这是无能的母亲的虚弱不堪的哭声。又有一本期刊曾为是否要在封三登广告而羞羞答答争论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是所谓“犹抱瑟琶半遮面”，终落得个“只卖笑不卖身”。另有一本期刊更让人流泪，跟了某某酒厂，就在杂志的最后一页大谈诗酒缘，而在扉页上则是告知读者，“我们是在想尽千方百计硬撑下去，虽然每卖出一本杂志要赔几角钱，但我们决不涨价”。我醉得死去活来，我哭得死去活来，我可怜的缪斯，你竟使出了东食西宿的“卑鄙伎俩”，你在告诉你的心上人你做了人家的“食客”，人家的“情妇”，人家的“姘头”吗？

    我告诉我的同事文学做了经济的情妇，我其时伤心不已，而他又在我滴血的心头撒下一把盐——“同时还要向政治抛媚眼。”呜呼哉，多么恶毒的言语，多么残酷的事实！我们不是有面文学旗帜做得“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好诗吗？我们不是有位散文大家贯会卒章显志地去看花看树看山看蜜蜂看太阳而为我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不齿吗？我错了，我要跪在地上向我所咒骂过的先生们赎罪，你们抛媚眼自有你们抛媚眼的苦衷，那媚眼里是饱含着眼泪和眼血的啊！可是. . . . . .我真不知道孔融、方孝孺之流是不是已成广陵之散。

    我想起了柳永，那位“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忍”其实是“不忍”，即是不忍，“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皇帝老儿的一句话，柳七没有回头就一路地浅吟低唱着走在他的风尘路上，直唱得“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虽然他死得凄惨，一群风尘女子聚拢几个铜钱将他埋在古陌荒阡，但他没有做谁的“情妇”，也没有抛媚眼，那群女子的幽幽哭声是在诉说埋藏心底的忠贞吧？

    于是，文学开始在我眼前清晰地显现。

    一位年方花甲的男子，腰佩长剑，峨冠高耸，行吟江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打鱼人问他，“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 r？”，他却“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他死了，“举身赴清池”。他是屈原，那一天是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老百姓划着龙舟去打捞他的尸体，一捞捞了两千年。

    又一位中年男子，风尘仆仆回到久别的家中，推开柴门，迎接他的是饥饿而死的小儿子的尸骸。他抱着孩子，望着“车辚辚，马啸啸”的征尘滚滚的官道，他看到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的眼泪溅入历史，入木三分！同是这个人，倚竹杖，对秋风，声嘶力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个人是杜甫，他贫病交加，一家人在江上漂泊，“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野鹤无粮，他在长久的饥饿后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块牛肉，他吃了，撑死了，毕竟做了个饱鬼。

    又是一个中年男子，衣衫褴褛，把幼子的尸体用草裹起抱在左手，右手端起酒杯，喝一口赊来的薄酒，喝一口下酒的粥，写下“满纸荒唐言”，流下“一把心酸泪”。他也死了，留下半部书，让人去“解其中味”，让人去说“作者痴”。他，是曹雪芹。

    这些人都来了，都来了，我应接不遐。受宫刑的司马迁，卖酒街巷的司马相如，大醉不醒的阮籍，在杂草中找寻秧苗的陶渊明，国破家亡的李煜，放鹿青崖的李白，跋涉在贬谪路上的柳宗元，沦落风尘的薛涛，寡居的李清照，还有......那位路遥......

    跪在列祖列宗面前,我看到文学本就是一位贫家女子,破衣烂衫。屈原们谁 也没有去傍大款，但他们却为我们留下了万古不朽的诗篇，让我们咀嚼这真文学苦涩中的甘甜。面对这些血写的诗行，我们哭，我们笑，我们且哭且笑。而那大款的情妇们究竟为我们唱了一首怎样的歌？老百姓送酒巴小姐一幅对联，道是：“假名假姓假地址，骗吃骗喝骗感情。”我把它送给我们的某些所谓“文学”不知可否？我把我们的某些所谓“文学”叫做“婊子文学”不知可否？有位作家“下海”，自联曰：“西施弄桨，范蠡荡舟，美女功臣皆下海；红袖当垆，青衫掌勺，佳人才子早经商！”分明是为自己弄了块遮羞布，是钱钟书先生之所谓“暴发户造谱牒或者野孩子认父亲”。他的一位同行贺曰：“文化娶经济，商场演新戏，一本十万利。恭喜！恭喜！”这是放不下文人的架子，分明是做情妇，却偏说倒插门娶新郎，实属又当想婊子又要树贞节牌坊之流。另一位则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商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生利。”如果说前文提及的那家杂志是“只卖笑不卖身”，那么此话则是赤裸裸地要“不怕牺牲”“血肉”之躯去“争取生利”了；如果说“文化娶经济”之说还想立贞节牌坊，那么此话则连贞节牌坊也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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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行文至此，我无话可说。只能虚弱无力地说上一句：

我们宁愿听葛天氏之民操牛尾投足以歌，也不要听暖阁儿里嗲声嗲气的燕语鹦声。

                                                                                 

                          1 9 9 8年 4月29日改定于无香阁   

                     （本文发于1998年第7期《中华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