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斩崔宁》是宋代话本小说，明代冯梦龙把它收入《醒世恒言》，改名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本篇情节离奇，纯是以世相的偶然性构成，“戏言成巧祸”确是最为准确的概括。

      事情起于微末：刘贵家道衰落，得丈人资助十五贯钱开店，回得家门，乘着酒意戏言这是典卖小娘子的身价。这一戏言本也无伤大雅，刘贵只是吓她一吓，想不到小小的起因却酿成大祸，断送了三条人命，共间因果关系大小实在不相称，可结果却依然是如期而至，这全在于起因与结果之间的一连串巧合。小娘子听说自己无端被卖，连夜出走，离家时只是把门拽上，这给贼人入门提供了方便，当夜也恰好有贼入门偷窃，不料惊醒刘贵，贼人操斧劈死了他。小娘子次晨回娘家讨主意，半路上遇见崔宁，崔宁身上恰巧带有卖丝所得的十五贯钱。两人被告到官府，恰巧遇上糊涂府尹，只认十五贯钱是丈人给女婿的事实，不问十五贯钱是典卖小娘子的身价的可能性，只认妇人家黑夜行走，且与一男子同行，这男子身上又正好带有十五贯钱，便断定是与奸夫合谋，谋财害命的逻辑，不勘察现场，不查验死者，不问其他情由，严刑逼供，轻率断案，断送两条无辜的生命。三样巧合，缺一就难成奇祸。事情的发展本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作者却把无以尽数的可能性进行选择，使三样巧合聚拢，让人感慨命运弄人。

      虽说“无巧不成书”，但一味求巧却也非为文之道，巧合的生成要合情合理，巧合才成艺术。刘贵在丈人家得钱十五贯，归途遇相识，进门讨教生意之事，相识见面，喝上一盅两盅，本是情理中事。酒醉回家，敲门半晌，小娘子才开门，于是心中不快，乘着酒醉与她开玩笑，也合自然。小娘子听说自己被卖，心急离家，自然难以顾及门未上栓。贼人入门，刘贵惊醒，十五贯钱关系到全家今后的生计，自然要拼抢回来，贼人行恶，砍杀刘贵，也是必然会发生之事。小娘子次晨上路，行走乏力，与人结伴，也属合乎情理。邻里捉得两人，交刘大娘子、刘贵丈人扭去见官，借此可以摆脱干系，正是普通小民的心态。问官糊涂，且崔宁身上又有十五贯钱，奸夫淫妇谋害亲夫，似是合理推断。虽说崔宁身上恰巧有十五贯钱，巧得离奇，却也并非是不可能之事。作者让一连串的巧合看起来顺理成章，与世风合在一起，紧紧网住笔下人物，使小说主人公不由自主，无可脱身。巧得自然便构成了一种强大的逻辑，“合理”地把两条无辜的生命推向死路。

      更巧的是刘大娘子后来被静山大王劫为压寨夫人，在劫得几笔大财、家里富裕的前提下，规劝静山大王改恶从善，竟把静山大王劝得回心转意，去城市租下一处房屋，开起了杂货店，干起正当的营生。巧的是这静山大王正是前文入门偷盗、劈死刘贵的贼人，那贼人改恶从善后，竟向刘大娘子忏悔若干年前盗窃杀人，并枉送两条人命的罪孽，结果把自己的头颅送上了刘贵、小娘子和崔宁的祭台。这巧合无论如何是巧得过分离奇了。作者为了实现这过分离奇的巧合，牺牲了刘大娘子这一形象，把她写得如冷血动物一般。父亲在眼面前活生生被杀，竟心生“脱空计”“拍手叫道：‘杀得好！’”诱得静山大王劫她做了压寨夫人。这使人联想起《水浒传》中的扈三娘，在全家人被梁山好汉杀绝之后，竟心甘情愿嫁给矮脚虎王英。作者追求如此离奇的巧合，无非是想表达因果报应的思想，以佛道幻想作为世俗道德的心理力量。实际上，删去后半部分，无论是以《错斩崔宁》为题，还是以《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为题，故事都已完整，无需再添蛇足。

      小说前半部分对封建官府的革菅人命作了深刻的揭露，作者还抑制不住情绪，直接站出来加以批判说：“这段冤枉，细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并告诫这些官吏：“做官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如此明言，可谓大胆，就此结住，作品更加鲜明有力，就艺术而言，应当如此，但叙事受作者世界观的限制，以此要求古人，或为过分。

      [鉴赏集萃]

      宋元话本的“巧”、“奇”作品，《错斩崔宁》带有典范性，因为它丝毫不涉神鬼怪异，与《碾玉观音》、《志诚张主管》等异趣。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第47页，刘世德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无巧不成书”，也是话本小说最常见的一种叙事模式。它在以曲折离奇的情节刺激读者亦惊亦喜的快感的同时，透视了或隐喻着人心叵测的生存危机感和世事浮沉的命运播弄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以喜剧性的轻松描写悲剧性的沉重，是一种深知世故三昧的表现方式。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265页，杨义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错斩崔宁》等，取材多在近时，或采之他种说部，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

      （《中国小说史略》第79页，鲁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