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

    电影高远，霞光万丈，昨日薄暮时分，大侠金庸翩翩又临宝岛。喜爱金庸小说的旧

友和知音，特别趁机和他相聚晤谈。初秋夜凉，灯影曳曳，颇有几分西窗剪烛的意趣。

一年不见，大侠风采依旧，健谈依旧。满座佳朋，话题却总环绕着他，因为总也出不了

他的多才、多识和多学。

    话题先从他去年看的一出戏说起。因着那出戏的的谈兴，倒引伸出一个大家都很好

奇的问题；“同样是对古代社会的部分反映，民间戏曲是否提供了武侠小说某些素材或

张本呢？”

    “武侠小说的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金庸先生缓缓说道：“从历史

的资料里，我尽可能地把所接触到的生活层面包括进去，其中也许还包括文人们琴棋书

画、诗词歌赋的情怀，这是就生活面而言。然而就艺术的造型来说，传统的戏曲和现在

的小说中间就差异显然了。”

    “京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在表现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说白，

还有武功和杂技——当然这已经是十分粗略的说法了。举目世界，没有其他的舞台艺术

能够如此面面俱到，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

或机缘。然而从发展的形式上看，京剧可能有某一方面的缺憾，却正是和小说难以契合

的地方。”说着，他赫然一笑，像是为什么而抱歉着了：“在过去，舞台的照明设备不

健全，音响效果也未必好，脸谱便往往成为人物造型上最重要的条件。演员一登台，善

恶分晓、忠奸毕露——而且往往很难将人比较复杂的个性呈现出来，仅止于典型式的划

分。这对反映人生来说，是比较粗糙的。一般说来，京剧或者其他的民间戏曲的目的，

也未必是在通过一个戏剧化的故事来表现人生，或许它的重心在于歌舞与表演艺术本身

的成就。小说则不然了。但是我仍然要强调：从民间艺术中即使未曾直接吸取些什么，

间接的启发和影响于我而言却是难免的。”

    金庸先生的一番见解便是如此谨慎温婉地娓娓道来，即使在论断时也一样：“中国

的艺术大约都是互通的。有很多国画大师喜欢去看京剧，他们能从舞蹈之中捉摸作画的

灵感，那也许是一根线条，或者一个笼统的轮廓，但是‘美’的印象是鲜明而且流通的。

在我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时也有类似的体悟，就拿武功来说，当它臻于化境，便自然成为

一种艺术了，所以我曾用书画之道解释一些招式，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喜欢把一切事物圆融浑化，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性罢？甚至将人生哲学也纳入艺术

或武技之中，这是非常独特的解释。”

    谈到人性以及民族性，金庸先生神色一振，叙说起他的作品《鹿鼎记》，和它的主

人公韦小宝。

    “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国的确相当悠久而旦普遍，但是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时走访国

外，我也常发现，几乎每个地方的人民都有他们精神胜利的方式。所以我试图从另一个

角度去探索中国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

    “在传统的说法里，道德总是被强调着：忠孝仁爱或者礼义廉耻云云。我不想刻意

地把善或恶从人性中孤立出来，再用单纯的德国去一一拴套。就事实来说，中国人口众

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

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而往往是和道德教训相左的。韦小宝这个人物容纳了历史感很

强的中国人性格，一方面他重义气——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另

一方面，他吃喝嫖赌，时时也玩弄一些阴谋诡计。诸如此类，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

典型了，他是‘反英雄’的，却也相当真实而普遍。”

    座中一位人士问起有关小说中所叙述的奇能异才，是否也多因生存环境的艰苦？

    “我想是的，诚如你所说：雪地里的蜈蚣可以吃吗？在传记小说里曾经出现过这种

场面，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活条件欠缺的土地上，这个古老民族如何奋斗的历程，所以烹

饪终于也发展成一门艺术了。”金庸先生说：“于是我们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国人的悲

欢苦乐往往是交织着茫然了。”

    窗外夜风乍起，而那个古老的中国，却仍旧悬着从武侠，从戏曲，从所有即使是浮

光掠影如雨的灯花般轻轻摇起的玄思里，逼近了来。置身在历史当中，某些人生态度正

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向现实世界中快乐或痛苦的人们伸展着触须了。它能引起多少

记忆或影响呢？

    “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

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

就渐渐不时兴了。现在人何尝有余暇玩这些，落一粒子十几分钟，一盘棋可以下好几天。

所以我到日本竟然发现：麻将比围棋更流行！”

    “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

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涵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

世间变化万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的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

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

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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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容地点烟，也不忙着吸，然后长长的一截菸灰滚落。他答复了一些关于个人学

佛的问题。

    “或许就如同文学一样，流派纷纷，有浪漫的，也有古典的，随人的兴趣所近，选

择所好。佛学也是如此，具有八万四千法门，因人的个性而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途径。”

    “在最基本的理论上，佛家经常讲‘变’，所谓一刹那，是比一秒钟还要快些，而

且是无从度量的，刹那间即是一变，这当然是象征性的讲法了。透过‘变’，佛家不认

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

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出逃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老了。这就是所谓

的无常，所谓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

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

    这是东方神秘色彩的画笔么？文学与艺术一旦逼近了这份氤氲，冲突或者挫折或者

斗争或者胜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那么东方的悲剧情怀又如何藉着文艺形式加以传递、

感染呢？

    金庸先生从头说起：“简单地说，希腊的古典悲剧总是强调着‘命运’，人受制于

它，并与之抗争，然后遭受到永恒的挫败。而在中国或者印度的传统思想中并不是这样，

悲剧是由人自己所造成的，根据人的个性而衍发。世事纷坛，人总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选

择，选择也可能是出于误会，但是误会是对是错呢！即使人能了解自己的选择，又能否

肯定那了解就是正确的呢？正确就是一定的吗？选择真能归结于命运吗？或者还是掌握

在人自己的手里呢？从个性决定的观点，我个人以为是比较落实一些的。”

    他这时深吸了一口烟，说道：“希腊悲剧似乎总是一连串的惊疑和恐怖，观众可以

眼看着剧中人一步一步踏入命运的牢笼，无法解脱。然而东方色彩之下的理念却不是这

样简化了的。佛家既说‘无常’，同时也强调‘因缘’。‘因’可以看做是人事上主要

的动力；‘缘’即是其间许许多多的附带条件，比方说今夜之会吧！我从香港来，高先

生、高太太邀我到这里，——这是‘因’；诸位今晚也都有空过来谈谈——这是‘缘’，

因缘定分，所以大家便能相聚了。佛家不谈命运，不谈上帝，积极的地方在于相信某些

‘缘’是可以由人为控制的。——这是佛家主张‘有为’的一种见证。”

    那么，人如何去知道命运，或者知道因和缘呢？人又如何知道何以有为，以及如何

有为呢？座中另一位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知识”在佛家的哲学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呢？

    “这就涉及到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分歧的一点上了。”金庸先生说：“越谈越玄了，

好像？——佛家有两种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只是落脚的层面不同的说法。所谓‘八正

道’，也就是八种落实于生活的方式，其中第一条路就是‘正见’：求得正确的知识以

及见解。佛家不像基督教，强调人的‘罪’。却认为人所犯的错误不过是出于‘无明’

而已，人因为不能求得正确的见解，所以会犯错。但是另一方面，佛家又要人祛除‘所

知障’。当人生在世数十年，接受各式各样的见解和经验之后，总会有所执着和坚持。

如果人想得到最后的真理，势必须要抛弃所有的成见，那时知识可能只是障害了。”

    在“正见”的语意上，西方的苏格拉底在论述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见解，他也是将人

的罪恶、虚伪和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诉诸人的无知，与佛说是很接近的。然而在知识与发

展的历程中，东西方又分别导领出有着相当差异的轨道。金庸先生挥语如行云，对这个

问题作了扼要简明的分析：

    “西方的哲学传统里对知识是相当重视的。柏拉图也曾认为追求知识就可以完满地

解决人生问题。发展到康德，有一部分的理念就和前面所提及的佛家‘去所知障’的精

神相近了。康德认为人永远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智慧和真理，它和人类的语言及思辨能

力是相抵触的，知识亦无能为力。康德只作如是说，并没有进一步地说明。而在佛家则

进而用打坐以及默想以接近真智慧。禅宗尤其主张如此。这就是属于宗教的问题了：信

则是；不信则否。哲学家想当然是不容易接受的。佛家基本上认为一切哲学的解释，总

是片面的，也就是有限的。有人问佛祖：宇宙是有尽是无尽的？是有限是无限？人死后

会如何？问了十四个类似的问题，释迦牟尼都不回话，这是著名的‘十四不答’。这些

问题获得不同的解释，却终不能有答案，提问便是无稽的。释迎牟尼还作了一个比喻：

有人中了毒箭，这时去研究那箭身的质料为何，研究那箭羽的种类为何，研究那射箭人

状貌如何，诸如此类皆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怎样去拔出毒箭，救回一条性命。”

    “——唉！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

教。其实人人学佛各随缘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门’的，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

宗教的意味变淡了；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

所得。”

    金庸先生显然是不准备多说什么了，无语因缘，在座者也多只便会心而笑了。

    接着，座中人的联想忽发，从佛教世界到武侠小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十万八千

里的旅程，而追怀之下，《西游记》这部书已如“筋斗云”般浮跃而来。

    金庸先生倾身换了个坐姿，缓缓道来：“《西游记》原先也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

总是附会故事，敷陈情节，刻画人物，最后辑补撰订的。其中猴子造型的来源，可以追

溯到印度史诗里的英雄人物去。佛经中也利用了那些传统的民间故事，后来传入中土，

踵事增华，便不只于佛家一门。《西游记》里儒、道两家的风味和理想也具有相当分量

的地位，这是中国人合异取同的天性了。”

    当人们提及金庸先生早年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他连忙摇摇手，笑道说：“我在电

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早些年，在左派的长城电影公司做一年多，导过两部戏。他

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

的创作环境，我没有待下去。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仍然未曾摆脱那许多束缚。

    去年，中共召开‘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许多人在会中也强调了：主题的限

制需要放宽，创作需要自由。连邓小平也在开幕典礼中说：中国地大物博而历史悠久，

文艺创作也必须要有多方面的表现。至少在趋势上，放宽是不可避免的。记得去年我在

香港，见到一出由大陆的剧团所演出的京戏《辛安驿》，竟然也采用传统的演出形式，

刻画一对假凤虚凰的思春之状，这和前几年中共的姿态是大异其趣的。

    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

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

的端倪，人们必须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

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

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

    金庸先生语重心长地作了结论：“中华民族有伟大的文化传统，这深厚的文化传统，

大有可能导引我们进入光明的未来，重视文化经验多方面的发展，然后我们期待！”

    夜凉方浓，一灯如炬，座中人依依相别，仿佛是结束了什么。然而结束了么？或者

告别了儒侠金庸，便顿然觉出有一程岁月正将开始呢？那是慧思与灵感的开悟么？然而

一席话间怎容得下这许多境界呢？他留下一些值得细品深思的课题，引燃了归客的心绪，

一如灯火引燃夜色，直到黎明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