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谷城三中 胡文勇

我本是《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男孩，我遇到的想不明白的事太多太多。比如这一桩：《石钟山记》里有好些疑问，我一直搞不明白；我更不明白的是千百年来，为什么没有人，像我一样，提出这些我作为一个小孩子都会生疑的问题。

疑问一：苏轼为何非要“至莫夜月明”，“至绝壁下”？

如果是要赶行程，或是赶着送苏迈前往德兴上任，或是赶着前往金陵与王安石相会，时间不允许，连夜考察的话，那苏轼何以又说“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呢？他们不是可以白天前往吗？就文中所写来看，苏轼的过人之处无非是有胆量于夜晚前往考察，如果白天和夜晚没有区别，那苏轼的勇气在探讨这个疑问中还有什么意义了呢？

如果是因为石钟山因为物理或地理的什么原因，只在晚上才有某些奇特的状况，那么，千百年来怎么又没有有关的介绍、解释、探究？如果是的话，以我小孩子的眼光来看，人们对这个原因的探讨兴趣一定不会比石钟山得名原因差，而探讨价值也不会比其小。再说了，根据苏轼的文章来看，无非是夜晚才有“噌吰”之类之钟声，那么，岂不是还没有出门，结论就有了：石钟山到了晚上会发出“噌吰”之类之钟声，所以叫石钟山。那么，苏轼连夜去考察的目的，就只剩下了验证或者就是寻刺激。然则，是谁告诉他这些的？在我这个小孩子想来，苏轼自己不可能先天有知。既然有人告诉他，他何以又说“后世所以不传”呢？

疑问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是吗？

也太瞧不起老百姓了吧。想想远古时代，那些文明的开创者，那些为华夏河山命名的，难道都是大学者？且，老百姓没文化，山上的僧人也没有文化？况且，老苏的考察、推断，除了“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恐怕非要大学者才能知道以外，还有其他什么高深的？风水吞吐，发出钟声，这么简单的事理，千百年来生活在石钟山的人，真的就没人知道，一定要等苏轼在一夜之间揭开千年之迷？然则，想想远古时代为之命名者，也是苏轼等级的学者无疑了。

疑问三：后人都争论不休，难道混沌之初的命名者就如上帝一样，心里清清楚楚；就如孙猴子一样，看得明明白白？

我这个小孩子不排除大人在命名时有一定的科学头脑，包括远古时代，但我也知道命名也有许许多多的不确定因素。为什么用确定去探求不确定的东西呢？我这个小孩子想了很多年，一直想到现在长大成人，年近不惑，仍不明白。

疑问四：俞樾在《春在堂笔记》中曾言，石钟山“每冬日水落，则山下有洞出焉。入之，……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东坡当时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俞樾以为苏轼到石钟山的季节不对，但有必要事必躬亲吗？

“每冬日水落，则山下有洞出焉。入之，……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然则，这不是简单的事实吗？想必至少石钟山之船工皆知，何以非要亲身前往？我们的知识大多数还来自于间接经验啊。苏轼到的时候虽然是夏季，但他如果是有意去考察，难道他就固执已见，就不学学司马迁，求访民众？何必还要到千年之后等俞樾自以为是地来批评他？如果是俞樾所说的那样，我这个小孩子想，那李渤、苏轼等等之流都是后来脱离了劳动人民的，类似现在象牙塔中的学者了。

不再胡说八道了，再说下去，就真是倚小卖小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我现在要郑重声明，我并非是说苏轼的文章漏洞百出，而是说大人们也许把这篇文章读错了，因为大人用的是大人的眼光，然而这文章我想是苏轼“顽童”了一回，所以大人们用大人的眼光去读它，便都被“顽童”闹了个一塌糊涂而不自知。

苏轼怎样“顽童”了一回？我这个小孩子想啊，或许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084年这一年，苏轼刚从黄州谪所被召回，途中在金陵与王安石相会，驻留了月余，两人的谈话不得而知，但肯定有关于变法的，其中争论也是情理之中的。随后苏轼前往汝州就任，次年被司马光提到中央，但很快又因为政见不同而被疏远以致连遭贬谪。苏轼是不是借《石钟山记》来隐约地表达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之间变法之争的看法呢。苏轼本来就爱好谜语，他生性又好开玩笑，这样去猜想，也并非我真是小孩子胡思乱想。

而苏轼为什么要“顽童”一回呢？这是琢磨不透之处。我想，如果《石钟山记》是写于前往汝州途中或者入京以前，那么，应该是苏轼感到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了，自己对变法的看法终于可以面世了，但又对前途拿不定，便用了这种隐语的方式。如果是再度被贬以后，那恐怕只能解释为为了避免文字狱了，我想大人们都知道，苏轼对文字狱可谓是惊弓之鸟的。而一生之最大最残酷的打击，苏轼留下一点隐约的言辞，这不正是情理之中的吗。于是他痛苦地“顽童”了一回，不仅瞒过了世人，也瞒过了千年后人。

由此来读，“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便当是说，士大夫不肯在变法中深入基层，考察实情。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意思就更明显了：百姓虽然知道变法中的种种问题，但哪里有发言的权力！其他疑点便也不再是疑点。

至于苏轼笑王安石、司马光谁“简”谁“陋”，我这个小孩子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如果你听信了我的胡说八道，你自己去揣摩吧。

郦道元是个做正事的大人，地理学家探讨一下其得名的原因在情理之中；李渤是不是地理学家，小孩子我拿不准，如果不是，他实在是个好事之徒，和现在考证潘金莲的三寸金莲而拿论文证书的人有些类似；苏轼是个老顽童，他希望有人能读懂他的隐秘，可是后人都是以大人的眼光去读《石钟山记》了；俞樾便是这样的一个读者。

有趣的是，苏轼的《石钟山记》与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结下了千年难解之谊，以至到今天很多语文教材都把这两篇文章选在一起，而新版的教材可能想打破这个让人觉得需要改动一下的惯例，从而见出创新精神，或者为了把讲读课文一起放在前面，便硬生生地把欧阳修的《伶官传序》插在了中间，真有点不伦不类。两篇文章的“难解难分”，苏轼如果在天有灵，恐怕也会于无人明白其真意之遗憾中有一个安慰吧：我这才叫大师过招！你王安石说我不能“尽吾志”，说我不能“深思而慎取”，说我的一些想法消极、保守、不符合事实，其实我是有进取精神而肯于艰险的岗位工作的，我的想法也并非主观臆断，我是在基层目见耳闻了多少变法的弊端啊。

有人说，苏轼笑别人，结果自己也被后人取笑，倘诗人地下有知，也该尴尬一笑吧？我想，苏轼会尴尬一笑，然而笑的是没有人读懂他的文章，笑的是自己的文章引发了李渤之流的考证之风，也给石钟山带来了世世代代可观的旅游收入。

而我也准备被你所笑：小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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