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谷城三中 胡文勇

人生是一场无休止的和无情的战斗。

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创作意图，罗曼·罗兰曾说，我那时是孤独的。像多少的法国人一样，我在一个精神上跟我敌对的世界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反抗被一般俗称的优秀阶级毒害的思想，我想对那个优秀阶级说：“你撒谎，你并不代表法兰西。”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有一个眼目清明，心灵纯洁的主人翁，——他又必须有相当高尚的灵魂才能有说话的权利，有相当雄壮的声音才能教人听到他的话。于是我就是创造了一个人――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史诗。该书描述了克利斯朵夫如何战胜自己怯懦卑鄙的阴暗面，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心灵历程。它又是一部音乐的史诗，作者用他对音乐精神的深刻理解，描述了病态堕落的艺术与健康奋进的音乐之间的斗争，歌颂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音乐理念。该书又通过音乐折射了不同民族精神的融和与冲击，把二十世纪初那一代人的奋斗与激情，用宏大优美的艺术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约翰·克利斯朵夫》实际上是一部罗曼·罗兰的另一部《名人传》，只不过是小说体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出生在莱茵河畔的一个音乐之家，父亲是宫廷乐师。他从小具有音乐天赋，又刻苦学习，常随父亲进宫廷演奏。他的祖父经常向他灌输做大音乐家的思想，使他从小立下了终身从事音乐、长大出人头地的志向，而舅舅给他的不要为出名而写音乐的教育又使他能以真诚的态度对待艺术和人生。祖父的去世和父亲的酗酒，使家中生活日益贫困，克利斯朵夫对有钱人萌发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在音乐方面，他也逐渐以不同凡俗、标新立异的创作和鉴赏与城里的上层社会处于敌对地位，终于得罪了亲王，几乎断了生路。在极为不满与愤怒的情绪支配下，他为搭救被欺负的少女，打死了一个大兵，被迫逃往法国。去寻求向往已久的法国文明。

然而，他在巴黎所看到的却是虚伪的艺术和买卖一切的商业关系。他孤军奋战，努力想在巴黎艺术界闯出一条路，却屡遭失败。就在绝望的时候，他结识了法国青年文学家奥里维，两人志同道合，赤诚相与。奥里维促使他接近下层人民，参加实际斗争。但个人英雄主义和艺术至上的偏执信念又使他远离他们，精神上始终很孤独。在一次游行中，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被卷进群众队伍，奥里维被军警打死，克利斯朵夫在自卫中打死了警察，被迫逃往瑞士，又遇到爱情波折，他感到人生太疲倦了，想得到安宁。最后，他到了罗马，陶醉在与葛拉齐的爱情中，失去了早年勇猛的反抗精神。这时，他已享有盛名，全欧洲都在演奏他的音乐。晚年的克利斯朵夫专心从事宗教音乐的写作，作品中有一种“清明高远”的境界。在经过一生的抗争、失败后，在以妥协达到的精神和谐中，约翰·克利斯朵夫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

克利斯朵夫青年期的途程是一段混沌、暧昧、矛盾、骚乱的历史。顽强的意志，簇新的天才，被更趋顽强的和年代久远的传统与民族习性拘囚在樊笼里。它得和社会奋斗，和过去的历史奋斗，更得和人类自身的局限奋斗。这是一场为了人性而进行的斗争，是人性、人道、理智、良心、真诚和荣誉与普遍衰落和道德沦亡的较量。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在年轻时写下的，它有年轻人的激情。它浅显明晰，字正腔圆地告诉了你，一个人从青少年走向成年，会经过一些什么路，遇上什么难题，得到什么命运。尽管它也没能深究人性之井，行文也有些汁水，但其中对伙伴的爱，对神秘女性的爱，对肉体的发现，对自己理想的忠实，对长辈中智者的期盼，所有这些，正是这个年纪的一贯症状。从此意义上来讲，它又是一部“传道”巨著。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他也是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战争的民主战士。青年时期，他就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也接受了法国民主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拥戴者。他一生写了小说、戏剧、艺术家传说、论文、日记、书简等大量作品，其中尤以《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欣悦的灵魂》著称于世。1915年因为“他的文学作品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被授与诺贝尔文学奖金。

而在中国，出色的傅译，使《约翰·克利斯朵夫》得以广泛传播，哺育了几代学人。其在我国的知名度，远远大于其在本国的影响——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迄今已发行百万部，近年又被北京大学列入北大学生的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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