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钱学森先生的时候，钱老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已过鲐背之年的钱老道出了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之下的现实，也道出了危机。“没有一所大学”的措辞是严重的，可见在钱老先生的眼中，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人才培养并不是很成功。

　　当然，钱老一个人的话并不等于真理，他在壮年时代亦曾写过鼓吹粮食亩产可达万斤的糊涂文章，但那是特殊年代背景下的话语。与那时比起来，我更加相信早已洞察中国科学教育弊端的老年钱学森的真诚。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与诺贝尔奖多年来无缘，而且为什么依然看不见获奖的希望。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方式走入了泛技术化、泛政治化的误区。过去是强调“又红又专”，与之对应的是在政治上的“红”与技术上的“专”之外，已无多少自由学习的空间。到了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高校的学科门类日渐增多，但办学思想并无本质上的变化。所以，与学科建设的表面繁荣、院士队伍的蔚为壮观相伴的，是技术的缓慢进步以及科学精神的日渐功利化。

　　钱老又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而我们的教育方式居于主流的是专才教育，通才教育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北大、复旦等著名高校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在大学初始阶段不分科，加强基础学科教育，但受制于中等教育的提前专门化，这种基础学科教育也有了文理泾渭分明的界限，并没有打通。钱老是科学大师，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也都有较高的造诣，早年求学时更是上海交大铜管乐队的重要成员；而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同时也是名杰出的小提琴家。此类例子数不胜数，科学与艺术，科学与人文，艺术与人文，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高校学科设置那般具有天渊之别。

　　不过，对学科设置穷追猛打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学科设置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创新，否则北大也不会招收博彩专业的研究生。窃以为，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思想上，出在“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这一大学教育最基本的“三自原则”上。最近在学界闹得沸沸扬扬的“卢雪松事件”，表达的其实不过就是对这三项基本原则的追求。

　　“没有一所大学”，表达的是钱学森老人对高等教育和科学发展的忧虑，而这种忧虑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听到不同的人表达，报刊文摘亦常散见，可见，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性话题。也许，“回归常识”正是当下和将来教育界扯掉遮羞布的最为主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