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潮铁矿子弟学校        舒成章

       晋安帝义熙元年秋（４０５ 年），陶渊明出任彭泽令，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仕。他这次做官到辞官的过程，据萧统的 《陶渊明传》 所载是这样的：“……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 ：‘应束带见之。’ 渊明叹曰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即日解绶辞职，赋《归去来》 。”结合《归去来兮辞》序不难看出，陶渊明是在“幼稚盈室，仓无储粟”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出仕。虽“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令他确实欢愉了一番，可“质性自然”的他深知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丧失自我，“深愧平生之志”。因此，“饥冻虽切”，也决不愿再“违己交病”。于是为酒食无忧在县令一职上混混而已的陶渊明毅然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支撑起历千年而不朽的文人风范，使一些有良知的中国文人在这里找到一点依托；而陶渊明的率真、坦诚却又令无数的名流大惊失色。 历代文人耻言“著书都为稻粱谋 ”，更耻于做官是为俸禄谋，而陶渊明直言不讳，令“文以载道”的神圣光环黯然失色。需要明确的是，陶渊明的弃官主要是因为性情不适于做官，屈曲心性让他不愉快，并非是认定官场腐败、黑暗、怕污了自己的品行。同时，大可不必拿他的“性格弱点”大做文章，人生一世，怎能以一个“利”字来规整性格的优劣？ 陶渊明就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便是明证。

        《归去来兮辞》是诗人积半生之体会而发自深心的呼唤——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

归来吧，田园都快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那才是自己的安身之所啊！既然已经认识到心灵成了形体的奴隶，何必还耽留不返、惆怅独悲。“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诗人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喊出来的肺腑之言，喊出了他对于出仕的悔恨，一个“胡”字更是掷地有声，饱含强烈的谴责和质问直逼自己的灵魂，理智的认识到“今是而昨非”。诗人悟到十三年间五番入仕实在是误入歧途，“误落尘网里，一去三十年”，而今天的归返田园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那样的经历也不会有此时的认识，现在返归还不算晚，归舟轻快，归心似箭。归心是很多人都有过的共同体验，尤其那些浪迹天涯的游子，以及那些奔走江湖、上下求索的文人志士。

        人之一生是在不断远离生之本源，去探寻、求索许多若隐若现、美丽迷离的东西，从孤独走向孤独，不论其间有多少欢乐、繁华，都将被时间流水洗去，只剩下心灵的孤独与归途的踉跄。陶渊明的归田，不同于那种不食周粟，不仕新朝，不与浊世同流合污以及避祸患于乱世的归隐，而更是人到中年后的“归根”，是踏遍万水千山、饱览沧桑之后的归返精神家园。归隐之士总还怀有再出的念头，尤其如唐朝终南山之隐士，以隐博名，以隐求仕。“归根”却是回到母腹回到母怀，静待重归于尘土。正因如此，诗人才卸去了所有负荷，心灵完全放松，神思飞向了家园。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侯门。

  中国人自古崇尚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种追求血脉相连的亲情文化，是许多无为甚至有为人士的理想园地。陶渊明隐居在家，天伦之乐也随之成为他清谈人生的寄托。他曾在许多诗篇中写到小孩在他身边嬉戏，牙牙学语。如在《和郭主簿》中感受到“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在我侧，学语未成音”的天趣。陶渊明直奔家门时，温情满怀的或许就是“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真诚场景，其坦率天真的人性美熠耀着屋宇，有了这样的深情厚谊，官场的那种曲意逢迎，装腔作势就显得可鄙可憎了。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打量着久别的庭院，虽然“田园将芜” ，可“松菊犹存”呢，诗人怎不无限开心，更何况还有美酒做伴。“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嘛。《汉书·艺文志》云：“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福之会。” 酒与诗，和中国历代文人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那些奇才怪杰，更多是酒中仙、醉中鬼。近有唐伯虎“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  ，苏轼“酒酣胸胆尚开张 ”  ，李白“斗酒诗百篇 ” …… 远有“竹林七贤”  ，嵇康自言平生是“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吾老毕矣”  ，史载其醉时“如玉山之将倾”  ；曾备酒肉向天发誓“一饮一石五斗解醒”的刘伶，常常是乘鹿车，携一壶酒，让人带上铁锸随之，自言：“死便埋我！”……凡林下风味，岂可无酒？陶渊明“性嗜酒”，朋友颜延之在悼念他的诔文中也称之“性乐酒德”。南朝萧统《陶渊明传》记载，“郡将尝侯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其嗜酒率真超脱若是，无怪乎谪仙人李白在《戏赠郑溧阳》对陶氏赞不绝口，“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陶渊明归隐后的第一件乐事便是“引壶觞以自酌”，斟满一杯酒，自饮自酌，那份悠然，那份沉醉，都是陶渊明追慕已久的个性释放。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这与隐士的心境恰好吻合，他是在借酒解忧，正如魏武帝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庄子》有言，“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其神全也。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况得全于天乎？”无怪乎陶渊明北窗高卧，醒而醉、醉而醒，竟有羲皇上人之感。可想而知，要是有谁来夺其酒杯，定将遭致最强烈的回击。据说陶渊明曾接受东林寺高僧慧远的邀请，择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吉日良辰，领略了寺门外修竹映翠、花药氤氲的胜景，顿觉心旷神怡，便与慧远请谈起来。慧远出家前，对儒道经典，倒也下过一番功夫。所以，两下初论济世、独善之道，陶渊明倒也觉得彼此趣味相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嘛。可当慧远说“不饮酒，是佛家五戒之一，居士与僧众当慎戒之”时，陶渊明拂袖扬长而去。乃至后来住宅化为灰烬，也不肯接受朋友的盛情而上庐山，其率真、孤傲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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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文人士大夫的爱菊，远祖是屈原，有诗为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但真正的始祖却要论有菊癖的隐士陶渊明，他不但种菊，以菊下酒，还写下不少咏菊诗。“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凌寒而开，幽香灿烂，“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宋遗民郑思肖）正是这样一种孤芳自赏的高傲品质吸引了诗人、造就了诗人。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权相严嵩做生日，翰林学士都去祝寿，争先恐后挤上前打躬作揖。时菊花满堂，陆树声独自落在后面，幽默了一句：“此处怕见陶渊明。”难得一个马屁精的心中还惦记着陶大山人。在咏菊诗中，我们容易感受“战地黄花分外香”、“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战斗与辉煌，可曾体察到陶渊明笔下的“佳色”之秋菊、采菊之“悠然”的质朴与平淡？“菊，花之隐逸者也。”菊花是陶渊明委顺自然大化生命观的寄托，也是陶渊明傲然脱俗的人格象征。诗人爱菊，更爱松。《字说》云：“松为百木之长，犹公也，故字从公。”这固然有杜撰之嫌，却也反映出对松的敬畏之情。在中国文化中，松树的地位极其崇高，当得百木之长的荣誉。孔子对松的赞语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话同他的思想一同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岁寒三友松、竹、梅，松居首位。可气的是，以寒瘦著称的唐代诗人贾岛竟敢与陶渊明唱反调，“天令既不从，甚不敬天时。松乃不臣木，青青独何为？”不过，这一曲反调也许唱出了自己的幽愤，陶渊明的孤傲，岂不快哉！“三径就荒”何足惜，有“松菊犹存”悦其心、“抚孤松”快其意足矣。《饮酒》（其八）云：“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青松是孤独的，亦如寂寞的陶渊明；青松是挺拔的，亦如傲岸的隐逸者。正如吴瞻泰《陶诗汇注》所说，是“借孤松为己写照”，青松象征自己坚贞不渝的人格。人生最可贵的是固守，而固守的是松的贫瘠、菊的凄美，如果没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挺立一生的主体人格，又如何能“卓然见高枝”呢？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性本爱山丘”的陶渊明钟情于大自然的一切恩赐，如果说爱柳树、松树、菊花是其人性的流露的话，那么，“无心”的云、“倦飞”的鸟则是诗人精神的归依。陶渊明弃官归隐，弃的是衣食的无忧，拥有的是“箪瓢屡空”，为什么要归！请看《饮酒》之（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这四句既有“非帆动、非风动，是为心动”的禅意，又有不拘形迹、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心。陶渊明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归”的就是“无心”的空灵俊逸。“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老子》第二十一章）“云无心以出岫”不就是这种“玄之又玄”的奇妙境界么？诗人由鸟儿们倦飞而知还的境，生出他在隐居之地也如鸟儿回到安乐窝巢一般的意，意与境合，怡悦的神思幻化到鸟儿身上，有一种劫后逢生的欣慰与安宁。可这是以诗人一生之体验来感悟眼前景观的，这其中包含的人生真谛岂是倦鸟知还、倦鸟归林之类字句可以表达？在此不得不提李白的《独坐敬亭山》，诗曰：“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首诗作于天宝十二载（753），此时距诗人被迫离开长安已有整整十年时间了。长期漂泊生活，使李白饱尝了人间辛酸滋味，看透了世态炎凉，终于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寻得一种安慰。以静观动，以动衬静，以动静二态透出一个“闲”字；又以一个“独”字去修饰“闲”，从而这种闲适显示了更深的人生寄寓，将敬亭山拟人化，似乎是两个朋友相互凝视，也表现了诗人与大自然的融洽关系。遗憾的是，这首倾注“天人合一”思想的活化石般的诗作，竟被人以“烘托诗人心灵的孤独和寂寞”注销。销则销矣，可千万别去伤害优游于林泉之上的陶“大人”。

        诗人的心性与世俗格格不入，他坚持认为是世道违背他的愿望。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

可按照而今的时髦观点论，陶渊明是没有学好生存这一课的主儿，这是诗人的悲哀，抑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已届知命之年的陶渊明，曾向膝下五个儿子讲起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坦言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这绝非对其“性格弱点”的自省，而是对一生追求无怨无悔的认可，虽泣血的心痛楚万分。真正的中国文人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屈原因美政不得施行而沉尸汨罗；李白一生率性追求终以捞月赴死；王国维为一生钟情的文化而飘然跳湖；……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都能固守自我的神圣领地；“固守”不仅是坚持的“与物多忤”，更是一种文化心态的从容与高迈。“固守”是诗意的，“乐琴书以消忧”、“临清流以赋诗”便成了陶渊明难得的雅趣。荀子曾在《乐论篇第二十》中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因为钟鼓为金石之声，雄浑壮美，适合于言志；琴瑟之音则平淡、雅和，适于养心。陶渊明推崇琴乐琴风，是在返朴归真、怡然自得的生活中体会到的隐士情趣，是诗人摆 脱官场压抑生活的束缚后所得身心之乐。历史上的隐士大多隐居山林，朝夕以山水为伴，游乐于山水之间。这种寻求山林的野趣和娱情诗酒的雅趣一样，共同点缀了隐逸之土心灵清纯的晴空。

       在与亲友的闲谈中感到温情的宽慰，在调琴观书中忘却心中的忧愁 ，除此以外 ，陶渊明还有农事、出游以为寄托 ：

农民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中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

或忙于农事、或忘情山水，好一派逍遥自适的隐者情怀。可是：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

树木逢春欣欣向荣，泉水涓涓长流不息，万物得时生机蓬勃，而人呢。他无限感慨，而尤为珍惜这眼前的风物、这有限的人生，并从中悟到永恒的哲理，将主体精神融入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中，达到忘我的境界。受文化浸润的中国文人大都有这种造化，尤其是他们在身处逆境之时。柳宗元被贬永州，贫病交迫，老母病故，居处遭火，更有毁谤迭至。他硬是在生之绝境中移情于山，“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句，得陶渊明赋中这四句的真意，既为自己身同沉舟病树、垂垂将老而悲，更为自然万物的永远欣欣向荣而喜，只有融我于自然，精神才能超脱肉体的约束，摆脱物质的羁缚，而在天地间获得永生。到了这番境界，“吾生将休”又何足道哉？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

成败与生死是困扰人类心灵的两大难题，尤其生死之忧一般人难以化解。“死生亦大矣”，生是伟大的创造，死又何尝不是诗意的归宿？林语堂说的是，“能见到死亡的人，也能见到人类喜剧的意识，于是他很迅速地变成诗人了。”陶渊明退隐归来，已经不计成败，忘情自然，又不在乎生死，“聊乘化以归尽”，所以才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或趁良辰独游，或于农时劳作或登高岗纵情呼啸，或临清流慢声吟诗。  陶渊明的忘成败、忘生死是基于对生命本质和人生真谛的感悟，并非是屡遭挫折后的消极沮丧、悲观厌世。他是现实而有寄托的，不是在幻想失落之后倍觉空虚。平平淡淡，从从容容，但绝不是万念俱灰、心神已灭。看透一切，而后找到自己的位置求得心与物的和谐，在丰富的体验中融我于物，做到物我两忘，这才是真正的隐者。钟嵘评掏潜诗直中鹄的，“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我国古代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心态，而《归去来兮辞》逼真地再现了一代隐士生活的心路历程，是我们解读中国古代隐士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林语堂的一句话很是值得玩味，“在陶渊明身上，我们看见那中积极的人生观已经丧失其愚蠢的满足，而那种玩世的哲学也已经丧失其尖刻的叛逆性，而人类的智慧第一次在宽容的、嘲弄的精神中达到成熟期了。”那么，《归去来兮辞》所表现出的文化心态——平静的彻悟，又何尝不是最文化的文化？

        陶渊明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最和谐的产物。 

                                 2003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