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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首霸
左长城

  “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王残之;僇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管子·霸言》)这是《管子》描绘的称霸理想。齐国自齐桓公执政,拜营仲为相国,“以人为本”,“富国强兵”,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九合诸候,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

  一、从人为本 选贤任能

  姜太公被周成王封到齐国时,周公旦曾问他治齐的方略,姜太公回答说:“举贤而上功”。此后“举贤”就成了齐国政治的传统。

  人在万物中是最有价值的。“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本;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管子·权修》)这里是说,比起粮食、树木这些有用之物来,人的价值最高。树人可以收到“一树百获”之利。君主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办事就可收到神奇之效,这才是称霸天下的唯一途径。因此,《管子》认为,办一切事业首先要“得人”。治军作战,要“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七法》);治国要“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中匡》);成霸业要“始于人”,“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大匡》;而要显于天下,更须“务得人”。“争天下者,必先争人”(《霸言》)因此,作为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必须懂得这个道理。齐桓公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举贤而上功”传统,才成就了他的霸业。以下仅记二、三事:

  (一)齐桓公任管仲为相

  齐桓公,名小白,齐僖公之子,其母亲早亡。起初,并不引人注目。当齐僖公派鲍叔牙辅佐他时,鲍叔牙认为他日后不会创什么大业,心中并不情愿。但鲍叔牙的好友管仲却认为他表面懦弱平庸,实际上却有雄心大志,就劝鲍叔牙去辅佐他。齐僖公过世后,其弟襄公继位,小白与其哥公子纠怕祸及自身出逃国外。管仲辅佐公子纠到鲁国,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辅佐下到了莒国。

  齐襄公骄横残暴,又不顾礼义廉耻,与其妹文姜私通,后文姜嫁于鲁桓公,鲁桓公与文姜回齐国娘家,齐襄公与文姜旧情未断,再次私通,被鲁桓公察觉,襄公就派大力士公子彭生把喝醉酒的鲁桓公勒死。齐襄公积怨甚多,大将连称和管至父与公孙无知、连氏联系内应,杀死齐襄公,立公孙无知为国君。不久,公孙无知、连称和管至父都被国人杀死,齐国出现了无君主的局面。

  齐国的大贵族高氏与国氏偷偷派人赴莒国召公子小白回国继位。公子小白匆匆上路,日夜兼程,向齐国进发。此时,鲁国也派人护送公子纠回国。同时,还派管仲率军去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守候,拦阻公子小白回国。不出所料,管仲遇到了鲍叔牙护送公子小白去齐国,管仲用箭射中公子小白的带钩,公子小白佯死,在高、国两大世族的接应下,首先回到都城临淄即位,是为齐桓公。桓公即位后,为击退拥立公子纠的鲁庄公,同侵齐的鲁军战于乾时(今淄博市临淄区乌河源头处),鲁军败绩,庄公逃归。桓公派鲍叔牙率军赴鲁,递交文书给鲁国,说:“子纠、兄弟,不忍杀,请君自杀之。召忽、管仲,仇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左传·庄公九年》)。因此,鲁君杀子纠,迫令召忽自杀,囚禁管仲交给齐国处置。

齐桓公欲诛管仲,鲍叔牙进言桓公道:“君将治齐,则高奚与叔牙足矣。君将欲霸,非管仲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鲍叔牙认为自己有五个方面不如管仲“宽和惠民,不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不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史记·管晏列传》)齐桓公是一个有鸿鹄大志的君主,听了鲍叔牙这番话,又知鲍叔牙与管仲相知甚深。因此,齐桓公任人唯贤,不记一箭之仇,拜管仲为相国。齐桓公为了使管仲能充分发挥其政治才能,破格提拔管仲为上卿,赐给他市租,尊之为仲父,全信不疑为政三个月,管仲又推荐了隰朋、宁戚、王子城父、宾须元、东郭牙五杰,以隰朋为大行,主管外交;以王子城父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以宁戚为大司田,主管农业;以宾须无为大司理,主管司法;以东郭牙为大谏,主管谏议。齐桓公皆任其事,鲍叔牙为大夫,甘居管仲之下,组成了强有力的领导集团。

  (二)齐桓公设庭燎招揽人才

  齐桓公意识到霸业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招揽到天下的人才,能否得到新兴的士阶层的支持,于是在管仲的辅佐下,采取种种措施,招士养士。

  古代邦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要在大庭中燃起火炬,这就是“庭燎”。并且根据爵位的高低,所用庭燎之数也有很大差别,天子为一百,公爵为五十,侯伯子男为三十。齐桓公却设了“庭燎”,接待来士。他以公爵僭用天子之礼来待土。其规格是相当高的,可见桓公求贤若渴的心情。整整一年过去,没有一个贤士前来。这时东野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前来求见,齐桓公很是高兴,立即升堂接见。他询问来人有何才能?来人回答说:“会九九算术。”桓公调笑说:“九九之术也能算一技之长拿来见我吗?”东野之人回答:“大山不拒绝细小的石头,江海不拒绝细小的溪流,所以才会成为大山、大江、大海。《诗经》中曾说:‘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教导人们施政要广泛征询意见,包括那些割草打柴之人。‘九九之术’虽算不上高深的学问,但如果您也能以礼相待,还怕比我高明的人不来吗?”(《说苑·尊贤》)齐桓公听了这番话,认为东野之人说的有理,就按照庭燎之理接待了他,果然一个月后,四面八方的贤士便接踵而至。

为了广招天下人才,齐桓公还非常注意接待各诸侯国的来客。他委派隰朋管理东方各国的外交事务,宾须无管理西方各国的外交事务。在国内每30里设置一个驿站,贮备食品,设官管理。凡诸侯国来的官吏,派专人专车负载行装,若是住宿,派专人替他喂马,并按一定的规格招待来客,如果招待标准与收费标准不当,则要治管理者的罪。齐桓公还规定,凡国内的官吏引荐外国人来齐国做事,看能力的大小,给予赏赐。引荐的不好,也不追咎。齐桓公还亲自走出去,派人四处招揽人才。“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市,使周游于四方,以招天下之贤士。”(《管子·小匡》)齐桓公这些优惠的措施,吸引不少贤土来齐国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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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齐桓公礼贤下士

  齐桓公礼贤下士的事颇多,在此仅举一二:《新序·杂事》载,齐桓公听说小臣稷是个贤士,渴望见他一面,与他交谈一番。一天,齐桓公连着三次去见他,小臣稷托故不见,跟随桓公的人就说:“主公,您贵为万乘之主,他是个布衣百姓,一天中您来了三次,既然未见他,也就算了吧。”齐桓公却颇有耐心他说:“不能这样,贤士傲视爵禄富贵,才能轻视君主,如果其君主傲视霸主也就会轻视贤士。纵有贤土傲视爵禄,我哪里又敢傲视霸主呢?”这一天,齐桓公接连五次前去拜见,才得以见到小臣稷。又据《管子·小问》载,一天,桓公与管仲在宫内商讨要征伐莒国的事,还没行动,已在外面传开。桓公气愤地对管仲说:“我与仲父闭门谋划伐莒,没有行动就传闻于外,这是什么原因?”管仲曰:“宫中必有圣人。”桓公寻思了一下,说:“是的,白天雇来干事的人中,有一个拿拓杵春米,眼睛向上看的,一定是他吧?”那人叫东郭邮,等他来到齐桓公跟前,桓公把他请到上位坐下,询问他说:“你是说出我要伐莒的吗?”东郭邮果敢他说:“是的,是我。”桓公说:“我密谋欲伐莒,而您却言伐莒,是何原因?”东郭邮回答:“我听说过,君子善于谋划,而小人善于推测。这是我推测出来的。”桓公又问:“你是如何推测出的?”东郭邮说:“我听说君子有三种表情,悠悠欣喜是庆典的表情,忧郁清冷是服丧的表情,红光满面是打仗的表情。白天我看见君主在台上坐着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是打仗的表示,君王唏吁长出气却没有声,看口型应是言莒国,君主举起手远旨,也是指向着莒国的方向,我私下认为小诸侯国中不服君主的只有宫国,因此,我断定你是在谋划伐莒。”桓公听言欣喜他说:“好!你从细微的表情和动作上断定大事,了不起!我要同你共谋事。”不久,齐桓公就提拔了东郭邮,委以重任。总上所述,正是齐桓公礼贤下士,选贤任能,才为其霸业蓄备了大量的有用人才。

  二、励精图治 富国强兵

  齐桓公为了达到富国强兵,实现霸业的目的,他励精图治,在管仲的辅佐下,就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历史上称为“桓管改革”。《国语·齐语》载:“修旧法,择其善者而创(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是桓管改革的纲领方针。这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一)改革内政

  修旧法,即整饬宗周的礼制,继承太公传统依时势的发展,将其合理部分“择其善者”行于今世,对那些与现实相左的礼法则别创新法以易。

  为了集权中央,齐桓公首先建立了新的地方行政区划,“叁其国而伍其鄙”,即三分国都,五分鄙野,“制国(郊内)以为二十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叁国起(案)界,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焉,山立三衡”。就是说,把国都分为六个乡,工商各三乡,不服兵役;军士乡十五个,由桓公、高子、国子各管五个乡。国都内的行政区划是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分别由轨长、里司、连长、乡良人(或乡大夫)管理。把国政分为三项,确立三官的制度,官吏中立出三宰,即三卿,使掌管群臣,工匠立三族,市井立三乡;设立三虞的官,专管川泽水产;设立三衡的官职,管理山林的有关事务。鄙野的行政区划是“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故立五大夫,各使注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建立正、牧、县帅、乡帅、卒帅、邑司上下统属的官僚机构,以统治全国。“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国语·齐语》)”,就是说,五大夫每年正月例行向桓公报告政绩,并负责推举贤能。国君派五正对五属定期检查。各级官吏按一定的法令办事,权力集中于国君,官吏采用选举制度,人才由乡长向上进贤,长官书伐考评,桓公亲自策问,称为“三选”,地方官吏如果埋没压制人才,则治以“蔽贤”、蔽明”之罪。并设法打击那些投机钻营的“社鼠”,使无功无能者莫敢索官。这对打破世官、世禄制和任人惟亲的宗法有着积极意义。

  其次,在全国实行“四民分业定居”的措施,即“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按照人口分布的地域和职业,使土、农、工、商四民各居其职所,各有专业。农人种田,军士操练武功、战时作战,手工业者从事生产,商人经商,并可世代承袭世宗本职,不能自由迁移。这对定国安邦和社会的安定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发展经济

  经济是基础,“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调通过利民富民达到利国富国。桓管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三:

  1.实行“官山海”,首创盐铁专卖,所谓“官山海”,就是由国家对盐铁直接经营。因为,盐铁是人们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盐铁的出产有一定的地方,生产需相当设备,必须依赖市场供给;盐铁又是销售面广量大、获利丰厚的主要商品。”“夫盐,食肴之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汉书·食货志》)“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口食盐”,故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铁器也是一样,“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管子·海王》)就是说,妇女用的针和剪刀,农民用的农具,工匠用的工具,都是铁制的。有了铁制用具,可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效率。军备上用的武器,也多是用铁制造。因此,盐、铁与国家的强弱安危及民生大计息息相夫,必须实行局部的垄断,由国家实行专卖。

  盐的专卖,首先是“正盐策”。让地方上统计吃盐人的性别年龄,一一登记在册(盐策),按人口分成男女长幼等级,按户籍供给。供应的标准是人均月供盐三升。官府在收购调运盐时,按里程远近和损耗进行加价,并把实物税隐于盐价之中。以每升加价二钱计,一釜得钱二百,一锺得钱二千,千锺得钱二百万。万乘之国人口千万,每日售千锺,得钱二百万,每月可得六千万。只在盐的销售中就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桓公还下放盐的生产权,广开产盐的渠道。“请君伐菹薪,使国人煮盐水为盐,征而积之”。(《管子·轻重甲》)允许人民伐薪煮盐,由官府征购积存,运往国外销售。为了不致生产过剩或积压而使盐价下跌,官府还严格控制煮盐时节,只准在农闲时煮盐。由于盐的定量生产,使盐价陡升,“盐水价四十倍,君以四十倍之价,循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管子·地数》)获取了各国的大量利润和财富。

  铁的生产与销售,桓管提出的政策是:“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有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管子·轻重乙》)即让开矿者将原料按重量交给官府三成作为实物税,铁的制成品由官府统购统销,计其利润。官民三七分成。铁器的销售,也采取类似于盐斤加价的办法,附加一定的税额入售价:“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十,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管子·海王》)这样所有务农做工的人,只要使用铁器,就要向官府纳税,国家就积累了财富。

  盐铁专卖,使齐国开辟了两项重要财源,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

  2.“相地衰征”的农业政策: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桓管推行了“相地而衰征”的农业政策。相地衰征的具体实行过程大体分三步:首先,是相地,又称“相壤”、“正地”。“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管子·乘马》)即无论土地宽狭大小,都要测量和分出等级好坏,将土地分为上壤、间壤、下壤三级。以可食地(可种谷物)为标准,将山林川泽地、旱地折合成可食地。以土地和农业政策相辅而行。其次,是均田分力。均田是把公田(徭役田)直接分给各农户去种,把公田和各户原有的份田一起来平均分配;分力,则是打破私田公田的界限,实行授田制下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这是一种新的土地关系,齐国的井田制由有公田的井田制受成了无公田的井田制。在均田分力的政策下,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掌握农时,起早贪晚,不辞辛苦做好农事,达到了地尽其力,民尽其力的收效。再次,是“与民分货”。管仲曰:“与之分货,则民知得,征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父子兄弟不忘其功”。就是说,农民知道自己应得的部分和官府征收部分,即地租分成制。农民交纳赋税后,可得到其余部分。因分租比例固定,丰年不增加税率,欠年不降低租率,农民尽力生产,可得到较多的生产品,归自己所有。因而,激发他们增加劳动力度,提高农业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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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地衰征的农业政策,使土地分配做到公平合理,并定期调整轮换,顺乎了民心,用调整生产关系刺激生产。再加官府实行“轻徭薄赋”等措施,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齐国农业的发展。

  3.设“轻重九府”。九府,是指大府、王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九种掌握财政的官。所谓“轻重”,是指商品价格的贵贱,货币购买力的高低。齐国的货币政策,是由国家控制铸币权,垄断货币的投放量,平抑物价,调节供求。官府在丰年粮贱时,以货币收购粮食;在欠年时,以平价抛售粮食,防止粮商囤积居奇,乘民之不给,百借其利。国家“敛积以轻,散行之以重”,不准私人倒持轻重之权,“国利归于君”(《管子·国蓄》),使国家在经济斗争中获得财政收入。总之,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经济有了很快的发展,为齐国称霸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三)军政改革

  桓公实行的“叁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区划,建立的行政机构,也是一种军事政治体制、寓兵于民。在新设的轨、里、连、乡的行政编制中,有卿大夫作乡良人,为军事组织掌管军令,它既是居民的保甲组织,又同军事组织合而为一。“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国语·齐语》)。即在十五个士乡中,分设三军,全国就有三万常备军,而以国都的四万三千家作为后备军。三军分别有齐桓公、国子、高子统率。军事编制建立后,三军于春秋两季利用田猎时机,训练战阵攻守,提高作战能力,进行内教,使“同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乘,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固守则同固,战则同疆”。(《国语·齐语》)

  为了战争的需要,齐国又在邑下设轨,“五家为轨,六轨为邑”,三十家之邑也成为军政合一的编制,农民中的能人可服兵役当甲兵,可推荐作官。以每个邑出一个甲兵算,鄙野五属五十县的四十五万户农民,可出甲士一万五千人,出徒三万人。也是一支可观的军队。

  桓管还采用宽刑赎罪的办法,解决军备问题。“制重罪赎犀甲一戟,轻罪赎以皮盾一戟,小罪谪以金分,宥间罪,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甲兵大足”,(《管子·齐语》)就是说,农民犯了罪,可按犯罪的大小,分别用犀甲、东敦、皮盾、不同数量的铜铁来赎罪;若打官司可收取十二支箭作为诉讼费。这样国家不但解决了军备来源,也缓和了国内的矛盾。齐国的军政改革,建立了较完整的军政体制,成为齐国争霸的重要政治军事基础。

  三、九合诸侯 尊王攘夷

  齐桓公执政以来,在管仲的辅佐下,经过了内政、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便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小服,买现了显赫的霸业。齐桓公称霸,大体分三个阶段:

  (一)创霸中原

  齐桓公创霸初期,首先是使鲁国、宋国就范。公元前694年,齐国兴兵伐鲁,两军战于长勺(今山东曲阜北),鲁军在曹刿指挥下,一鼓作气,打败齐军。同年六月,鲁国侵宋,齐、宋联军打败鲁国,驻军于郎(曲阜近郊)。鲁公子偃看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左传》)便率军从南城西门冲击宋军,鲁庄公派兵接应,将宋国大夫南宫长万活捉,宋军大乱,败于乘丘,齐军见宋军败也撤走了。次年,宋国侵鲁,又被鲁军打败。宋国两次战败,引发了内部兵变。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为平定宋乱,与宋、陈、蔡、邾等国在北杏会盟,这次会盟是齐桓公以诸侯身份主持的首次会盟,当时鲁国的附庸国遂国不肯参加会盟,齐国便出兵灭了遂国并派兵戌守遂地。齐国又出兵伐鲁,鲁庄公请求献出遂地求和,齐桓公答应。鲁国见许多诸侯国已归附齐国,便在柯地与齐国会盟,鲁将曹沫趁随鲁庄公升坛之际,以匕首劫齐桓公,齐桓公于是答应归还侵占的鲁国的汶阳等地,事后桓公虽怒,但以宽宏大量原谅了鲁国。柯地会盟齐国反而与鲁国缔结了友好关系。“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三年》)宋国见齐鲁和好,便背叛北杏之盟。公元前680年,齐国约集陈、曹伐宋,并请王师参战,周王命大夫单伯率师参加三国的伐宋之战,宋桓公屈服求和,三国军方撤,宋国归附齐国。此时,郑厉公复位,也与齐国结盟。齐国会同王室卿士单伯与卫、陈、郑三国,在鄄(今山东鄄城北)会盟,各国诸侯一致归附齐国,齐桓公由是确定了霸主地位。

  (二)共攘夷狄

  桓公称霸后,首先是要联络中原诸侯国,协调内部。齐国的盟国是鲁、郑、宋、卫、陈、蔡、邾七国,(齐桓公七年),齐、宋、邾三国军队侵倪,倪国表示附从齐国共同尊奉周室。同年冬,齐、鲁、宋、卫、郑、许、滑、滕诸国在宋国幽邑会盟。各诸侯国共同推举齐桓公为诸侯长。同年冬,周惠王派王室卿士召伯廖赴齐,赐命齐桓公为候伯,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齐国得到了专任征伐不服王命的特权。

  在安定中原诸国之后,齐桓公便转向攘夷,率领诸国抵抗北狄和南蛮楚国对中原的侵袭,因居冀北的山戎屡次侵犯北燕,北燕向齐国告急。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济水相会,商讨共伐山戎之事。鲁庄公表面答应,却按兵不动。齐桓公与管仲、隰朋率兵北伐山戎,直至令支、孤竹。在追击敌兵途中,齐军迷路,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切有水,乃掘地,遂得水。”(《韩非子·说林上》)齐国君臣上下同心,克服了艰难险阻,终于战胜山戎,达到救援北燕的目的。燕庄公为感谢齐桓公,“遂迭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我不可以无礼于燕’,遂分沟割燕军所至与燕,命燕公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

  北狄,成为北方大国,对晋、齐、鲁、卫四国造成严重威胁。齐桓公二十四年,赤狄伐邢。齐国便于次年发兵救邢,大败狄师。赤狄又攻邢,齐国率宋、曹军队救邢,联合邢人将赤狄驱逐远逃。齐桓公又派人护卫邢人迁往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并帮助邢人筑起新城,又派战车百乘,士兵千人帮助邢人戍守。

齐桓公二十六年,赤狄伐卫,卫军败,赤狄杀死卫懿公,占领卫国国都,卫国亡。宋桓公率军渡河救卫,救出卫国遗民与共、滕两邑的居民五千多人,在曹邑住下,立昭公的儿子申为卫国国君,是为戴公。齐桓公派儿子无亏带领兵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守曹邑。给予卫国“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财。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齐桓公又率各诸侯国为卫国修筑楚丘城。在齐国的扶持下,卫文公励精图治,一年后,便又强盛起来了。

  楚公室,始族季连,其后裔鬻熊曾在文王时为官,传至熊绎,被成王封楚地(今湖北省姊归东南)。但楚以蛮夷自居,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不与盟。昭王二十四年,周昭王亲率六师,渡汉水南伐。楚国的间谍把用木胶粘合的船让昭王乘坐。船行至中流,胶融化,船解体,昭王和祭公溺水而死,周军大部丧亡,史称“昭王南征而不返”。楚国至武王、文王时,连年伐随、伐申、灭邓、灭息,开拓疆域到汉水中游,国势日渐强盛。公元前666年,楚国无故伐郑,被齐、鲁、宋联军击退。公元前659年,楚国因郑国亲齐,又派兵伐郑。为了联络中原诸侯国抗楚,齐桓公与宋、鲁、郑、曹、邾,商讨抗楚救郑。此后,楚国连续两年侵郑,郑伯欲向楚求和。齐桓公二十九年,又与宋和新归附齐国的江、黄两国之君在阳谷会见,又到鲁国寻盟,策划攻楚。次年,齐国会合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联军征伐楚国的同盟国蔡国,乘楚不备,挥师伐楚。楚成王派使者质问齐国:“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我地也,何故?”管仲受命回答:“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周室’……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齐桓公见楚不肯屈服,便统兵进至陉(今河南省偃城附近)。楚王派大夫楚完到联军军营求和,齐桓公命联军退至召陵。楚国表示愿加入齐桓公为首的联盟,听从齐国指挥,于是便与楚完在召陵订盟。伐楚之役,抑制了楚国的北侵,保护了中原诸国。

齐桓公抗北狄、伐南楚、安鲁、救邢、存卫等,安内攘外,虽不免带有轻视少数民族之嫌,但其保护中原经济的发展,保护中原文化发展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泯灭的。

  (三)尊王室

  齐桓公自始霸起,就一直以“尊王”为口号,突出周王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权威。齐桓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55年)周惠王有废黜太子郑而另立少子带的意向。齐桓公会集宋、鲁、陈、卫、郑、许、曹诸国君于首止(今河南省睢县东),与周太子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郑文公虽赴会,订盟那天,却不参加确立太子郑的结盟,便擅自回国。次年齐桓公因郑文公首止逃会,率鲁、宋、陈、卫、曹联军讨伐郑国,此次伐郑,因楚国插手,而郑、楚又是奉周惠王命令行事,未取得积极成果。后年十二月,周惠王卒,太子正立为周王,即襄王。襄王因怕大叔带争位,秘不发丧,而告难于齐国,求齐桓公确立其君位。次年春,齐桓公率鲁,许、卫、曹君与陈世子,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在洮(今山东省鄄城西南)结盟,郑文公也来会盟,于是共同奉太子即位,确立了襄王的王位。

  齐桓公三十五年,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使者周公宰孔会于葵丘(今河南省考城县附近),周公使周公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赏服大路;龙旗九旒、渠门、赤帜。宰孔传王命:“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齐桓公回答:“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曰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左传·僖公十年》)于是桓公下阶叩拜王命,然后登阶接受王赐。同年秋,齐桓公又会诸侯于葵丘,共同制订了盟约。齐桓公这次以霸主身份主持的葵丘之盟,有利于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开放与发展,使其霸业达到春秋时代极盛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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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649年周襄王之弟叔带觊觎王位,联合杨泉、泉皋、伊洛诸戎攻打王城。秦晋两国兴兵扶助襄王伐戎。次年,齐桓公派管仲、隰朋分赴秦晋,调停秦晋与戎人战事,促成和解。襄王欲以上卿礼款待管仲,管仲再三推让,方接受下卿礼回国复命。

公元前647年,淮夷侵犯杞国,伊洛戎族侵袭周室。齐桓公会合鲁、宋、陈、许、曹君于咸(今河南省濮阳东南),商讨戍周迁杞之事。同年秋派联军戍防周室以御诸戎侵犹。公元前644年,周室又向齐国警报戎难。齐国再次派兵保卫周室。同年冬,淮夷侵鄶国(今山东省苍山西北),齐桓公征发联军于淮,为部国筑城,防御淮夷。

  《史记·齐太公世家》称:“是时周室衰微,唯齐、楚、秦、晋强。………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于是桓公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能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齐桓公作为春秋首霸,在周王权失控、战乱不止动荡的形势下,尊王室信诸侯,安四境,对保护中华文明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论语·宪问》)这足以说明,齐桓公的霸业,对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是有很大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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