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中学 厉敏

      在古代，那些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浸染的士大夫们，竭力主张“文道统一”、“文以载道”。当然，他们所谓的“道”，是封建伦理道德之“道”，儒家义理道统之道；而“文”，则是指旧时的辞章规范，甚至是八股的一种僵化了的程式。

      1903年癸卯学制后，“中国文学”作为独立设置的学科，也涉及到了“文”、“道”关系。起初，“道”的部分，有专门“修身”、“读经”之类科目予以灌注，而“辞章”或“中国文学”，其主要任务便 是熟悉和探究各类文章及诗词歌赋的作法。民国后，学校取消了“读经”，在“国文”、讲文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美育，“文”和“道”又由“分”而逐渐趋向于“合”。

      “五四”时期，新旧两派的激烈文化斗争，在语文教育阵地也有过强烈反映。革新派为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一度曾以社会问题为中心自编讲义，在课堂中组织讨论；一批企图挽回封建道德颓势的遗老遗少们，又竭力鼓吹“读经”，想把语文教学重新引入宣扬和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歧路。旧派固然割裂了“文”和“道”的统一关系，力图以陈腐的思想扼杀方兴未艾的国文、国语教学；新派则把“道”强调到了脱离“文”的不适当位置，“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

      解放初期，“国文、”“国语”的学科名称被“语文”所取代。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了全国统一的“语文”课本。与辛亥革命后国文教材改编举步维艰的情况相比，建国初期，语文教材建设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教材内容富有思想性，教学内容进步、健康、丰富、新鲜，清除了旧时国文课本中的陈腐、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当然，由于时间仓卒，在巩固革命政权的特定历史时期又很难避免要特别强调政治因素。

      随后，在全国开展“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热潮中，许多教师感到语言、文学混教不符合语文教学规律，提出分科教学的意见；随着1953年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关于《红领巾》教学意见的发表，要求语言、文学分科的呼声越来越高。1956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文教学会议，并分别颁布了初级、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中学作文教学初步方案（草案）》。自此，汉语文学分科便在全国全面推开。从大纲和后来的教学情况来看，这套教材在我国普通教育里具有开创性意义，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显然侧重于“文”的知识、技巧和能力的传授，文学教材分量较重，偏重文学的要求；汉语教材缺乏重点和语言实践的指导，“道”的教育明显淡化，《大纲》虽指出文学作品的教学必须通过艺术形象感染学生，“进一步扩大学生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但“道”与“文”相比，处于从属和辅助的地位。这次教材改革，虽因政治形势变化和教材本身尚有不足而中途夭折，但这次改革还是很有意义的。决不能像1957年那样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

      1958年，语文教学也受到“左”的错误思潮的极大冲击。在指导思想上强调语文教学要“为政治服务”，甚至认为每教一篇课文都要解决学生一定的思想问题，把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教育任务提到了极不恰当的位置。课文选文每册仅十几篇，古典文学作品极少，“五四”以来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作品除鲁迅外基本不收。主要的课文便是毛泽东著作及反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歌颂“总路线”的作品。课文选文标准几乎由“政治标准第一”，演变为“政治标准唯一”。这里“道”代替了一切。而“道的内容又是空洞的、教条的、极“左”的，不是语文教学真正应该渗透的“德育”，即道德品质、人格、素质等内容。

      60年代初，国家经济调整时期及其前后的一段时间，教育战线也逐步摆脱“左”的影响，认真总结“教育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教育规律，逐步回到教学改革的轨道上来，语文的工具性的观点，逐步成为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加强“双基”的口号，被明确提出。1959年6月5日上海《文汇报》开辟专栏，首先展开了“关于语文教学目的的任务的讨论”，这场广泛的社会讨论波及全国的许多省市。这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范围最广，历时最长的一场被称作“文道之争”的社会性大讨论。纵观当时对“文”、“道”关系的认识，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见解：

      ㈠以文为主。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语文知识教学是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或主要任务，他们的理由是：一门学科的目的任务必须依据学科自身的特点来确定，忽视这种特点，就等于取消这门学科。

      ㈡以道为主。持这类见解的人认为，语文学科有强烈的思想性，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思想教育。有的人依据“政治是灵魂，是统帅”的论断，肯定思想教育是语文教学的“灵魂”。

      ㈢文道并重。持这类见解的人认为，语文学科兼具思想性与工具性的特点。在语文教学中，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两者都重要。

      持有这三类不同见解的人，都各自从一定的角度和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来论述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的。主张“以道为主”的人，十分重视语文课中应有的思想教育，他们指出“不能忘记，我们的教学必须以艺术力量感染学生，要求学生能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认识生活，也不能忘记，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作家和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主张“以文为主”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还不能指出“政治挂师”并不是政治可以代替一切。主张“文道”并重的人，虽注意到了持以上两种观点的人的意见有某些偏颇，但是，他们对语文教学的双重任务等量齐观，也受到了有些人的批评，“评文教学的任务应该有重点”，语文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的任务。“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的教学”。“学会了文就学会了道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这些提法较能为广大语文教育界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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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5月，教育部制订了《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通过比较1960年七年制语文教学大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大纲的提法较为正确地反映了语文教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以体现语文的工具性来达到语文学科的目的，完成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

      “十年动乱”时期，教育部门成了重灾区之一。语文课本的选材范围夹在极为狭窄的空间之内，教学内容自然成了“突出政治”的附庸了。教材中马恩列期毛和鲁迅作品占50%以上，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学生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实际，甚至连教师也不易读懂。而且，“大批判”“戏曲”“总结”之类的文体安排在初中，完全脱离学生实际。而思想方法简单化、极端化，不顾历史事实，随意批判，乱评历史作品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一切，无一不是“突出政治”在语文教材编写中所造成的恶果。

      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中国教育界揿起教育体制改革、教育科学研究和教材教法改革尝试的热潮。语文学科的教学，也就在这样的热潮中形成了一股势头强劲的激流，焕发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

      面对令人忧虑的语文教学现状，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提出“走出误区，探索革新之路”的建议，对语教学“自身”进行再认识，重新确认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呼唤语文教学“个性”的回归。经过广泛热烈的讨论，大家的基本观点达成一致，那就是确认语文学科是一门教会学生正确掌握祖国语文这一重要工具的学科。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在于教会学生“学语文”和“用语文”，做到会读、会写、会说、会听。对于语文教学中进行，收到熏陶、感染、潜移默化的效果。著名学者刘国正在通过经验的总结和现实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对语文教学性质和任务概括为三个方面作用，即语文教学性质和任务概括为三个方面作用，即语文教学作用，思想教育作用，知识教学的作用。三者之中使学生获得运用语言文字能力是基本任务，因为中学课程中除这门课而外，其他的都不负担这项任务，语文课应该按照提高学生理解和表达能力的要求选定教学内容，组织教学体系和确定教学方法。这一文道关系的认识来之不易，是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经受了足够教训之后才重新获得的，这一认识又十分重要，它为新时期语文教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二十年来，在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随着新的语文教学大纲的制订和不断完善，全国统编教材和各地实验教材的编写和推广，语文教育不断更新，语文教学改革步伐越迈越大，全国语文教学终于迎来了蓬勃的大好局面。

      以上我们回顾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文”、“道”关系的分合论争情况。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历史上，“文“、“道”不能达到统一，其原因，一是由于社会政治的干扰、影响，二是没有明确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应该是：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与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感情和高尚的品德。“因此，语文教学，不仅使学生知道所学的课表达了什么思想，并通过训练，使学生学会和运用语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语文是一种工具，要按照学习掌握工具的规律来进行教学，也就是说，要真正把语文课教成语文课。叶圣陶先生指出：“我谓课本之中各体各类之文都有，书籍报刊亦复兼备各体各类，故政治性之文而不言政治，文学性之文而不及文学，断无此理。所谓‘戒教成’云云者，勿舍本文于一旁而抽出其政治道理而教之，或化作品之内容为抽象概念与术语而讲之也。苟如是讲课，学生即完全理会老师之所讲，而于本文犹生疏，或竟不甚了了，此与练习读书之本旨不合，故务必戒之出。”语文这个工具跟其它工具有相同的一面，这就决定了语文教学必须教学生切切实实地训练中学会操纵和使用语文工具也就是着眼于掌握字、词、句、篇的运用能力，不容许离开这种训练去空谈大道理，空讲理论知识；它跟其他工具又有相异的一面，这又决定了语文教学必须把训练学生运用字、词、句、篇的能力和训练理解语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结合起来，不容许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反之，如果注意了思想内容而忽视或降低了语文工具本身的重要性，或孤立地去搞字、词、句、篇都不可能达到语文教学的真正目的。这样看来，语文教学强调基本功，强调多读多练，强调“文道统一”正是由语文这个工具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一认识的形成，确实来之不易，需要我们跨世纪的语文教育工作者认真记取语文教育史上的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历史上因忽视语文工具性而使文道关系长期缠纠还清不清的错误。当然，这需要我们国家必须继续沿着民主、法制、稳定的健康的轨道运行作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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