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广军死了。9月14日，中科院高能所28号楼下，茅广军的尸体被人发现。之后，警方排除他杀。很多人难以相信，这个人缘极好，前途光明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36岁的茅广军，不独是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而且是德国洪堡学者和日本STA学者，在32岁时就成为了正研究员。（据9月20日《新京报》报道） 

　　死者为尊，即便茅广军的心理真有什么缺陷，我也不拟探究（且无实据）。根据新闻的透露：茅广军的人生失意有两端，一端是婚姻的破裂，前妻不辞而别的出走，对于其前妻如此的不负责任，必须予以谴责；但更令人不能容忍的一端，是体制的压迫，是中科院人事制度安排对于茅广军心灵空间的挤压，——“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广军没有通过被解聘，据说是文章数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让他把房子交回，并一年内另找单位离开。” 

　　一个学者学术水平的评价，确实一般是要看文章。但是要看，也得首重质量，数量的作用究竟又该放在怎样的一个位置呢？ 

　　我们且看国外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衡量学术的困难》一文中谈到：“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Gale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该大学的经济系当时是世界之冠，升级单论研究成就，不论教书教得怎样。我问：“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级？”答曰：“据我所知，从来不计多少。”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曰：“从来没有想过。”再问：“多取几个名衔怎么样？”答曰：“没有谁管你的名衔。”“没有博士也可升级？”“当然可以。”我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可以升级吗？”答曰：“可以的。”我逼又问：“连文稿也没有一篇，也可以升级吗？”答曰：“那会比较困难，但要是你能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单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 

　　实则在建国前的中国现代大学，也远不乏这样的事例。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拟聘四位导师。梁启超先生向曹云祥校长举荐陈寅恪先生。 

　　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不是博士，连学位都没有。曹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答：只有数篇论文，未辑成书。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火了，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论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还不如陈寅恪寥寥数百个字有价值。接着梁又告诉曹，柏林、巴黎诸大学几位知名教授都推崇陈寅恪的学问，清华不请，外国大学也会请他。曹云祥听了，这才登门礼聘。最后，陈寅恪先生不独成为赫赫有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即便是国学研究院解散之后，也是清华唯一的文史两系双料教授，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但是茅广军的学术水平终究如何，在茅广军的去留这个问题上，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对茅广军“很满意”、“你们送的学生如果都和茅广军一样棒就好了”的评价是说了不算的，茅广军的导师卓益忠先生“研究方向发生了转折，成果不可能出来得太快”的解释说了也不会算，茅广军先生的师弟顾建忠先生“茅广军一直是拔尖的人物，理论功底极扎实，而且喜欢挑战国际性的难题。茅广军在德国法兰克福做了2年零3个月的洪堡学者……洪堡学者竞争很激烈，而且期限一般是一年多，除非特别优秀，担当着非常重大的学术课题，才可能延长到两年以后。”的评价说了更不会算。 

　　那又是谁说了算呢？ 

　　是官僚说了算，依附于官僚的犬儒，就是中科协主席周光召先生前曾指摘的“科学官”说了算，官僚和依附于官僚的犬儒“合谋”之下的不合理的所谓制度说了算。 

　　我们总在说，要尊重知识分子。但是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并不能止于房子、车子，票子。这还太肤表，还远远未涉根本。只有做到对于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充分尊重，才是对知识分子真正的尊重。所以，学术领域的事，必须由知识分子说了算，知识分子基于科学精神的制度安排说了算，必须在学术领域做到真正的知识分子当家做主。而不能让知识分子成为官僚制度的附庸，或者在官僚制度的压迫下，出走或是逃避。 

　　所以，我认为，陈丹青的出走，贺卫方的罢招，以及茅广军之死，是一个连续性事件，有着体制压迫的共因。尽管这个共因，未必就是茅广军之死的直接原因、主要要因。但无疑，对于茅广军之死，起了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