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上海，卫慧的书房。

　访谈方式：记者提问，卫慧回答，然后由记者直接敲到键盘上。话题并没有特别的设计。基本上是谈到哪儿是哪儿。

记者：网上关于你的文章看过没有？

卫慧：我没怎么看。 

记者：很多啊，成千上万的帖子在那儿讨论。不过你要做好准备，什么脏话都有。

记者：现在关于你的意见，看的多吗？

卫慧：不关心。

记者：谈谈禁书的事？

卫慧：这个就不谈了吧。

记者：我看见好像你又出了一本新书？

卫慧：是《欲望手枪》，4月份出的。稿费还没收到，已经超过了合同的期限。还有很多书，也不知道能不能收到钱。

记者：盗版好像很厉害？

卫慧：估计我现在是被盗版盗得最厉害的，一些书商说不止三、四百万了。每天都收到很多关于盗我那5本书的版的消息。没有办法，最好也不要告诉我。我养活了很多人，上帝会因此保佑我的。

记者：成名的感觉如何？ 

卫慧：父母和我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密。他们帮我收集资料，应付记者，特别害怕我受伤。

记者：受伤？

卫慧：来自于公众的伤害。其实这也是代价。

记者：对这个，以前心理有准备吗？ 

卫慧：没有准备。有一次，是在北京，北京友谊宾馆，《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我，给我带了一些小报记者的报道。一看就是中伤。在浴室里，我照着镜子，想找到他们说的那种坏女人的表情。我没找到，于是哭了。

记者：批评你的意见当中，有没有你可以接受的？

卫慧：我没有看到太多健康的学术上的批评。只是私下里一些朋友聊起来，我们都认为，《上海宝贝》不是我最好的一本书，绝对不是。我以前那些中短篇，在文学价值上远远超过它。它只不过是我商业上最成功的。

记者：你在写作的时候，是不是就做好了商业上的考虑？

卫慧：我的确有些好奇，想通过这本书来看市场的反应。而且，写这本书的时候，无论是我的个人生活和写作生涯，都需要一个总结。 

记者：拿商业性的东西来总结？

卫慧：一开始是想总结，需要很多人有反应。我说话的声音，应该是很大的。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来写。但是，我得到的反应是超过我预期的。

记者：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卫慧：首先，赞美的声音，多过我的想象。而且批评的声音，甚至还有很多侮辱性的针对我的性别进行一些攻击，超过我的想象。所以现在，卫慧已经成了一个符号，承载了太多的受众心理。公众创造了另外一个卫慧，与我本人有差距。

记者：公共的卫慧，你觉得形象清晰吗？ 

卫慧：不清楚，应该还是蛮清晰的吧。一个年轻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性感的、傲慢的、写作的女人。

记者：性，也是公共的一个兴奋点。

卫慧：中国小说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方式表现过。 

记者：什么方式？你的方式是什么？

卫慧：时髦的，带着女性令人惊奇的敏感。我的方式是女性特有的敏感、性感和伤感。而且这三个感觉都到了极致。

记者：你最反感的一种批评是什么？ 

卫慧：我最吃惊的一种批评是挥舞着大棒，实际上是一种极度的话语专制的批评。从我的书引申到民族主义、亡国奴这样一些太大的话题，对此非常害怕非常茫然。一些男性读者，他们从性别立场而出的反应也让我喘不过气。

记者：你最反感的一种赞美是什么？ 

卫慧：我认同张爱玲的一句话，对你的赞美即使是错的，也应该得到你的感激。不过，我想说，我的写作跟勇气无关。有人赞美我的勇气，说我勇气可嘉，其实这跟勇气无关，只是跟心中的爱情和诚实的品质有关。

记者：怎么讲？

卫慧：我想我会一辈子都会为心中的一种爱情写作。一种柔软的秘密的爱情。带着一种生命的狂喜。这种爱情也许不是通常人理解的那种狭隘的爱情。

记者：那它是什么呢？

卫慧：它的范围很广。它可能存在于一个人物、一本书、一盘食物、一种记忆，或者一段音乐里面。

记者：谈谈成都事件？

卫慧：像一个噩梦。媒体为了争夺我，可以把我和妈妈从饭桌上拉走，塞进一辆车。根本没有采访过我的人，也在那里写，还写抽烟啊、不屑地说什么啊，头头是道。成都的媒体在全国的覆盖很大，这一轮恶性的炒作之后，一切都失控了。

记者：你的书在成都卖得怎么样。

卫慧：反正签名的时候，2小时，签了七八百本，不得不中途休息。

记者：你觉得你的读者大多数那些人？ 

卫慧：年纪都不大 ，男男女女都有。

记者：有人说你毒害青少年，你觉得呢？ 

卫慧：那要问那些青少年去。我觉得我只是在表达对纯真的挚热的情感的向往，也就是寻找自我。每个人都需要寻找自我。 

记者：很多人把《上海宝贝》中的倪可当作卫慧，你也说了是半自传。 

卫慧：很多人把那个"半"字去掉了。

记者：他们怎么分得清哪一半是真的？

卫慧：我希望他们把他们喜欢的感动的那一半当成我的。 

记者：你很自恋？ 

卫慧：是。我怀疑一个不爱自己的作家，是不是有足够的怜悯和温情去描写别人的故事。

记者：爱自己和自恋是两回事。

卫慧：我觉得是一回事。区别在哪里？

记者：成名了，有什么感觉，自信？成就感？ 

卫慧：都不是。我的心态比较安静。我最近一直在回忆小时侯在寺庙里度过的三年，和在大学一年军训时的封闭生活。看的书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和哲学。别尔嘉耶夫的末世论给我触动，里面有很人性很自尊的东西。

记者：回忆，什么感觉？

卫慧：有时候记忆是强大的，我也是在看，自己从寺庙里，大学，然后到现在，也想看清楚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也是闭门反省总结，我把目前发生的一切当做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不希望我27岁以后的生活，包括为文为人的态度还有我的眼神，都跟27岁前没有变化。我很想去俄罗斯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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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俄罗斯？为什么？

卫慧：我现在很喜欢俄罗斯。如果它是一个人，应该是和我一样，是一个摩羯座的人。那一片北方苦寒之地，它是广袤的，苦难的，诗意的，而且它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秩序混乱，个体之间很分明，但是另一方面，又渴望集体的温暖。

记者：跟你有什么相似之处？

卫慧：很相似。

记者：你的生活秩序混乱？

卫慧：混乱的不是我的日常生活，是我的思想。我的日常生活很少有混乱的时候。就算是跳舞跳到三、四点，每天要打开抽屉，吃五、六种药，也算不上混乱。因为这样的生活，它始终清晰地存在于我的视野里，我知道我在干什么。这当然不是混乱。思想上的混乱，是针对写作和我的审美观的。我不停地在通过阅读和思考，吸收一些新的元素。我总是需要定期地整理我的思想。相比之下，我永远不会整理我的化妆盒和鞋柜。

记者：生活呢？生活在你的思考中是什么位置？生活应该是最基础的。

卫慧：对。

记者：你不准备改变你的生活？ 

卫慧：用不着改变。很多作家都是这样。

记者：你感觉和常人，在日常生活的态度上，有什么不同？

卫慧：朝九晚五、制度化的生活让我恐惧。而且，我不会自己洗衣服，不知道到那里付电话费，没有音乐就不行。

记者：很多事情，很难说是制度化，是有规则吧。 

卫慧：这个规则也分你能适应的规则，和你不能适应的规则。

记者：常人的幸福，你要不要？常人的幸福往往是建立在规则的生活上面的。

卫慧：什么是常人的幸福？我也会去爱人，也会被人爱；喜欢美食，会边看电影边哭，看着养的宠物微笑，我也会有丈夫和孩子。而且我觉得我的作品也充满了一些所有人都能体会的幸福。

记者：我的意思是说，你的生活是和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不一样的。

卫慧：这也是常态，生活中包含了很多种形态的。

记者：安稳的幸福感，你需要吗？

卫慧：我的内心一直都有这种幸福感。它存在于我的内心深处。安稳的幸福感，是每天早上，看见镜子里一张新鲜的脸，妈妈烧好了饭，叫我一声，还有跟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除了安稳的幸福感，我也会有飞扬的幸福感。这种飞扬的幸福感是异于常人的。

记者：现在的生活，是否正是几年前自己所希望的？

卫慧：你指什么？

记者：比如，成名啊，有钱啊。

卫慧：跟我所希望的还是有所出入。比如我还没有丈夫和孩子。

记者：谈谈钱？

卫慧：我是一个不能理财的人，但是幸好总是有运气，我的生活总是能保持一种平稳。并不喜欢，也不讨厌钱，钱是很客观的，钱就是钱。

记者：谈谈虚荣，比如关注、公众？ 

卫慧：虚荣好比是一种药，用得太多会毒死人，但适当地保留一点，则能振奋精神，益于健康。

记者：你这样用带有一种文学修辞的方式，来理解、安排自己的生活，对生活会不会也构成影响？

卫慧：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唯美主义者。我写作也是因为写作可以给我一个梦境，为了可以逃开日常生活，为了免于淹没在日常生活的泡沫中。

记者：为什么说日常生活就是泡沫？

卫慧：有很多泡沫。马路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灰尘？为什么你记不住马路上人来人往的一张脸？ 

记者：什么意思？ 

卫慧：这是我表述的一种方式，日常生活就是繁琐的。繁琐也有烦琐的美感…… 

记者：但是不属于你？ 

卫慧：是。 

记者：如果反省一下自己？

卫慧：我觉得自己孩子气还是太重。好像是一个有点任性、贪婪的孩子，在一些做法上。

记者：成熟的卫慧应该是什么的？

卫慧：应该不会被一些泡沫所迷惑。尊重别人，尊重自己。分得清那些生活可以与人分享，那些只能藏在自己的秘密花园里。

记者：谈谈写作？

卫慧：我始终把写作看得很神圣。我也写了很多年，写作是艰苦的，神圣的，非常寂寞的。每次写完一本书，都像经过一次魔鬼训练，身心都有一种难言的体验，是常人没有办法理解的。 

记者：你将来的写作状态，或者说你希望进入的，是哪一种写作状态？ 

卫慧：我相信，每次的写作会像巫术一样，影响到我未来的生命。我会一部一部地写下去，让我本人和我的作品一起接受锤炼，一起成熟起来。我对此抱着敬畏的，负责的态度。 

  

大爪子2001 转贴自（摘自：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