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三原 陈锡寿

      针对应试教育而提出的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思想来说是为了恢复教育的本来面目，教书育人，学以致用。

      处于文明阶段的各个社会都需要学校教育，需要人才来促进一定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国家是处于改革发展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未来需要科技，发展需要教育，也就是说21世纪，我们国家是否能实现“四化”和“第三个宏伟目标”，就看教育部门能否培养出足量的有竞争意识且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四有”人才。

      学校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高的人才，除了其它各种途径外，语文教学能起到其它学科替代不了的举足轻重的特殊作用。

      语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语言＋文学（文艺），朱光潜先生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评论文学的“载道”和“言志”是一回事时说，“如果释道为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学就不能离开道，道就是文学的真实性，志为心之所之，也就要合乎道，所以言志即载道，根本不是两回事。”他还得出结论，文艺的道与作者的志“能为一体”，人们从而通过文艺之门达到对人生的世相和人生悲欢的最高境界。这也是说文学即人学，人文精神通过作者们各自独有的语言功底，体现在他们所写的政论、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属于文学范畴的各种形式的文章中。

      以高中课本而言，六册共选古今中外120多位名家的141篇佳作，我们的学生在高中三年当中通过对每篇课文的学习，在逐渐提高自己的阅读、听说、写作等基本能力的过程中，尤其在熟读了解课本内容、探讨作者写作意图、不断加深理解课文所体现的深刻思想的基础上，在积极主动联系自己的学习生活、思想状况的同时，不是也在提高他们对人生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认识和辩别能力吗？他们的思想感情不是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吗？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世界观不是也会沿着141篇文章所体现的正确方向慢慢地健康地形成吗？这都是因为我们的语文老师有创意地揭示每篇文章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介绍作者成长的艰难曲折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宣扬作品中英雄人物的高尚品质、英雄气概、崇高精神，并能结合学生、社会实际，用英雄人物的崇高的人格魅力和高大形象来影响学生，这就是语文课的情感教育，这时语文教材可以成为培养教育学生成长的具体生动的教材，每一节语文课都可当作活生生的思想教育课。

      当代名作家梁晓声先生在他写的《一种愿望，一种理想》一文中满怀深情地说：“我对教育的愿望，我对教育的理想，目前还仅仅寄托在中国语文教育方面。”为什么？他忧虑地说：“在中学，在高中，在应试教育的驱使下，中国语文教学的教条化，似乎是尤其突出的。初中高中语文教师们的教学主观能动性，似乎被限制到了基本没有什么发挥余地的程度。教师不得不遵循应试教育模式及考分标准而教，学生不得不为应试和考分而教条地理解、教条地死记硬背。”为此，他非常感慨地说：“内容丰富的博采古今中外绚丽的语文，竟落到被大多数初高中学生冷淡的下场，岂非咄咄怪事？岂不引人深思？”接着，他谦虚地以一个“只不过以写作方式继续着中国语文学习的超龄生”的资格大声疾呼：

      “提倡素质教育”，“情操素质、心灵素质、品德素质算不算综合素质的宝贵方面”，“语文教学与这些又有多少深层的紧密的联系”？“我们目前的语文教学开掘这一种联系性了么？发扬这一种联系性了么？”“如果我们大力开掘了，发扬了，三年初中的语文教学，是不是会比目前三年高中给予学生的还要多一些，三年高中的语文教学，对于学生是不是很可能接近大学文科的受益水平？”

      由此，他在“语文教学方面怎么实践”的思考中，衷心“祈祷初中生高中生将来能上这样的语文课”：“一篇课文，无论是诗是词是小说是散文，无论古今中外，老师先讲作者生平、命运，接着讲作者所处的时代，再接着讲作者与那个时代的关系，是顺应者还是反叛者？亦或彷徨者迷惘者失意者激进者促退者？导致作者命运的因素哪些与家庭或家族有关？他或她的文学主张是什么？他或她的人生观爱情观世界观，他或她的实事或逸事。我们判断一位老师的教学责任与水准，主要看其在以上方面收集了多少有价值的资料，向学生讲了多少有意义的值得讲给学生的内容？”

      我读完梁先生的文章，感慨颇多，深受教益。借此机会，就语文教学讲作者生平，谈一些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粗浅看法。

      高中课本选的古今中外名篇佳作，涉及作者120多名，他们当中不乏名人，伟人，甚至是巨人或圣人。以20世纪对中国百年历史的在有关方面起着不同推动作用的出现在语文课本中的作者们，根据实际情况，在按梁先生意图向学生讲解时，是否可拟成一定的专题（深下功夫，也都是一篇又一篇的教学论文），如：

      孙中山与推翻满清王朝；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诞生或者与延安整风运动；

      刘少奇与《共产党员修养》的两次命运与新中国第一大冤案；

      邓小平与中国的拨乱反正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江泽民与“三讲”或是“三个代表”；

      鲁迅的骨头为什么是最硬的？

      茅盾与其代表作《子夜》；

      郭沫若的《女神》与中国新诗的产生发展或郭沫若与《屈原》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重庆上演时的革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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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语文教员，是比梁先生年龄更大的继续学习中国语文的比较笨的超龄生，所列题目可能不太符合实际，也可能有所偏颇，但我想依照梁先生的愿望和理想，加上自己的学习实践和心得，对语文教学与素质教育能融为一体提上一点建议，望能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真诚地期待我们的语文教师能得到充分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环境，具有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具有精心育才的迫切的社会责任感，吃透教材，把握教材，紧密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每讲一位作者及其所写文章，都以翔实的资料和娓娓动听的讲解，处处给学生以启迪，发动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共同进行周到细密的分析探讨，如此这般，通过一堂又一堂，由少到多，一篇又一篇，由浅入深，一年又一年，潜移默化，就会把120多位古今中外作家处在不同环境不同时代各具特色的个人经历、辉煌的胜利、暂时的失败、成功的喜悦、艰苦的奋斗，曲折的道路、坚强的意志、错误给予的教训、奋起直追永往直前的精神等等，合乎情理的渗入学生的心中。全体学生在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学实践中学习掌握了知识、启发了思想、陶冶了情操、振奋了精神，三年下来，由量变到质变，他们应该在思想感情身心健康方面有一个质的飞跃。

      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在谈到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时，强调四个“要紧密结合”，是为了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全体人民的凝聚力。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这些内容和要求在我们语文课本中均能找到相应层次的教材和辅助教材。语文教师根据以上精神，再参照梁先生的观点，大力开掘语文教学与情操素质、心灵素质、品德素质等综合素质的切密联系，充分发挥各自特有的优势，精心备课，那么在语文教学的整体进行过程中，每一堂课所讲的内容，每一篇文章的深刻思想，每一位主人公的高尚品质、崇高精神和忘我的工作态度，每一位作者的伟大成就与其奋斗精神不都是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吗？这绝对不是那种空洞抽象的说教，不是那种牵强附会和胡编乱造。由些可见，素质教育与语文教学密不可分，其实它们是融为一体的。

      如果彻底摆脱了应试教育的驱使，完全恢复了语文教学的本来面目，在新的形势下，又能吸收国外教育的先进经验，使我们的素质教育走上了良性的循环的轨道，我们语文教师乃至全体教师都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创造性，那么，一批又一批的“四有”、“三化”的高素质人才就会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来。

      作于2000年6月28日至7月15日

      陈锡寿同志简介

      陈锡寿，陕西省三原人，出生于1939年。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化学系，早期曾从事地质部门的管理工作和宣传工作，曾任《中国地质报》驻内蒙记者。1980年获记者职称。1981年调入三原县南郊中学任办公室主任兼工会主席。1986年被中共三原县委、三原县人民政府聘任为三原县南郊中学校长。1994担任三原县教育局巡视员。1983年被评为陕西省五讲四美先进个人，1989年被评为陕西省德育先进工作者。1991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陈锡寿陕西省优秀教师光荣称号。1992年他所著论文在陕西省《教育科研通讯》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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