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余杰

　　前段时间，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广东的“读友”的来信。写信的人是一名高中复读生，由于我在很多文章中尖锐批评了当下中学教育的种种弊端，他便以“亲历者”的身份告诉我许多切身的感受。我一直都很重视这样的来信，一是因为我告别中学时代已经十多年了，了解如今中学的现状需要“正在受害者”的讲述；二是因为私人通信比较真实，给我写信的孩子不会像写作文那样编造假话，他们大都会掏出心窝子来，告诉我他们生活的真相。而这些真相，就是被“谎话大王”们一层层地掩盖起来的中国社会的真相之一。　　　

　　这位学生在信中写到：“在我们这里，复读一年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复读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的都大有人在，作为一名‘高四’毕业生，我觉得我们的压力是巨大的。这压力不单单来自于繁重的学习任务，更大的是来自于这套制度为我们营造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氛围之中，每一双眼睛都在关注着我们，父母、亲人、朋友，我们深知他们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才这样，但每每这样想起，我就感到更大的压力。在其他人眼里，我们的前程，就在于我们每次考试的成绩。成绩好的被英雄般看待，成绩差的却有天壤之别的待遇。每当看到电视报纸对‘高考状元’的大量报道时，我都会立即转移视线，为什么我们的主流媒体只会将‘状元’们大肆报道，而对那些自杀的落榜生却只字不提？”　　　

　　二零零五年是中国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年，但是今天的高考制度其实又是古代科举的变种。高考制度使得中学教育的所有内容都以之为核心展开，也使得中学生人格和精神的成长遭到严重的扭曲，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教育机构成为置学生于死地的“死亡机器”。这位复读生在信中讲述了骇人听闻的事实：“二零零三年六月七日，就在高考前的第一天，浙江温岭一名女考生在考完第一科语文后不久就跳楼自杀了，她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终于以死宣告与高考制度的彻底决裂！这并非空谷回音，它每年都在发生，在我身边就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我的一位同学，第一年考得不好，复读一年还是落榜了，终于在第三年考上了一所普通高校，可就在她入学不久，我就得知她精神失常的噩耗！余杰，你说过：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闻一多们的子弹并不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更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风、路翎变成疯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得‘看不见’的力量。但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们的高三学生不都生活在这股力量的阴影之下吗？！”　　　

　　这是肺腑之言，这是血泪之言。这里没有谎言，没有夸饰，有的是受害者的心声，有的是中国教育可怕的现状。就在我阅读这封信时，新学期刚刚开学，我在网上看到几则由于无钱交学费、无法继续上学，几个孩子选择自杀的消息——这又是另外一种死亡。孩子们“前赴后继”地死去，有的是因为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有的则是不能忍受这套“吃人”的教育制度。孩子们以死亡这种绝决的方式，凸现出今日中国教育领域的极端的不公、极端的冷酷。他们的死亡无损于自欺欺人的“九年义务教育法”，长期以来该法令仅仅是一纸束之高阁的空文。春节联欢晚会的莺歌燕舞遮盖了孩子们静悄悄的死亡，而那些习惯于歌功颂德的学者、作家和记者们，也不会把这些孩子的“非正常死亡”当作有用的“素材”或“新闻”。　　　

　　有人说教育是当今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有人说一九四九年之后“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教育”。据央视《生活》栏目报道，仅仅宁夏省的一个贫困县，便有两万以上的适龄儿童失学。当地教育官员表示：“这些孩子面临的不仅是失学问题，而且是吃饭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连饭也没得吃。”当越来越多西部地区农民的孩子因为父母无力承担昂贵的学费而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时，谁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呢？那些“自动”地成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的官僚们，哪里会把这些学子的前途和幸福放在心上呢？他们在忙忽着贪污受贿，忙忽着办理外国护照和海外帐户，忙忽着吃喝嫖赌种种事务。连扶贫款都会被私吞，连希望工程的捐款都会被挪用，在这个权力崇拜的国度里，那些没有“好爸爸”、“好妈妈”的孩子理所当然地成为被特权阶级无偿牺牲的“无权者”。与晚清时代相比，今日留学资源的垄断更为严重。晚清由曾国藩策动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全部都通过了严格的考核，大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而今天能够到欧美诸国留学的几乎都是官僚和官商们的孩子，他们在海外过着一掷千金的豪华生活，至于他们是否真的完成了学业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更重要的功能乃是充当父母的“洗钱机器”。据说，仅瑞士一个欧洲小国，就有数万中国留学生。他们如何能够承受瑞士极其昂贵的物价？作为官僚和官商们的孩子，他们自然不会担心这样简单的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人和农民的孩子除了高考和参军这两条出路，要想摆脱“贱民”的身份别无他法。但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高等院校已经悄然实现了“产业化”，没有钱你焉能上大学？而招兵也逐渐成为一项油水丰厚的买卖，好的兵种需要花费相当不菲的“打点”费用，这笔开支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承受。那么，那些只有“贫爸爸”、“贫妈妈”的孩子就永远被定格成在“弱势群体”的位置上。在绝望中，不少孩子断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有幸”进入各级学校的孩子，却并不意味着就能“凭借教育获得解放”。相反，他们长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忍受谎言的熏陶，还要承担升学的压力。在从幼儿园开始的各级教育机构里，许多教师都把学生当作凝固的“工具”和“符号”——学生的考试成绩就是学生的“身份证”，几组简单的数字比活生生的生命更为教育者们所看重。大部分教师只关心学生的分数以及班级高考上线的人数，而不会关心学生心灵的成长和精神的健全。更何况许多教师在重重压力之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并不正常——据《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内地的中小学教师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的人占了三分之一左右，此比例远远高于普通人。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的教师，如何能够顺利完成“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老师跟学生一起呻吟。所谓的“素质教育”只有在北京、上海等享受中央政策倾斜、占据大量教育资源的“国际大都市”中才有零星的闪现。在更为广袤的区域中，孩子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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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看到了湖北黄冈中学这样的“地狱学校”雨后春笋般产生，尽管这所学校每年都把数百名毕业生送进重点大学，但学子对母校却唯有噩梦般的回忆；于是，我们看到了“神童制造商”聂其文被家长们奉为楷模，尽管他的儿子聂愿愿十五岁考上名牌大学、成为“少年天才”，但孩子却对记者说：“恨不得将父亲杀死！”于是，悲剧屡屡发生。中国的教育生产线生产出了无数的冷血动物和精神残疾者，他们拥有名牌大学的学位，却不具备普通人的爱心和良知，他们中有在美国枪杀导师的卢刚，也有用硫酸去伤害黑熊的刘海洋，还有贵州安顺因为不堪父母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而将父母毒死的十五岁的双胞胎姐妹。不久前，我与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他们正在上初中的女儿一起吃饭。席间，谈起云南大学那个残酷杀死数名同学的大学生，父母皆惊诧失色。于是，我询问到这个活波可爱的女孩，她的同班同学是否知道这一事件，并对此有何看法。她告诉我们说：“我们同学大多数都听说了，大家认为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别人欺负你，你就得这样还击嘛。”她的父母更是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如此恐怖的氛围之中！然而，就是这种孩子皆以杀人为正常的时刻，还有作家写作《狼图腾》这样的小说，号召中国人要少一点人性、多一点狼性！　　　

　　孩子们纷纷死去，或者是肉体的死亡，或者是精神的死亡。这是一个我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我们对孩子的死亡熟视无睹的时候，我们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然而，还是有御用学者滔滔不绝地谈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是世纪”、“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我不知道，一个充斥着文盲和疯子的国家，怎么能够领导世界、怎么能够主导全球文明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