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县车田中学 谢志伟

      鲁迅先生的小说无不与当时残酷黑暗的旧社会紧紧联系着。通过分析《孔乙己》这篇短篇小说中的孔乙己形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封建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命运。

      《孔乙己》这篇小说不到三千字篇幅，以“我”的见闻为线索，摄取孔乙己几次在咸亨酒店出现的生活画面来构成情节，深刻地反映了孔乙己一生的悲剧和整个世态。它写于1918年冬，当时以《新青年》为阵地，虽已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但封建复古逆流仍很猖獗。1916年初，教育部通令恢复辛亥革命后被明令取消的中小学“读经科目”。科举制度虽已于1906年废除，像孔乙己那样的生活也渐渐为人们所忘记，但是培植孔乙己这种人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孔孟之道仍然是社会教育的核心内容，学校教育“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注（1），这样就在可能产生新的“孔乙己”。要拯救青年一代，不能让他们再走孔乙己的老路。鲁迅选取了社会的一角——鲁镇的咸亨酒店，艺术地再现了20多年前社会上的这种贫苦知识分子的生活，就在于启发读者对照孔乙己的生活道路和当时的教育现状，思考当时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由此可见，《孔乙己》是从封建教育制度受害者的角度来批判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的。

      孔乙己是清朝科举制度下的牺牲者。那时的科举制度如何？那时的读书人读些什么呢？科举是分科举人的意思，它分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是由下而上的层层考试。科举考试的内容，明朝以后主要考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某个文句为题作文，文章有固定的格式，内容须阐释孔孟之道，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允许越矩半步。那时的读书人， “‘四书’熟，秀才足”。他们就在上述那些书本上作功夫。因而孔乙己讲话，满口“之乎者也”，什么“君子固穷”，什么“多乎哉？不多也。”这些都是“四书”上面的话。在科举制度下，考中了秀才，才好去考举人，再考上去中了进士，就可以做官，就会有钱有势。但要考取秀才、举人容易吗？康有为曾经指出，戊戌变法前，全国每年有一百多万读书人，参加考选“秀才”，只有1%入选；三年一考的“举人”，入选者只有千分之一；三年一考的“进士”，入选者只有万分之一。所以，科举制度严重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致使许多读书人老死科场，利欲熏心，精神畸形，成了科举的奴隶。

      孔乙己考不上秀才，觉得自己没有前途，自然养成一种坏脾气，就是“好喝懒做”。幸而写得一手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口饭吃。可是坐不了几天，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在他看来，抄书哪有前途？哪能解决自己贫困的生活？连这唯一的生活来源也丢失之后，便免不了做些偷窃之事。他偷了何家的书，被吊着打；偷到丁举人家之后，先写“服辩”，又打了大半夜，打折了腿。

      科举制度就是那样，一面造成一批爬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一面造成一大批对社会毫无价值的废物，致使社会对这两种读书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世态炎凉，人心势利。在那个社会里，可谓等级森严。小说提到的咸亨酒店里，在曲尺形的大柜台上划分得很清楚：靠柜外站着喝酒的是做工的短衣帮，穿长衫的踱进店面隔壁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坐喝。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其思想意识和经济地位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试想像孔乙己那样身份独特的社会畸形人，如何能有生存之地？首先，他追求功名利禄，死读经书，深受封建文化糟粕毒害，使他成“才”则已，不成“才”则沦为不能谋生的可怜虫；其次，封建统治阶级（如丁举人）横行霸道，极端残忍地摧残他；再次，就连同一阶层的短衣帮以致不谙世事的小伙计，也同样深受封建等级制度影响而麻木不仁，分不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来轻视他、嘲笑他，把他往死路上推。总之，他是社会上可有可无的人物。有他，只是增添人们的谈资、笑料；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唯一能使人提起他的，只是掌柜说起的“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

      当然，孔乙己还有善良、令人同情的一面。文中提到他“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教小伙计写帐要用的“茴”字；给孩子们分茴香豆吃。这些细节都体现他心地善良的一面。但是，我们在同情、可怜他的同时却又看不出丝毫希望，我们寄予的也只能是绝望的同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欺欺人，不敢正视现实，被打断了腿也宁可说是“跌断”，如何能指望他有所觉悟呢？

      看来，小说是通过孔乙己这一形象，深刻地启示人们，在封建科举制度下，在相信读经、轻视劳动的封建思想毒害下，知识分子是没有出路的。鲁迅先生写《孔乙己》，是富有战斗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鲁迅先生塑造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主要运用了哪些艺术手法呢？首先，是“事实与诗”(周作人语)的结合。据考查，《呐喊》、《彷徨》中各篇小说，其题材和人物都各有所本，只是经过艺术的加工，“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注（2）诚如他自己所说，“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注（3）他所写的人物，大都有几个原型，但又不受原型局限，以求对生活作出更高的概括。他“杂取”各种人物作为素材，加以缀合，拼凑，使之典型化，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孔乙己这一典型人物就是通过“孟夫子”、“亦然先生”和鲁迅的本家周子京塑造加工而成的。“孟夫子”虽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以至穷得几乎讨饭；替人家抄书，可是喜欢喝酒，有时连书籍纸笔都卖掉了；穷极而偷，被抓住硬说“窃”书不能算偷……其行径与孔乙己尤为相似。“亦然先生”是当时绍兴城内一个为谋生而卖烧饼油条的人；他不肯脱下长衫，又不愿大声叫卖，只好跟在别人后面叫“亦然”；他喝酒时给孩子们分茴香豆吃，口中念念有词：“多乎哉，不多也……”。周子京又名“四七”，他喜欢喝酒和抽鸦片，但能写一手好字，经常穿着破旧肮脏的竹布长衫，四处游荡，好骂人却经常被人打。这些人物综合起来，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孔乙己了。第二，鲁迅巧妙地运用了讽刺的艺术手法。讽刺在我国古典小说、笔记及小品文中有着深厚的渊源，它对鲁迅的小说有着不少的影响。《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分明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他们的命运际遇虽然不同，但都有是作者用含泪的讽刺之笔勾勒出来的形象。第三，是在于悲剧气氛的渲染。《孔乙己》中哄笑之声迭起，却使人感到无限悲凉；孔乙己的悲哀是他在人们的笑声里永远消逝了。总之，鲁迅先生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形象地再现历史舞台上知识分子这一类人物的思想言行，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教诲，召示人们赶紧起来谋改革、寻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