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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标傲世偕谁隐——论林黛玉与陶渊明(品读《红楼梦》)
西江月
菊花,清高超逸,是中国古代文人典型性格的象徵,是诗人们喜爱吟咏歌颂的对象。自古以来,以菊花为题材的诗歌多不胜数,但最能刻划出菊花的神髓的,莫过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以及《红楼梦》中“魁夺菊花诗”的林黛玉。林黛玉和陶渊明的性格,也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性格。
一、 菊魂
陶渊明性极爱菊,在他的诗作中亦处处可觅菊花的身影(如“芳菊开林耀”、“秋菊有佳色”等等),因他性情淡泊孤高,不屑於结交权贵,恰与菊花的情操相通,故後世吟咏菊花的诗歌中,用典时少不免会提到陶渊明。
《红楼梦》是曹雪芹欲“使闺阁昭传”的呕心沥血之作,能住进大观园这座理想中的女儿国的,自然都是天地之精华灵秀所钟的佳人。这一群才貌双全的女儿们,平日都是以琴棋书画作诗填词为乐,起社咏菊便是其中一场诗歌的雅会。既然咏菊,诗句中自然会提起陶渊明。菊花诗共十二首,与陶渊明有关的就占了五首,其中包括薛宝钗的《画菊》── “莫认东篱闲采掇,粘屏聊以慰重阳”,探春的《簪菊》──“长安公子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诗社的活动虽然记叙得不多,但每一次的胜出者为谁都是经过曹雪芹的精心安排的。菊花诗之前是海棠社,史湘云後来居上压倒群芳,这是因为海棠是对於史湘云的身份、性格、命运的象徵和暗示(从她的海棠诗中“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欲离魂 ”一句旁有脂批云“又不脱自己将来形景”,以及後来抽花名签时她抽得海棠花签可以看出。这是题外话,按下不提)。林黛玉之所以魁夺菊花诗,原因和史湘云在海棠社胜出是一样的。金陵十二正钗中,除了林黛玉,再无人比她更接近陶渊明那种高洁的心胸,再无人比她更能代表菊花那种清高、孤傲、正直的性格。
林黛玉独占鳌头的三首菊花诗,依次是《咏菊》、《问菊》和《菊梦》。巧的是三首诗都提到了陶渊明,作者借李纨之口评为“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林黛玉作为封建道德标准的反叛者,能得到封建淑女典范的李纨这么一赞,可见这三首诗确是不同凡响。
那么,这三首诗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呢?
这三首诗的妙处,就在於林黛玉对陶渊明的情操的追慕。《红楼梦》是曹雪芹对於人生有了深刻的情感体验之後所创作的,他将他的性格、对人生的无奈和伤感以及对人生的感悟赋予书中的主人公,从而塑造出一个敏感、清高、才华过人,且又处於风雨飘摇的畸零境地的林黛玉。林黛玉,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的形象。
中国古代文人是怀才不遇的一群,每多伤春悲秋之作,借以抒发他们对命运的感叹。林黛玉也不例外,《葬花词》就是她这方面的代表作。之所以有这种感叹,是因为希望在现实社会中有所成就而受挫,黑暗的现实往往使他们感到无法存身,如果不愿向现实妥协,则只有像陶渊明那样归隐。不为官、不出仕,啸傲林泉,虽然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却成了文人群中一种高风亮节的体现。曹雪芹直指林黛玉是“世外仙姝”,也是出於这个原因。
林黛玉心胸高洁,从她对落花的珍爱程度可见一斑。她的葬花,是对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女儿们的必然的悲惨结局的哀悼。她对现实是深恶痛绝的,作为一个反叛者,也不是没有抗争过的,在她的《五美吟》中,就表达了她对人生的愿望,她所歌颂的五美,都是敢於与命运抗争的勇敢女子,所以虽然身世飘零,缠绵病榻,她仍然是孤标傲世、有著个人鲜明的爱憎,不因环境恶劣而改变。但她清楚地知道,个人的力量太微弱,即使有心与命运抗争,终究也是“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在这种情况下,她期望能像陶渊明一样,脱离这一切,脱离现在的环境,寄身於能容得下她的“桃花源”。她对陶渊明的倾慕,不但表现於和香菱谈诗时对陶诗的推许,也表现在这三首菊花诗中。
这三首菊花诗,虽然还有著林黛玉一贯的幽怨之意,但更多的表现了林黛玉对於陶渊明的情操的向往和追求。她首先在《咏菊》中赞颂了陶渊明(“一从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风说到今”),後面的《问菊》就表达了自己对陶渊明的向往,渴望向他看齐(“孤标傲世偕谁隐”),《菊梦》中却清楚指出自己这向向往只能在梦中实现,在现实中是不可能达到的(“忆旧还寻陶令盟……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
二、 孤标傲世
陶渊明出身於没落的官僚家庭,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东晋王朝已面临瓦解,人民的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都使社会环境愈加混乱污浊。由於受传统的儒道思想薰陶,又受家族环境的影响,他因而有著“ 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截然不同的志趣。当他带著“大济苍生”的愿望踏入仕途,社会的现实却不容他的理想、志向有发展的机会。刚直坦率的性情,使他看不惯官场种种的黑暗现象,於是他只好一次次地辞官而去。但是,他仍然希望寻找到能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於是又再三地出仕,可惜,在那混乱的时代、黑暗的社会当中,他始终没能找到可供自己安身立命的处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他陷入应该选择“仕”还是“隐”的矛盾和痛苦之中。终於,他因为不愿奉承位轻权重、跋扈非常的督邮,不甘“为五斗米而折腰向乡里小儿”,毅然辞去了只做了八十三天的彭泽令,也结束了他的出仕生涯。
陶渊明选择了归隐,虽然是对那个黑暗混乱的社会一种消极的反抗,但是在当时来说,这却是他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保持自身孤高的风操的唯一方法。因为,虽然他有著“大济苍生”的抱负,但是要达成这个理想,简直是不可能的,靠他一个人一双手,是无法改变社会现实的。如果要他为了维持生计,而采取对现实的黑暗不闻不问的态度,那他也是办不到的。
陶渊明清高、孤傲、正直,不堪忍受社会的、官场的黑暗,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洁身远祸,这种性格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同特徵。而由於不愿对统治者妥协,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就是造成他们怀才不遇的原因。因此,即使多么穷困潦倒,即使要靠出卖自己的才艺来维持生计,他们也是不愿与官场中人结交,不愿为腐朽的统治阶级效力的。所以便有了疏狂不羁的扬州八怪,有了“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有了愤而辞官的陶渊明──而像朱敦儒那样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的,则只能沦为笑柄。这一群蔑视世俗权贵的文人,即使寄身市井度日,但他们在精神上,始终是乾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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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高洁情操,向来都是文人们所钦慕所学习的对象。同样出身於没落贵族家庭的曹雪芹,也有著和陶渊明一样的傲骨,即使已经沦落到 “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愁潦倒的地步,靠卖画维生,却仍然不肯向现实屈服,对官场的黑暗、贵族阶级的腐朽深恶痛绝。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在《题芹圃画石》诗中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对曹雪芹的这种胸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曹雪芹将他的傲骨,他对陶渊明的操守的钦敬,都写进了他的不朽巨著《红楼梦》,从而塑造出了聪慧、敏感、清高,具有中国古代文人所独有的精神洁癖的女主角林黛玉。
曹雪芹给林黛玉的八字定评是“孤高自许,目无下尘”,这种性格是由林黛玉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她自幼父母双亡,寄居於外祖母家,物质生活虽然富足,但真心怜爱她的也不过是极有限的几个人。林黛玉的心纤细而敏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多么险恶,(“风刀霜剑严相逼”),所以她从进贾府的第一天就处处小心事事在意,不愿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後来她和薛宝钗成金兰之契,薛宝钗劝她多吃燕窝粥以好好保养身子,她便说了这么一段心里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只因我身上不好了,每年犯这个病,……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贾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於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著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她深知“人在屋檐下,焉得不低头”的道理,但是即使她寄人篱下,却仍然尽自己的能力作出反抗,这也是她的傲世的性格使然。她对周瑞家的送来的宫花的挑剔态度,(“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并非是她在耍小性子,而是她自尊自重,是她的反抗精神的表现。她不希罕做薛宝钗那样符合道德规范的“安分随时”的标准淑女,渴望能从礼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渴望在险恶的环境中仍然能保持自身的洁白无瑕(“质本洁来还洁去,强於污淖陷渠沟”),追求心灵上的解放。可以说,在精神上,在行动上,她都是不自觉地向陶渊明看齐的。正因如此,她才会欣赏陶渊明“淡而现成”的诗风,才会在教香菱学诗时对陶渊明的作品推崇备至。
林黛玉是个“人间有一,天上无双”的才女,由於自幼读书,她身上也具有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特质──傲骨。推崇陶渊明,以他的高风亮节为自己行动的标准,本就是文人们的传统,那么,林黛玉不自觉地向陶渊明看齐,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她父母双亡,寄居外祖母家,因此年纪轻轻便饱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她那“孤高自许”的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的。而且随著年岁渐长,她也越来越锋芒毕露,与正统的道德背道而驰了。孤苦的身世,傲世的心灵,寄人篱下的不幸遭遇而形成的敏感气质,以及无法向人诉说的感情上的折磨,使她的性格有著悒郁悲凉的一面。但是,尽管不幸已经快要压倒了她这“多愁多病身”,她却仍然不肯对龌龊的环境妥协,仍然不改初衷地蔑视功名利禄,从不曾像薛宝钗那样劝贾宝玉去立身扬名,这就为他们的爱情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但是,她虽然和贾宝玉志同道合,虽然脂批赞她是“逸才仙品”,却对她在贾家的地位一点也没有帮助,也不能改变她的悲剧命运──她和贾宝玉那种违反封建礼教的恋爱,是终究会被无情地扼杀的。林黛玉和陶渊明都是怀才不遇的。陶渊明才华过人,在诗歌辞赋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田园诗是他的独创,打破了玄言诗的统治,以其新颖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给诗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但是尽管他有这样的才华,在当世却并不受人重视。即使是他的朋友,在为他作诔文时,也只赞颂他的清高的人格,而未充分肯定他的文学成就。刘勰作《文心雕龙》,竟然只字未提陶渊明。钟嵘作《诗品》,陶渊明仅在中品,排名还在陆机潘岳之下。直至萧统才真正肯定陶渊明在文学上的地位,才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但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到了唐代才得到普遍的承认的。
林黛玉才思敏捷,是不容置疑的。她的清高孤傲,怀才不遇的悲愤,在她的作品中也时有表露。比如海棠诗中的“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咏菊》中的“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问菊》中的“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片语时”等等。她的作品,每每使贾宝玉击节叫好(如海棠诗),甚至使贾宝玉怔怔地落下泪来,那是因为贾宝玉是她的知己,能读懂她心中的无限悲愤。但是作为统治者,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代表,就不是这么想了。且看李纨作为诗社社长是怎么评她的作品──在人人都赞林黛玉的海棠诗应为上品时,她独排众议,说:“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李纨为什么推许薛宝钗?当然是因为她们是同路人,而林黛玉却是背离了她们所固守的正统道德而行的。
林黛玉和陶渊明不得意的际遇,除了社会环境这个不可抗因素之外,他们的性格也是主要的成因。因为有著精神洁癖,因为性情耿直而看不惯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不愿被社会现实所吞噬,因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与之对抗,这就决定了他们不能见容於社会的命运。陶渊明尚可以选择,尚可以从官场抽身而去,但弱质纤纤的林黛玉没有选择的余地。她要解脱,唯一的途径就是死亡,只有死亡才能使她完全脱离这个丑恶的世界。虽然她以自己的眼泪来表达自己的控诉和反抗,然而等待著她的,只有泪尽而亡的悲剧结局。
三、 欲洁何曾洁
林黛玉和陶渊明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孤傲、反抗和叛逆,其实也是颇为有限的。一方面,他们痛恨自己所处的混乱污秽的社会环境,以实际行动向之宣战;一方面,为了生存,他们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向现实低头。生活对於他们来说,是无边无际的矛盾和痛苦。而这种矛盾和痛苦,并非只有他们才有,应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所共有的,洁身自好与继续生存的矛盾和痛苦。
陶渊明固然是超脱於世外的,然而他却不可能完全超脱。他所受的思想教育,注定他即使在感情上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也只能是不满不平而已,是拿不出进一步的实际的反抗举动来的。他所采取的精神超脱方式,是不脱离他所接受的儒家思想的规范,也不超出他所处阶级的规范的。能让他的激愤稍得缓解的,是从古代贤人身上寻求寄托和安慰。(“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与官场公然决裂,归而躬耕於田园,已是他所能做到的最大的义举了。但是,田园生活也不如他想象中那么闲适平静,那么好过。开头那几年他也确实过得悠闲自在,视耕作劳动为乐趣,可是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使他在经济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的晚年,是极困苦潦倒的。
现实是又一次使陶渊明失望了。即使是他原本以为是他唯一的托身之所的农村,到头来还是陷他於绝望。“桃花源”便是他在这种全然绝望的境地下创作出来的理想王国。桃花源的社会,没有君主,没有阶级,自然也没有剥削和压迫,居民们共同劳动,自给自足,过著与世无争的生活。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农村的景象,“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平静和谐的场面,只要读过他的田园诗,都会觉得熟悉。但是,从他写作闲适的田园诗,到创作理想中的桃花源社会,其生活历程和思想斗争历程都是漫长而艰苦的。他在对现实的绝望和苦闷中挣扎著,在努力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的劳动中挣扎著,这使他对於社会制度有了深刻的反思,从而创作出桃花源这么一座理想王国,表达自己对现实制度的痛恨和反抗。“桃花源” 的理想,使他在纵酒狂放以求超脱之外,还能多多少少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
林黛玉的矛盾和痛苦,自她进贾府那一天就开始了,而且还在一日日地加深。贾府是“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实质上是封建社会的缩影。所以大观园虽然是曹雪芹理想中的女儿国,但它既然处在贾府的围墙之内,那么置身其中的女儿们,也是脱不开封建礼教的桎梏的。林黛玉的矛盾、痛苦,也正是由此而起。
展开余文
从性格上来说,她是传统道德的叛逆者,追求爱情的自由,追求心灵的解放,这从她喜读西厢,喜听《牡丹亭》戏文可见一斑。崔莺莺、杜丽娘,都可以说是贵族小姐中勇敢地追求爱情自由的佼佼者。林黛玉是很想像她们一样的,但是贾府的环境决定了这不可能。林黛玉的反抗是不彻底的。她只能在思想上反叛自己所属的这个贵族阶级,只能靠著自己的伶牙俐齿来表现自己的愤恨和不满,但要是真的让她脱离了贵族阶级,走到社会上去,那她是一天也活不下来的。她托身於贾府,虽然是万不得已,也常常因为自己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的尴尬身份而感到忧郁,但贾府却给了她最好的生活条件,她的饮食起居,都和贾府原有的三位姑娘并无差别。她虽然是个反叛者,但也是自幼受正统道德教育的大家闺秀,她的反叛也是有限度的。不然,她就不会既喜看《西厢记》这种“淫词艳曲”,又怕贾宝玉知道她爱看,也不许贾宝玉拿上面的话来取笑;更不会因一时忘情,於行酒令时说了《西厢记》、《牡丹亭》上的话,後被薛宝钗指出,便羞得满脸飞红,央求薛宝钗不可告诉别人,自己再也不说了。这是因为如果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规范,姑娘家是不可以看这种杂书的,“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如要读书识字,也只能拣著正经书来看,“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按这样说来,林黛玉等人作诗填词,已是超过贵族小姐的本分了,要是再以看《西厢记》《牡丹亭》这些“杂书”为乐,那就是不可饶恕的了。由此可见,林黛玉虽然作为封建礼教的反叛者,她的反叛也只能是有限度的反叛,始终不能脱出封建礼教、传统道德的樊笼,而且也不可能有脱出这个樊笼的一天。她要在贾府继续生活下去,便不能与之公开决裂──因为,她还要托庇於他们。
林黛玉作为一个文人的艺术形象,她的生存,也是缺乏独立性的。只有解决了生计问题,文人才有资格谈“文”,林黛玉也是这样。贾家是她衣食丰足的保障,大观园是可供她施展才华的园地,她是不会,也不能离开这片乐土的。
四、 何处有香丘
林黛玉在《葬花词》里悲愤地质问道:“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渴望能找到“一抔净土掩风流”的清静之境。这种清静的境界,不就正是陶渊明苦心追求的桃花源吗?这在现实中是可能的吗?答曰:不可能。
无论是桃花源还是大观园,都只能存在於作者的幻想之中,想要完全脱离社会的各种矛盾,完全冲破传统道德的枷锁,是不可能的。反抗者的声音,虽然显得悲壮,但他们毕竟也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又怎么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生存?
这种不可能,是由他们在思想上、社会地位上的局限所造成的。作为文人阶级,他们是孤高超逸的,不屑於与世俗权贵为伍;但作为社会上的人,他们也是要生存的,但怎么生存呢?却是依附於他们所痛恨的权贵。
这真是一种不可解的永恒的矛盾。要洁身自好,生活便成了问题;要解决生活问题,就不能完全洁身自好。於是,便有了苏轼的苦苦挣扎,柳永的混迹秦楼楚馆,陶渊明的晚年穷困,甚至是贾雨村的腐败堕落。就连陶渊明也不能指出达到桃花源理想的正确道路,大观园也不能将各种各样的矛盾摒之於门外,理想的女儿国最终只落得“花落水流红”,“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片白茫茫大地真乾净”。连林黛玉和陶渊明这样的反叛者,尚且只落得失败、幻灭的结局,中国古代的文人还能有什么出路?也许追求桃花源,真的能让他们在精神上有所安慰吧。
来源:红楼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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