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生平资料，比较可信的仅有《史记》中一篇传记。这篇传记似乎存在错乱，有些地方不易读明白。现在加上屈原作品中的自叙，和研究者中较流行的看法，姑且对他的生平描绘大致轮廓。  

      　　屈原（约前３４０—约前２７７）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祖先封于屈，遂以屈为氏。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本传），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据推算，他当时仅二十多岁，可谓少年得志。后有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说屈原把他为怀王制定的政令都说成是自己的功劳，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同上）。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这以后，楚国的内政外交发生一系列问题。先是秦使张仪入楚，以财物贿赂佞臣靳尚和怀王宠妃郑袖等人，用欺骗手法破坏了楚齐联盟。怀王发现上当后，大举发兵攻秦。可是，丹阳、蓝田战役相继失败，并丧失汉中之地。此时屈原曾受命使齐修复旧盟，但似乎没有结果。此后由于怀王外交上举措失当，楚国接连遭到秦、齐、韩、魏的围攻，陷入困境。大约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一度被流放到汉北一带，这是他第一次被放逐。  

      　　怀王三十年，秦人诱骗怀王会于武关。屈原曾极力劝阻，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结果怀王被扣不得返回，三年后死于秦。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的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他自杀的日子，可能是五月五日或距这一天很近。五月五日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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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闻一多《端午考》。又北朝魏收《五日》诗云：“因想苍梧郡，兹日祀东君。”似乎直到南北朝，南方还保存着端午节祭东君的习俗。  

      　　屈原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冲突，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外交方针上，屈原主张与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眼光。而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而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加以惩罚。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他向慕儒家传说中的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贪鄙的贵族，主张改革内政，这当然也会使许多人与他为敌。此外，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袒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难以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还在屈原受到重用的时候，上官大夫就轻而易举地使怀王疏远了他，这不能说完全是由于怀王的昏庸（否则无法解释怀王起初怎么会重用他）；应该说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同实际的政治环境本来是难以协调的，何况当时楚国又正呈现衰乱的状态。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地造成人生悲剧，同时也造就优秀的文学。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为依据，《楚辞章句》则是为刘向所编《楚辞》作的注释。所以这两种理应是一致的）。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