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教育界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在《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中措辞强烈地批评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钱教授认为“毛泽东的这种理论（共同理想）看起来很吸引人……表面上看这是很美好很纯洁的词汇，但再往下推，为了某个崇高的理想就可以要求别人牺牲生命，甚至可以强迫你牺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杀人……很美好很纯洁的东西由此就转化成了很可怕的东西。”钱教授的立论，遭到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刘国正的抨击，刘国正在其《“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赞》中尖锐批评刘国正之后写到“我们要高唱‘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赞，使之深入人心，在青年中，乃至社会思想中，成为一个宏大的强音，成为一道明亮的强光。”一些中学教师也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赞同钱教授的很多，为刘国正助阵的也不少。

一篇经典的多年来作为中学课文的文章，何以在人们的读解中形成强烈反差，一个要“高唱”，一个说“可怕”，这涉及到很重要的课题——阐释学问题及误读问题。 

 阐释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认为：阐释是以我们已经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为基础，意识的“先结构”使理解和解释总带着解释者自己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成分，所以，不可避免地形成阐释的循环。海德格尔深情地感叹：“路与衡度，桥与言述，觅求只赖独行。”他认为，阐释都是“个性化的声音”，只能是“独行”。他的弟子伽达默尔发展了老师的观点，伽氏认为：“成见是理解的前提。”在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中，解释者的水平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却在与作者的接触中，达到与别的水平的融合，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给定的原意，而总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在伽氏那里，对本文的读解必定渗入“成见”，作品的文本意义乃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决定”的。

接受美学也认为，本文只能提供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框架，其中留有很多未定点，只有读者一面阅读，一面将它具体化时，作品的主题意义才逐渐表现出来。读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作品本文的信息，而是积极的思考，对语句的接续，意义的展开，情节的推进，都不断作出期待、预测和判断，读者不断地参与了信息的产生过程。其实，每一种解释，都是受时代、环境决定的，但又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解释者“个性化的声音”。我们不仅能读出作者已说的内容，也能读出他想说的内容，更是在阅读中读出自己。

我们的语文教育，很多年来都强求对文本的一致理解。我们忙着教学生写《灯》里面“我望着山那边微笑了”，那“山那边”的注解就是“暗指革命圣地延安”，我们的考卷里甚至是主观性试题，也绞尽脑汁，设计着标准答案；对唐诗宋词的鉴赏，也仅仅是依据鉴赏词典，制订着标准答案……我们的这些努力，只完成了读解过程中的很普通的一个部分。大卫.布莱奇认为：“每个个人在认识和解释活动中都体现出他所处那个社会群体共同具有的某些观念和价值标准，认识是解释者个人与他所属的那个群体互相商榷的结果，群体构成对解释者个人主观性的客观限制。”应该说，“客观限制”仅仅是读解的部分而全部内容，解释者个人的读解的创造性被限制着，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视为错误。我们在阅读中的创造活力被严酷地消解着，最后大家可悲的被迫的达成一致的领悟。

我认为必须重视并引入接受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念—误读。

误读，指由于接受者个人环境、能力、素质与作者不可能完全“重合”。读解就必然存在偏差，而恰恰是这种偏差，构成了对文本的新的理解，使文本能超越时空，使伟大作品能具有世界性并被一代又一代读者赋与新意，因而，具有了永恒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这样说，一部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误读史。斯诺在采访毛泽东时，没懂得毛泽东说的一句歇后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于是翻译成“一个撑着破纸伞云游世界的孤僧”，中国学者依据斯诺的翻译揣测出毛泽东内心有一种“伟大的孤独感”。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形象、概括。多么奇妙的误读！

德国作家赫林姆13岁开始读《共产党宣言》，他自己说：“在后来的岁月里，我至少读过二十几遍。”可他一直将马克思的“在那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误读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误读不一定是民族之间的隔阂才造成的。

狂人从几千年的历史里读出“吃人”两个字，它比一切“正解”更准确。

钱钟书盛赞误读，他说：“误读，圣解也。”我们的语文教育往往扼杀误读，使这极具“个性化声音”的圣解”被歧视，遭棍打，最后泯灭，代之而响起的是那盲目的群体声音。

我曾做过这样的试验，向不同年级的学生讲刘文学的故事，启发他们不顾“传统”“背景”，只说个人理解。于是学生评论道：“刘文学不应该因为一点辣椒就与狗地主拼个你死我活，狗地主也可能是为生活所迫，才去偷辣椒。”“刘文学可以有很多办法，使狗地主遭受惩罚，可他选择了最差的一种，可见他这一作法并不明智。”“刘文学应该懂得，生命比财产更重要。”听了这些误读，作为教者能不悟出一点新意吗？

钱理群教授重“个性化的声音”而刘国正重视的是群体观念和群体价值标准，作为学术争鸣，是非常正常的。我们都希望多听到这些“个性化的声音”，只是内心希望此类争论不要上升到对某人人格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