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是19世纪最广为人知的美国作家之一，也许只有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才能与之相比。后人把他们当作那个时代反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坡一直被认为是一位长于刻划都市人异化（如《人群中的人》）和幽闭恐怖症幻想（如《莫格路凶杀案》、《装淡味白酒的木桶》）的诗人，而梭罗则被认为是自然主义者。梭罗关于“听另一种鼓声”（《瓦尔登湖》，217）的人和关于自然保护的那些名言常常被引用在毕业典礼、演讲和招贴画上，然而，不管这些话变得如何耳熟能详，它们都是梭罗近两百万字作品中的标志。同样，他那些更加有名的生活插曲——在瓦尔登湖两年又两个月又两天的“旅居”，因为拒付人头税而在监狱度过的那个夜晚，或是他在康科德中心学校当教师时曾经鞭打过学生——这些都可以帮我们简化他的复杂个性，只把他当作是美国大传统下的一个怪人，这样，即使他和他的思想（无论其“节拍”如何）是那样“遥远”（《对市政府的抵抗》，217），我们都能够接受。
虽然梭罗的《瓦尔登湖》也显然是对独居森林实验生活的一种叙述，但他对那些游记颇有轻视之意，在书的一开始，他就说：“我乐意述说的事物，未必是关于中国人和夏威夷岛人的，而是关于你们，这些文字的读者，生活在新英格兰的居民……”（《瓦尔登湖》，2） 梭罗这么说，似乎是要混淆人们对作品类型的判断，而实际上同时他又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相对较小的、直接的受众范围。其间的双关语当然也十分明显，在新英格兰方言里，“not so much（未必）”不只是“not at all（一点也不）”的同义词，它的言下之意是“but possibly somewhat（有几分可能）”；而“fain（乐意、巴不得）”不仅是“be eager（热切）”的意思，而且还是“feign（假装，＝make a pretence）”的同形异义词；至于“said to live（［据说］生活［在新英格兰］）”则是对“活着”的含义提出了质疑。这段文字的语气，时而热情诚挚，时而又变成尖锐却含蓄的讽刺，但那些强烈的用词使文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两种语气互相驳斥的尴尬境地——就像一个人无法同时诚挚而又冷嘲热讽一样。
这首诗体现了梭罗那个时代和文化里的一种信仰形式，从麦尔维尔与此诗的关系中我们也将看到这一点。诗中无疑是在述说“静静的绝望”，和支撑着生命的渴望——渴望“前面”流逝的生命时光，渴望知道它是崇高的还或卑微的，是属于上帝的还是属于魔鬼的。诗里还说到人的实体之间的鸿沟，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每个人都会孤独的死去”。但是这首诗也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意识困境。假设我们自己处于这一位置，处于活着的死亡状态（death in life），就象诗中的言说者那样，我们会体味到，纵然我们不会完全否认“我们将孤独地死去”，来这里也不是要“像雄鸡一样劲头十足的夸耀”，这里不是欢宴之所。一个活着的人写下象《被抛弃的人》这样的诗，那么他必定在这样那样的意义上处于虚假的位置，因为他不仅是在诗中被淹设，也许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他也真的被淹没了。所以这些反论约束了我们对语言的运用，我们无法再说我们只是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另一种；它们也约束思想，在梭罗的意义上思想本是关乎假定推测的行为，但这里的思想却立即将我们置于虚假的位置和我们作为“人的实体”所拥有的唯一位置，按照梭罗的观点，某人对自己灵魂的归宿深信不疑，那是把对自己的感觉错当作神物来信仰了，用休谟的话说，是把“相关的几种印象和观念”混淆为我们“无需证据就能确保其完美同一性的简单性”的事物。我想说的是，在这种个人同一性的问题上，我们也许会错误地认为，梭罗关于自我的观念与考珀相同，并带着这种想去解读梭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