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背景之一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延安干部会上所做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重要文献之一。毛泽东在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中，从思想方法上进一步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路线分岐，分析了相当广泛的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这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他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这个号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1931年初至1934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时代背景之二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七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八月一日，又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九月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九月二十六日，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 

      六月二十二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特别是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同时对国民党继续采取诱降的方针。在日军、伪军和顽固派军队的夹攻和封锁之下，敌后解放区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从七月到十一月，日、伪军先后出动十三万余人，分别对我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和苏北、苏中等根据地进行“扫荡”。我根据地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等多种武装斗争形式，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同时，又派出大批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实行敌进我进，发动群众，积极巧妙地打击敌人，打破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在这期间共作战一千多次，毙伤俘日、伪军一万三千八百余人。 

      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文件指出，在新形势下，我之斗争方针是坚持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各种斗争方式与敌周旋，并规定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和民兵）三部分，目前，应以扩大、巩固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为中心。 

      十二月初，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克服根据地日益缩小、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十二月八日，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国同时发动突然袭击，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九日，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发表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了。”直到这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 

      十二月至次年一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召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在会议最后发表讲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正确方针，要求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指出党的领导机关要熟悉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情况，善于估计形势，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互配合（不是暴露）。稍后，针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和部分党员缺乏工作信心的情况，周恩来提出了勤业、勤学、勤交友三项任务。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的领导下，西南党组织对各民主党派、文化教育界人士、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提高了我党的政治威望，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六月八日，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这是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这次讲话不仅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党员和干部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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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一日起，日、伪军出动五万余人对冀中根据地实行野蛮的“拉网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一举摧毁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冀中区军民经过两个多月极为难苦的斗争，粉碎了日寇“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企图，消灭日、伪军一万零九百余人。 

      二月到五月，太行、太岳、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分别粉碎日、伪军多次“扫荡”，消灭敌人六千五百余人。在太行区五月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英勇牺牲。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这个决定，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了解放区各组织的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三日）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着重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批判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对当时党内闹独立性、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等倾向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会议对边区政府工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进行了讨论，制订了正确的方针。 

      十一月到十二月，华中的淮海、淮北和淮南根据地军民相继粉碎了日、伪军一万三千余人的“扫荡”。 

      十二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阐明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解放区军民切实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艰苦创业，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时代背景之三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党内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学风有些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毛病；我们的党风有些不正，就是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我们的文风有些不正，就是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不正的作风，在遵义会议以后，虽然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遵义会议以来，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从思想上彻底清理这种错误，党的干部还没有深刻认识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在大发展中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他们的积极性很高，但其中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家庭，因为斗争任务紧张，党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还很不够。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很容易接受上述三种不正的作风的影响。这也是必须把整顿党的作风的问题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一个原因。 

      关于怎样解决党内的矛盾，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即确立了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犯“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想以自己的错误思想来统治全党，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去强迫党内同志服从他们的领导。要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流毒，要在党内真正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思想一致，当然不应当采取“左”倾错误领导时所采用的那些错误的有害的方法。党在过去曾进行过反对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发生的右的错误和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左”的错误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是必要的，但斗争的方式过于简单。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办法，以致后来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遵义会议以后，党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中，改变了过去的错误作法，并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深切地认识到党内的思想矛盾是经常会发生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解决这些矛盾绝不能单纯靠组织处分和采取压服的方法，而必须使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辨别是非，来观察问题。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教育运动称为整风运动。党找到了这种形式来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事物的能力，解决党的历史上的是非问题，解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这是坚持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的一个创造。 

      开展整风运动需要一定的客观和主观条件。这些条件在1941年以后已经具备。这时，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已经有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上多次“左”、右倾错误的经验教训的骨干；敌后斗争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因此，也就有可能集中精力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指出了明确的方向。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义，先后参加会议的共23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指明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危害、根源和克服办法。会上经过详细讨论，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错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决定在全党组织整风学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六大前后的历史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颁发高级学习组的组织条例。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它为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作了重要的准备。 

      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是全党的整风。这个阶段是从1942年开始的。2月上旬，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地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了热烈的反响。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指示》。同时，中共中央成立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在总学委领导下，延安的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等各单位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 

      5月，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问题。这次座谈会后，文艺界也开始进行整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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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党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作风。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党内的主观主义表现为两种形态：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多年来，党的工作受到教条主义的危害。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一些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但并不了解实际，或很不了解实际，却又以“理论家”的姿态吓唬人。所以，毛泽东着重论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他指出，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死的教条。只知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不能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他又进一步指出，只有从客观实际中概括出来而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才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现成的灵丹圣药，结果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革命。在指出教条主义的错误的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虽然有很可宝贵的经验，但如果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那也很危险，他们的知识也是不完全的，难以把革命事业做好，而且很容易为教条主义所俘虏。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应该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认真学习理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也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党闹独立性。闹这种独立性的人，实际上常常抱着个人第一主义，而把党放在第二位。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上，以及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和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要反对和防止宗派主义倾向。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这种倾向也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占少数。共产党员应团结党外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和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不论作报告，写文章，发指示，总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党八股这种形式，不能表现革命精神，只能窒息革命精神。必须反对党八股，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才无藏身之地，实事求是的、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扬，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 

      在全党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两条宗旨。这是同“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恰好相反的。“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就是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救人，为了使犯错误的人变成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 

      在全党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大力提倡开展调查研究，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革命的特点和革命的规律，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1941年8月，党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设立了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的一年多时间里，张闻天率领一些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陕北和晋西北开展调查研究，整理出许多调查研究报告。中共中央的一些工作部门和分局，也组织调查团，开展调查研究。 

      全党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又教育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它对于在全党确立和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全党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在开展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1942年12月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一般说来，这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在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是，在审干工作中曾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怀疑成政治问题以至反革命问题，并采用“逼、供、信”的错误方法，这就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在1943年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在这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发现审干工作中有“左”的错误，已通过制定工作条例和讲明正确路线企图予以纠正。在发现错误仍在扩大时，7月30日，毛泽东再次强调了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并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必须坚持“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经过许多努力，才使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制止。后来，中共中央于1944年春领导有关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自我批评。 

      194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整风运动转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分别召开了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如湘鄂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闽粤边区、赣东北地区、闽西地区、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以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华北座谈会等等。通过这些会议，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就是为帮助干部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作的。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的看法。他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不要不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就对于复杂事物作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地清算1931-1934年的“左”倾路线错误。但他提醒大家注意，对于这个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这样，就为正确分析党的历史问题指明了方向。 

      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节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十五章 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抗战阵> 

      时代背景四 

      本文是毛泽东同志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与《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一起，是当时整风运动的基本学习材料。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左”或右的错误，它们都不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出发，不能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是从主观臆断或马列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指导革命，致使革命事业蒙受巨大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党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下，纠正了种种错误。但是由于战争紧张和形势迅速发展，党对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来不及清算，历史上的机会主义、教条主义思想影响还严重存在着。同时，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新党员大量增加，他们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段，思想还缺乏改造，影响了党的思想作风的纯洁性。在这种性况下，党发动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对全党和全体革命干部进行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为了反对主观主义，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毛泽东同志就作了这个报告。 

      时代背景之五 

      本文是毛泽东同志于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敌我形势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致使我党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为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增进党的团结，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以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至1942年发起了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 

      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从思想上总结了过去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同志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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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背景之六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党内路线的分岐，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 

      对联 系明朝人解缙(1369──1415)所作。解缙字大绅，洪武年进士，曾草疏万言书，批评时政。明太祖很赏识他的才能。他一生中官职几经起落，后被人陷害，死于狱中。留有《文毅集》十六卷以及与黄淮等奉旨撰写的《古今烈女传》。他自幼聪明好学，治学严谨，鄙视哗众取宠和徒有虚名之人。他不仅诗文出众，而且尤以巧对对联见长，民间流传不少关于他对对子的故事。据说有一次一个秀才找他联对，念道：“牛跑驴跑跑不过马；鸡飞鸭飞飞不过鹰。”解缙听了大笑，当即便作了一副对联送他，这便是书中所引用的对联。秀才听了，顿时满面羞愧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