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错位与缺失

 ——“赵树理道路的悲剧”浅析

 文学院 刘雄飞 学号2001011132 

      摘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作家。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存在，曾被捧上神坛，成为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最佳实践者；却又最终摔下神坛，逐渐失去话语权。现在对他的研究，大部分拘泥于政治和他的身份，受限于批评者自觉或不自觉的知识分子优越感而流于浅俗的批判或者吹捧，从而在事实上忽略赵树理写作的目的和他的身份——一种为表面身份和居住地所无法改变的内心精神认同——农民，一个拥有了深刻“知识分子性”的农民，这也许是今天有关赵树理的研究陷入沉寂的原因，也是本文企图挖掘的主要方面。 

关键词 赵树理 农民 大众 政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赵树理的存在是让人无法忽略的，尽管他总是让人感到费解。因为在表面上，赵树理获得了当代的最高荣誉，被誉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最佳实践者，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性人物；可这些荣誉既没有给赵树理的创作带来任何积极意义，也没能使他避开各种来自政治方面的批评。 阅读赵树理，就会发现他的一生是如此的大起大落。被树为旗帜之前的赵树理并不被当时的文化界接受，在他任《黄河日报》路东版《山地》副刊的编辑时，即被“新来的主编以为《山地》不够艺术，另换了个名字叫《晨钟》，专登些新诗、新小说，并且另换了编辑“，而把赵树理“调作司务长管伙食去了。”[1]当时他写的《小二黑结婚》也没有书店出版，知道彭总为之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 彭德怀”，然后华北新华书店才标以“通俗故事”后出版。不久，周扬出于阐释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需要，通过这篇小说及时发现了赵树理并将之誉为《讲话》精神的最佳实践者；随后，在晋冀鲁豫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陈荒煤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前进》的发言，正式提出了“赵树理方向”这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口号。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两套大型丛书中，赵树理被作了颇为特殊的处理。他的创作理所当然的入选展示‘解放区’文学成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从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矛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学选集》（茅盾主编）中设有他的专辑。事实上，赵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2]赵树理被推到荣誉的最高点。然而，他还没有时间消化这种荣誉带来的影响，就逾五十年代初，在批评小资产阶级文艺、促使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中，因为编《说说唱唱》出现的选材问题而陷入没完没了地检讨之中。五十年代末，赵树理又因为有一篇文章对1957年以后中共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地质疑而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受到严厉的内部批评。他的作品由于只“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随着政治的极端右倾也越来越成为赵树理的负担；虽然大连会议上发出了肯定他的声音，也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在文艺界批判修正文艺思潮的斗争中，赵树理因为写“中间人物”而受到诘难，“十多年来几乎是动辄获咎，再接下去就是文化大革命了”[3]，赵树理的所有创作都成了他的罪证。在陈永贵喊出的“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的口号中，赵树理带着“我的小说在农村到底是毒害了人民还是教育了人民”[4]的刻骨铭心的疑问和困惑在残忍的批斗中逝世。

       本文试图从作家个人、政治及社会三方面来分析对赵树理的个人命运的悲剧和他的作品研究归于沉寂的原因。 

                                           一

       赵树理是一个忠实的作家，更是一个真实的农民。借用贺仲明先生的说法：赵树理是“农村文化小说”的开创者。 

        这并不是说他是第一个描写农村的人，相反，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鲁迅便作为以现实主义来描写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第一人出现在文坛。在鲁迅的引领下，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和30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家及部分京派作家，以或伤感或凝重的笔触观照着中国乡村里的贫苦农民。但他们大部分人，在创作时，已经远离了乡村，成为游离其外的“他者”，只是凭借着自己对中国乡村苦难的记忆或者童年时留下的乡村纯美而平淡的画面来书写乡村。可以说，鲁迅和他的继承这完全是立足于现代文明的启蒙立场之上，以五四新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来批判和揭示乡村文化阴暗和愚昧的方面，而且是近乎无限的扩大这种阴暗面借以说明启蒙的重要。而沈从文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乡村小说主要是构建自己的“人性小庙”来承载他对故乡的眷恋和呵护以及对抗城市文化。他在描绘湘西乡村独特风光的同时，在自然之上又人为的染上一层浪漫的色彩，从而拉大了自身和现实中农民的距离。

      “应该说，先进的文化思想和高屋建瓴的审视视角，使上述文化和政治启蒙者的乡村小说具有了自己深刻的价值。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当时中国社会乡村和农民本质的生活状貌，表现了农民所遭受的政治和经济压迫，并冷峻而深刻地解剖了农民的文化缺陷，从而以强烈的现代精神光照了沉闷而黑暗的中国乡村社会。但是，这种外在于乡村社会的审视态度在乡村小说写作上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它的思想的先导性和意图的工具性，使创作者们难以真正的进入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深处去体味乡村，也影响了他们客观地去表现乡村（当然其中不排除有个别作家超出局限而创作出优秀作品的个例）。”[5] 

        赵树理独特的生活和他的身份，是他的自我社会角色定位和自身文化属性形成的基础。赵树理出生在农村，长期生活在农村，他的思想文化的启蒙和初步形成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晋东南的偏僻乡村的农民文化影响中度过的。赵树理在这种闭塞的环境中有机会成为作家，是因为它相对独特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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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祖父曾经是一个商人，这样的身份虽然使他回家务农后不如别人会干，但却比纯粹的农民多一份灵活；赵树理自小有祖父看管，所以会在农民的纯朴之外多出一种灵活，从而更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和思想。这位赵树理以后在王春的教育下接受“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打下了基础。赵树理一方面随祖父识字，一方面也学习父亲，对农活基本上样样精通；这是他真正了解农名生活的前提，灵活的头脑使他更容易接受农村文化的启蒙又避免了简单的全盘接受。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赵树理不会像大部分“五四”青年那样离家出走，彻底去追求全新的思想，而是以“自在”[6]的状态受着农村文化的影响，使农村文化逐渐成为其内心精神的主要构成。这直接影响了他以后的农村小说创作。

        在进入长治第四师范学校之后，完全接受了农民这一社会角色的赵树理应来了人生中的第二个机遇，可以充分地接受“五四”以来的新思想，也使他对自己初步形成的农民文化有了反思的机会。他自述“其后我的思想为班上的同学王春打垮，并给我介绍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我此时如获至宝……我则每读一书均是王推荐。我们所读之书甚为杂乱，主要的为康、梁、严复、林纾、陈独秀、胡适等人之著作和翻译。”“对科学和玄学的东西可以兼收并蓄——而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者则为反礼教、反玄学的部分。”[7]如果说赵树理在入长治以前学习地方戏剧和小唱本使他认识了农村的主要文化，那么在长治师范的学习则使他去掉了自身农村文化原有的愚昧，实现了文化角色上的质变——形成了及反省农村文化又拷问“五四”新文化的自有的“知识分子性”[8]在这里用“知识分子性”不是要把赵树理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而是说相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像一位农民——赵树理一生唯一自我认同的身份是农民，虽然后半生他已经被列入知识分子行列，他也在忠实地按照自己的农民身份行事。

        事实上，如果到长治以后的赵树理就此告别农村，他更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因为到长治后的赵树理曾对“五四”新文学有过狂热的迷恋，常常陶然沉醉其中，为此还刻意模仿新文学： 

       “夕阳西斜，天空轻轻的摸了彩霞。湖畔的芦荻，像新拭了的列在架子上的刀枪；青翠的小草，仿佛刚刚浴罢。雨珠留在草木叶上，被夕阳照得莹莹闪烁……这一切的情形，在湖中又映成整个的倒影。”[9] 

        这一段文字出自《白马的故事》，虽然行文有一些幼稚，明显的堆砌，全部都是欧化的句式和文绉绉的知识分子语言；但矫饰中仍不失清丽的风景描写，明显有着新文学的影子。现在的评论界，长期以来存在一种看法，好像赵树理使用农民语言是因为它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不会用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新文学语言进行创作。这段文字则有力的反击了这一看法——如果假以时日，勤加练习，赵树理未必比能用新文学语言写出好的小说。但是，赵树理一回到农村，就痛苦的放弃了这条路。因为，当他含着眼泪为父亲读鲁迅的《阿Q正传》时，父亲却毫无听下去的兴趣。他的父亲虽是农民，但却是村里颇有声望的说书人，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学背景，他尚且如此，其他农民可想而知。农村的现实击败了新文学，也可以说是农民的务实击败了激进的正被赵树理学习者的这时分子门。赵树理不得不痛苦的重新审视新文学及其和人民大众尤其是其中占大多数的农民的关系。他发现新文学几乎只是一种在知识分子内部传阅的文学，和农民是基本无关的。赵树理在《也算经验》中承认：在这几年里，“有时候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可是一带出那等腔调，立即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10] 

        一个知识分子，也许可以做到像赵树理这样关注农民，但不会真正的融入农民——丢掉轻视农村和农民文化的意识——而是不同程度上抱着启蒙者的心态企图“唤醒”和“改造”农民；“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鼓吹农村青年的自由恋爱，《我的两家房东》不过是一篇技术幼稚的新人新事报道，而《小二黑结婚》却成为农村文化在四十变化的时代印痕，同样表现土改，别的作家都是根据土地改革文件铺展惊心动魄的艺术想象力，而《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却土头土脑地描述了农民自身在土改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心态和各种问题。”[11]在此意义上，相对于知识分子，当然更应该认同赵树理的农民身份，而且他的一生表明，他有着比知识分子更强烈的“知识分子性”这种“知识分子性”可以理解为是知识分子在“体制”的理性疏离中获取独立和保有自身价值的社会现代文化进程中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及其随之产生的“现代型”“启蒙性”概念的内涵。在强调它的独立性的同时格外注重其在“体制”异化过程中保留的“良知、正义、国家良心”的代言人身份。可以说“知识分子性”就是现代知识分子永恒存有的“完善文明”的本质。正是这种知识分子性的存在，使赵树理看到了新文学和农民之间存在的可怕的隔膜，从而对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两种文化的对比中，深感“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折下来铺成小摊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然后才能谈到‘争取’。’（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前进》）他决心作个‘文摊文学家’，不作‘文坛文学家’。”[12]赵树理以自己独特的意识和实践，完成了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拨，同时树立了自己“为农民”的“文摊”作家的写作方向。写作事实上成为它反映和解决农民问题的工具。赵树理自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正是为了用自己的方式完成“新文学”在农村遗留下来的任务。

        他彻底放弃了对新文学那种欧化的现代文学样式的追求，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立足于农村文化之上的小说模式。赵树理自己总结了这种小说的特点：一、叙述和描写的关系上，把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的叙述中；二、在结构上。有一贯到底的故事情节，前后衔解自然；三、在每个段落上都设一些“扣子”。用保留故事中种种关节的方式来吸引读者；四、在精细问题上，凡与主题的表现直接相关的应细写，其他可以粗一些描写。 

                                                    二  

        赵树理的小说，在表现农民的同时，必然但无意识的符合了时代的要求和党的精神。当赵树理正为自己文学理想无人认同，自己的小说无法出版时，毛泽东及时地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沉闷的赵树理及其创作得到了理论上的强势支持。这是一种偶然，也是必然；随着抗战的到来，农民作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最大的群体，必然会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民间文化自然应运而生，获得复兴。

        跟随理论上的支持而来的是名誉，赵树理被发现以后，迅速成为“旗帜”。他自己也为自己的创作得到政治理论的支持而欣喜若狂，觉得自己多年来的文艺思想终于得到了他人，而且是一位灵魂式的重要人物的响应。他想翻身的农民那样高兴和激动：“我那时虽然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争论的，但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的、合法的东西。”[13]但是，赵树理自己并没有发现，他的创作很好地体现了毛泽东《讲话》的文艺思想，更多的是一种巧合和机遇，而非主观上的有意迎合。《小二黑结婚》的出版时间（早于《讲话》的公开见报时间）表明，它是赵树理自己文艺思想自然发展的结果，而非应御遵命之作。周扬把赵树理的创作看作是毛泽东《讲话》精神实践的结果，是为了为理论的阐释找一个文本。赵树理自己并没有冷静下来思考这一点，当时的整个学术界也不经意的忽略了这一事实。然而，这次忽略对赵树理甚至整个学术界所造成的伤害是人们无法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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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赵树理相信自己的“问题小说”符合了党对文艺的要求，他一直实践着自己的创作，按照自己的见解反映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他没有发现，随着革命的进行，“大众”的含义正悄悄的发生变化。事实上，毛泽东所理解的“大众”具有双重的含义： 一方面，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将大众当作一个权力斗争的保障来推崇；这时的大众在实质上成为革命的工具。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大众”和“人民”又抱有无限的忠诚，努力实现着人民大众的解放。在毛泽东眼中，共产党就是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从而又使政治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等同起来。“大众”在此意义上合二为一。

        这种政党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的等同，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自然的表现为反帝反封建；但在逐步获得胜利以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却只能一边构想，一边实践。从解放区的文化实践来看，毛泽东谋求建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一种既要反映广大人民大众又要保持高度纯洁完全符合党的政策的文化——这种文化需要不断的净化，以使之纯洁、透明。而现实中的掺杂杂质的社会生活和如何如实反映这有“问题”的生活的新文化与毛泽东的要求总是有差距，所以毛泽东对现实总是不满，力图通过不断的斗争来达到净化。在文学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文革时期只剩下几个“样板戏”和浩然等完全歌颂的小说。 

       《讲话》给文艺规定了两个方向，其一是文艺要大众化，其二是文艺要为它所在的那个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服务。然而，在后一方面存在着理解上的矛盾。在理论上，进入社会主义后，阶级矛盾应该是极大地减弱甚至消失，但实践中却一再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文化大革命发生。可见，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任务究竟是什么，处于一个不断探究的过程中，而为之服务的文艺也就无法确定其目标，只能按照自己对《讲话》精神的理解在模糊的“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上做文章。　　        赵树理的作品在出现之始，就体现了《讲话》中的“大众”精神。茅盾、周扬、陈荒煤等对赵树理作品的肯定都是基于这一点，因此周扬才出于阐释《讲话》精神的需要，竖起了赵树理这一“旗帜”；这一看法直接影响了整个学术界。在如此的高度面前，赵树理以及整个学术界都忽略了他的作品在第二个方面与毛泽东《讲话》的不同。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始，毛泽东认为随着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有“私”向“公”的转变完成；与之相应的，人们的思想境界也应该有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那些“私”的观念随着私有制的消灭也应该被消灭，人们的思想都要进入一个充满光明的“公”的境界。“大众”在毛泽东眼里变为“光明”的代名词，万事万物都因被共产主义光芒照耀而彻底的透明且简单纯粹，世界不可能再存在介于光明和黑暗之间的中间事物——至今还带有“精神奴役创伤”的人民，现实主义创作中出现的交织着光明和黑暗的性格复杂的人物。我们不能指责毛泽东的这种美好愿望，但是当时他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把“人民的解放”当作自己毕生事业的毛泽东认为，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解放，人民在精神和思想上也必然会得到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众”已经完全解放了。这种认识控制下的毛泽东如何能容忍“知识分子”们站出来“破坏”这种“解放”。

        结果，赵树理在坚持反映农村和农民存在的实际问题上和毛泽东的认识越离越远，他没有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对农民问题的处理态度，而是把精力全部放到了农民的生活上。他的“问题小说”随着极端右倾的深化，逐渐被推倒矛盾的最前沿，成为批判的对象。　

    　从解放区文学发展的“方向”，到建国初期因无法描写英雄人物只能创作“中间人物”而受到批评——此时的周扬就直截了当的批评他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没有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对矛盾冲突的描写不够尖锐、有力，不能充分反映时代的壮阔波澜和充分激动读者的心灵．”[14]“反右倾”运动始，他建国后的作品被指责为“对整个社干部的歪曲和诬蔑”；而进入文革，他整个人都被否定，成为“贫下中农的死敌”。可以说，是赵树理在政治上的幼稚和他对《讲话》的错误理解让他用自己的小说不知不觉中织就了自己的悲剧。　

　　　　　　　　　　       三                                  

　如果说周扬的抬高使赵树理理解了自己的创作和《讲话》精神相合，那么整个文艺界的赞扬则使他放弃了思考自己的作品与《讲话》精神之间的分歧——包括周扬在内的当时的整个文艺界都没有发现这一分歧。　

    　随着抗战的进行，共产党敌后根据地及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在抗战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已经到达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的强势和当时主要任务压力之下，自觉的研究接近大众的文化形式；但由于自身固有的知识分子文化优越感的限制，他们无法找到真正表现农民大众而又符合自己文化风格的写作模式。而解放区之外的知识分子，对解放区本身所带来的震撼存有一种神秘感，他们实际上不了解解放区的文学状况，也不清楚毛泽东《讲话》的具体含义；从而只能寻找一种已经得到解读的文本来作为了解和学习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大众文化模式。周扬对赵树理的抬高及“旗帜”作用使他们及时的找到了一种参照文本。　

 　　在习惯运用新文学现代性的语言和文本创作小说后，突然看到了赵树理的，与流行的文学模式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文学文本之后，文艺界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对解放区文学豁然开朗的感觉。于是，在大众特别是占其中主要部分的农民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赵树理及其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与抗战主题相结合的重新焕发活力的民间文化的代表，立即得到了急于了解解放区文化状态的知识分子的高度赞扬，在他们看来，由周扬支持的赵树理完全成为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最佳实践者，对赵树理创作的赞扬，就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支持。在周扬的有目的宣扬下，文艺界确实迅速的掀起学习大众创作大众的高潮；但由于两者隐在的分歧知识分子对《讲话》精神的本意出现了误读。实际上，包括周扬本人都没有发现赵树理的小说不是迎合毛泽东的《讲话》，而是由自己的创作标准，即农民标准。　

  　农民作为中国的一个主要存在，有自己形成已久的特点。可以说农民才是中国中庸思想特点的代表，这种“中庸”在农民身上表现为“隐忍”，即万事没有绝对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只要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农民表现出来的就是隐忍。这种“隐忍”使农民即使在混乱和饥饿的年代也能保持纯朴和善良，但也给农民带来了不反抗、不出头的坏习惯，使得一些思想不纯的人容易钻空子。更可怕的是，这些钻空子的人往往也出自农民；当饥饿要扼杀他们生命时，为了生存在个人反抗不见效果的情况下，一小部分人为了活下去而会做任何能够保全生命的事，从而沦落为“坏人”。这一方面反映了封建残余对农民的迫害，另一面也说明在农村除了少数几个地主恶霸外，没有多少真正的坏人。赵树理正是抓住这一点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标准。　　

      “他尖锐的发现，对农民威胁最大的，正是金旺那样的地痞流氓、小元那样的旧势力跟屁虫、小旦那样跟着形势变戏法的地头蛇，以及小昌那样怀着‘轮到我来捞一把’的农民干部……即不写地主富农的反抗，也不写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作家完全是站在农民立场沙观察问题。”[15]因此，赵树理即无法响应党的号召来歌颂农村改革和公社化，也无力去构建“高大权”式的英雄人物。已经完全处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下的文艺界，直接解读党的文艺意图后逐渐抛弃了赵树理这面“旗帜”。只有赵树理一个人，以农民固有的执著，坚持着自己的创作；在文艺界《创业史》、《山乡巨变》等描写合作化运动的“巨著”一部部问世时，当大跃进狂放“文艺卫星”时，他也只是用极其曲折的笔调写出了令人心酸的《锻炼锻炼》，用一篇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小说，隐晦中揭露了农村基层干部中的“坏人”，批评了他们依仗势力，粗暴专横，无视法律和人权；为了整人不惜诱人入罪，把普通的农村妇女当劳改犯对待。“从文本潜在的话语里，真实地流露出民间艺人赵树理悲愤的心理。”[16] 　　

        赵树理由开始的不被认同又回到了不被认同，而这次他被彻底的孤立了。赵树理一直把自己视为农民的代言人，固守着自己的农民精神；但是，他在解放后入住北京，直到１９５８年底担任山西省阳城县书记处书记时全家迁回农村，其间有近十年远离家乡。虽然他不时下乡，但在农民看来，已经是以国家干部的身份下来考察了。在农民眼了，赵树理不再是和自己一样种地的农民，所以尽管他还是和原来一样同农民生活在一起，但是心理上已有了隔膜。而且，赵树理心系的农村，正逐步进入“一个文学离他们日益遥远、他们无暇关心和阅读文学，也不需要文学的时代。”[17]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已经无法继续履行生活教科书的功能。因为此时的乡村大众倘要想了解政策，尽有革命成功以后的执政党所提供的无远弗届的各式宣传工具；倘若要消遣，则恐怕更多的还是对传统的戏曲、话本等旧形式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赵树理在建国以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创办与主编《说说唱唱》及改变与创作地方戏曲上也可以从旁证明这一点）；若要寻求具体的政策指导与解释，则更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权力部门。”[18]况且，此时的农民，不再是抗战和解放时期党领导下争取胜利的主要依靠力量，而是变为要根除封建残余思想的改造对象之一。他们已经不是建国前那种意义上的“大众”了，获得解放后，他们的主要追求是如何填饱自己的肚皮而非完全跟随党的号召和政策前进；在农民眼中已经成为共产党政策宣传人的赵树理，再也不能像当年在根据地那样从农民的炕头地头直接获得有关他作品的反响以及直接的反馈意见了，正如同为革命作家出身的孙犁所分析的：“他的读者群变了，不再完全是他的战斗伙伴……他被展览在着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杂的大城市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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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重新不被知识分子认同，使赵树理的创作变得迟缓，那么丧失了群众基础就使他完全陷入迷茫。在文革后期，面对不明真相、跟风而上的群众对他的批判，对他作品的完全否定，赵树理建立在农民基础上的精神支柱彻底崩溃了。　　 

      “成也民间，败也民间。”[20]农民情节使赵树理自走上文坛就被人错解和误读，自己也在政治和知识分子强势话语的不断纠缠中演完了自己的悲剧。时至今日，说起赵树理，大多数人还是持一种知识分子的批判眼光批评他小说模式的浅俗和落后，　而漠视他的小说所达到的与群众亲密融合的高度对救治当今文坛虚假繁荣的积极意义。这同样是赵树理的悲剧。

 [1]工人出版社、山西大学合编《赵树理文集》（四）北京：工人出版社 1826页；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99页 [3]陈思和：《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 37页                      [4]李辉：《清明时节——关于赵树理的随感》收于《风雨中的雕像》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 116页                           [5]贺仲明：《农民文化小说：乡村的自审与张望》，《文学评论》，北京；2001年第3期                                                              [6]席扬：《角色自塑与意识重构——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长治；2001年第4期                                                                                                        [7]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收于《赵树理文集》(四）北京：工人出版社                                                                            [8]席扬：《角色自塑与意识重构——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长治；2001年第4期                                                                                                         [9]赵树理：《白马的故事》收于《赵树理文集》（一）北京：工人出版社                                                                                         [10]赵树理：《也算经验》收于《赵树理文集》（四）北京：工人出版社                                                                                          [11]陈思和：《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 39页                  [12]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1-32页                                                                                            [13]戴光中：《赵树里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74页                                                                                                      [14]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的报告》转引自 范家进：《为农民的写作与农民的“拒绝”——赵树理模式的当代境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2002年第1期                                        [15]陈思和：《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 39-40页            [16]陈思和：《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 41页              [17]、[18]范家进：《为农民的写作与农民的“拒绝”——赵树理模式的当代境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                                                                                                      [19]孙犁：《谈赵树理》转引自范家进《为农民的写作与农民的“拒绝”——赵树理模式的当代境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                                                                     [20]陈思和：《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 41页 

参考书目：　

1．工人出版社、山西大学合编《赵树理文集》北京：工人出版社1982年版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陈思和《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6．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学习指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卜召林《中国现代文学史》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10．贺仲明《农民文化小说：乡村的自审与张望》，《文学评论》北京；2001年第3期　                                                                11、席扬：《角色自塑于意识重构——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长治；2001年第4期 12、刘玉凯：《赵树理与现代人性问题》，《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太原；2001年第3期                                                      13王辉《五十年来赵树理研究述评》，《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聊城；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