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甫的《兵车行》看“诗史”说

      湘子

      “诗史”，以现代语言而论，顾名思义，即以诗的艺术手法，再现社会历史现实的某些侧面，其中包含着作者的是非见解和爱憎感情。

      关于杜诗，历代都有名家评论，尤其对“诗史说”，几乎每一大家都要论及。如《新唐书•杜甫传》的作者宋祈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陈岩肖《庚溪诗话》中称：“杜少陵子美诗，多记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有人认为，杜诗中“有年月地理本末之类”，故名“诗史”；还有人认为，“老杜之诗备于众体，是为诗史”。此外，还有“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而苏东坡则这样评价：“杜诗似太史公书。”总之，千家注杜，各有一说，对“诗史”之解，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其实，在诗歌发展史上，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反映一个时代的诗人不少，但可以被称为“诗史”的却寥寥无几。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诗不及杜诗容量大，杜诗篇篇相连构成一幅完整浩大的历史画卷，惟妙惟肖地体现着那个时代的风貌、特点；其次，他们的诗不及杜诗广且深，杜甫流浪漂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记载了一生的所见所闻，而这一切都与社会动乱，朝廷腐败，民风乡俗，人民的感情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杜诗能于形象、叙事之中含褒贬，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体现其中最本质的东西。可以说，称杜诗为“诗史”，其中包含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内容。

      由抒发个人情怀，发泄个人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到摆脱自我，面向广阔的社会，诗风沉郁顿挫，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标志着这一质的飞跃，向“诗史”迈出第一步的诗作，就是《兵车行》。

      《兵车行》大致写于天宝十载（751年），这正是安史之乱前夕，大唐帝国表面上处在歌舞升平的全盛时期，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唐明皇自以为大功告成，沉迷于歌舞酒色之中，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把大权交给李林甫和杨国忠。李、杨把持朝政，胡作非为，穷兵黩武，把庞大的军费开支，沉重的赋税，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徭役、征丁使田野荒芜，乡村萧条。

      杜甫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诗人，他的政治抱负是“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永无休止的东征西讨，扩大疆界，使得民不聊生，这与诗人的政治抱负背道而驰，他虽也算世宦之家，但困守长安的屈辱生活，使他饱尝生活的艰辛，受尽了达官贵人权势者们的冷眼，因而开始不自觉地向人民靠拢。当他亲眼目睹征兵征夫那撕裂人心的场面时，不禁悲从中来。《兵车行》便油然而生。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样一个悲惨的镜头：

      时间：军队开拔之时。

      地点：咸阳桥畔。

      背景：在通往西去的咸阳桥上，马嘶鸣、车隆隆地疾驰而过，风烟滚滚，甚嚣尘上。

      前景：被征发的人已经全副武装，配好弓箭就要开赴边塞。此一去生离死别，难以回还。因此，征夫的家属，不顾一切地在行人中间杂乱地奔跑，寻找即将远去的亲人。

      特写：她们拉扯着亲人（丈夫、儿子，或父亲）的衣衫，捶胸顿足，堵塞在咸阳桥上，放声痛哭，悲痛欲绝。

      淡化：哭声盖过车马的轰鸣嘶叫之声，穿透覆在桥上的滚滚尘土，直冲上云霄。

      这是一个艺术的镜头，其中“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极形象地表现了人呼天抢地、难舍难分，留恋、悲愤、绝望的感情，给读者以动作神态和视听上的极为强烈的感受。它具体、客观、逼真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记载：天宝十载（751年）四月，鲜于仲通讨南诏，将兵八万，至西洱河，大败，死者六万人。制大募两京（长安、洛阳）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虽然不能肯定地说《兵车行》就是再现了这一段史实，但可以想见唐明皇大肆开边，连年战争，这样触目惊心的场面的确是存在的。

      接着作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切入这个场：“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这个过者就是作者自己，他既目睹，又耳闻：“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点行频”一句话，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的实质，频繁的征役是造成妻离子散、田园荒芜的根源。战争给人们带来无边际的灾难，从时间上看，人未成年就要防河，归来满头白发还要戍边。人的一生都在战争中度过去了，这在杜甫后来写的“三吏”“三别”中更明显、更深刻地表现出来：新婚夫妇结婚头一天便被迫分离，白发老翁也难免被征，老翁不在老妻也得去顶替，更惨的是未成年的中男也要被征去打仗，还有那些单身汉，无家可归，就是战死沙场，也无人挂念，无人吊念。从空间看，从“北防河”到“西营田”，要在广阔的边境上与吐蕃、南诏作战，而在中原内地“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荒草满地，人烟稀少，一片凋敝的景象。“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秦兵历来以勇于攻战著称，驱使他们上战场就如同趋赶鸡犬一样，家中壮劳力都被抓丁，那么，纵使有强健的妇女能把种子播下去，而沉重的赋税，残酷的剥削，使人无力招架，田间无人管理，又怎能长出庄稼？

      通过行者的一席话，由眼前推及全国，战争遥遥无期，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不仅形象地反映了唐王朝扩边状况，也说明了如此战争，是唐王朝的人力、物力、财力所无法支持的。这就是从军事、经济、政治角度上显示了大唐王朝将要灭亡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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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这里又是一个细节描写。反语表示出征夫敢怒不敢言的痛苦心情，使读者深切地感到统治者对人民的精神压迫。然而压是压不住的，这不满、这怒火终究是要爆发的，役者忿忿地告诉长者：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自古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愤恨的语言，句句与前面相呼应。去年守边者未归，今年又来征兵，这与桥头的场面呼应；人走田荒，县官逼租，与上面“禾生陇亩无东西”相照顾；而相信生女比生男好，一反古代社会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一种变态心理，一则说明战争给人们心灵造成严重的创新，一则是对开边未已的反抗。不信吗？上面说道“边庭流血成海水”，这里展现出边塞阴冷、可怕的图景：“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好男儿白白地死在边塞，秋风长鸣，只有衰草与之作伴。这是多么悲惨的现实，然而也正是“开边未已”“点行频”的结果。役者的控诉低沉悲愤，与前面喧嚣的哭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全篇来看，诗人感情抒发得酣畅淋漓，借送别的场面，激愤地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罪恶，阐发了他反对不义战争的思想，借诗歌批评时政，说出人民敢怒不敢言的心里话。所以，我们说《兵车行》不仅仅记述了当时征兵服役的一个告别场面，是史书记载的一个佐证，一种情绪，发出了那个时代人民反战的强音。

      《兵车行》给杜诗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从此，杜诗不仅记录了自己的经历，也记下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诗人的前途命运与唐王朝兴衰的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杜甫较其它同时代的诗人更深地植根于人民的土壤中，又站在时代的最前面，因此，读杜诗总给人以“一览众山小”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