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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 


    

 汪丁丁 

    理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便成了消费品。

    年轻又有才华的理论家,骨子里总是对“以前”的理论怀有不屑

一顾的轻视。因为凡是“以前”的理论,必定已经有聪明人继承过和

批判过,从而生出了新的理论路向与新的理论,视界既然已经被推向

新的疆域,有什么必要“回顾”呢?把“回顾”交给分工回顾的历史

家去做吧!于是比我年轻许多的理论家们,会一边摇头一边向我指出

某某的某个观点“说到底还是”某某理论里的看法,他们的意思说到

底还是要“迎头赶上”所有这些理论,超越一切可以超越的。即便不

年轻的理论家们,或许也会作如是说:这理论我见过,有如此这般的

局限性,过时了。

    能够意识到理论局限性的人,和想要超越一切可以超越的人,当

然是有才华的理论家,当然不必是把理论当做消费品的理论家。在什

么样的前提下,理论就成了“消费品”呢?当我根据了其他人的见解,

尤其是根据了“专家”意见,被告知某某理论的某某局限性,从而相

信那理论是我不必去理会的时候,那理论便成了我的“消费品”。这

里出现的首先是权威性的专家的反思性的意见,其次是专家为理论贴

上的标签的超越自我经验的含义。这两点其实已经构成了吉登斯所说

的现代性的三种驱动力量之最重要的一种(<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第

一章,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把理论当成消费品的倾向,只不过是消费主义时代“精神生活快

餐化”的诸种现象之一。经济发展的结果总是提高了人的劳动生产率,

从而劳动时间的市场价值日益提高。一方面是精神生活的投入品(书

刊,影视,声乐,旅游,……)的多样化与专业化,一方面是消费者

的时间价值的增长,这两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驱使消费者放弃普遍

性的学习,转而依赖专家经验,由专家替消费者来挑选精神消费品。

在学术前沿的研究者与大众之间,出现了一群中介人,他们的社会分

工是把学术转化为大众消费。于是当中国进入九十年代后期时,分工

生产“精神快餐”的报纸期刊的编辑们开始成为替大众读书的人。

    可是精神消费的这种“平面化”倾向是对精神生活本身的消解,

而精神生活的消解意味着生活意义的丧失。这后半句话的逻辑还可以

这样展开:一方面,任何人生意义都需要通过真实地去生活过,才可

能感悟到。而“生活”是专家无法替代的,“专家经验”对于没有生

活过的人来说不算是经验。另一方面,生活与对生活的理解是不可分

离的,没有感悟到的“生活”对生活着的人来说不算是生活。

    知识,仅当它被当成一种过程来把握时,才具有个人意义。我的

论证分为三段。第一,当我有所感受并且感到有冲动要表达这种感受

时,我的具体感受便进入了“符号”表达的阶段。可是转化为符号的

感受,为了让别人理解,不再是特殊的感受;符号所指的感受必定是

“感受类”——概念的生成。具体感受的概念化是主体之间的“客观

性”,所谓“主体间性”,具有意义的必要条件。这句话的另一种表

达是: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义泥沼”,我有冲动要说出我的感受,

通过我与他人感受之间的“主体间性”来认定我的感受的真实性。这

反映的是各个局部知识之间的“互补性”特征,被我称为“知识沿空

间的互补性”(与休谟的因果性联想对应的个人感受的真实性问题所

涉及的知识性质,被我称为“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叔本华< 充足

理由律的四重根> 附录;汪丁丁,“知识沿时间与空间的互补性以及

相关的经济学”,< 经济研究>1997 年6 月)。因此个人知识的真实

性的确立,与“经验”的主体间性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与知识的

互补性有关。这是我们将幻觉与真实区分开来的唯一途径(除非存在

着“集体幻觉”)。

    第二,即便是个人知识,在特定的局部所获得的经验,为判定其

真实性,也必须反复出现才是可信的。这是休谟所论的作为经验科学

之基础的“因果性联想”问题,也是我所谓“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

问题(此处可以表示成“贝叶斯后验推断问题”)。但是基于知识沿

时间的互补性所建立的个人经验的真实性,正是“实践”过程的一部

分。

    第三,这实践过程的另一部分是各个局部上的个人经验之间为确

立经验的共同性所发生的“对话”过程。这对话必定是一个过程,理

由在于,如第二点所论:个人经验的真实性必须沿着时间维度才可以

确立。

    所以,对个人而言有意义的“知识”,是一个不断确信(或不断

怀疑)的过程。我的论证当然很接近康德(更接近黑格尔)的“普遍

主义”论证方式,但它也很接近,或者干脆就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论证

方式。而这样一种沟通正是我所寻求的。这样一种对知识的理解,我

叫做“作为对话的逻各斯”。  我相信,必须把作为逻各斯诸种含义

之一的“理性”,从康德和休谟那里,推返至前苏格拉底哲学所阐明

了的“作为对话的逻各斯”,才会发生欧陆思想与英美思想在知识论

上的沟通。 

    理论是对经验世界的建构,理论需要知识的真实性做为世界建构

的基础。因此理论依赖于知识过程,从而“理论”自身也是过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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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理论”当成消费品的时候,恰恰抹杀了理论过程。没有过程

的理论,充其量是简化论的理论;而考虑理论的发生过程,就是强调

世界的复杂性和不可化约性。

    在知识的分立或知识分工当中,如同在任何分工当中那样,包含

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内在紧张:一方面,不投入到特定的局部里去的人

是无法获取任何知识的;另一方面,投入到特定局部里的人不得不依

赖于其他人(在其它局部里)的“专家经验”。也正因此,“作为对

话的逻各斯”才有生命。

    作为“对话”的逻各斯,其生命力的源泉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倾听

他人的意愿。然而我们自身的话语权力总是扭曲了我们的倾听。“热

爱生命”,这并不意味着倾听的意愿;尼采理想里的“超人”似乎并

不倾听什么。但是要对生命有所感悟,就必须倾听;完全不倾听别人

感受的人,甚至无法分辨自己的生命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生命的动

词是生活,是被当做一个实践过程的“生命”。我们热爱生命,因为

它是真实感受的唯一来源。

    知识过程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论“我

们”(通过对话形成的“共相”)。列维那斯说:海德格尔的问题—

—“为什么不是什么也不是?”应当被替换为这样的问题:“我生存

的根据在哪里?”(E. Levinas,1981,“Ethics as First Philosophy”。)

我的问题是:在“沉默”与“对话”之外,是否存在着“我生存的根

据”呢?有人争辩说:人们之间总存在着更加一般的,叫做“关系”

的东西,不管他们是否相互认识和对话。我不同意,因为“关系”本

身是被理解着的“共相”,而任何共相都需要“他人作为我的根据”。

作为我生存的根据的“他人”,正是经由“对话”进入这一根据的。

而沉默,固然远比“说”要意义丰富得多,却归根结底是由“对话”

衬托出其意义的。如果我不知道说的意义,我就不知道“沉默”意味

着什么;当我说的时候,我才明白了“沉默”意味着我没有说的一切。 

    没有“过程”的知识好比互联网主页索引,或者图书馆分类卡片,

那只是别人(专家)做的有关世界的一个“分类”。如果我仅仅关心

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并且完成作业的唯一目的是得到学分,那么

我可以把整个图书馆存储的这些知识当做“消费品”来使用,我只须

查找作业里面的关键词,按照卡片索引提供的文献号码查找文献,抄

录文献作者们写过的与关键词有关的句子。我把这种做学问的方式叫

做“不思的史学”方法,因为我确实观察到许多留学生以及美国的大

多数中学生们使用这样的方法,将学问变成了日常程序的一种,与吃

饭,游泳,和看电影并列。

    可是“生活”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活不是专家分类,至少不

应当成为被专家“分类”的生活。对人生的体悟要求着作为“过程”

的知识。有关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的“个性(individuality )”的

生活体悟,不仅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而且与个人所卷入的“对话”

有关。由于我们生活经历的千差万别,没有任何专家分类可以规划我

们每一个人的知识过程。

    生活是自己的,知识过程是自己的。而知识过程的极限,是信仰。

我们无法知道作为整体的知识。我们的心智,靠了作为局部知识的个

人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的启迪,有能力去信仰。我不能够把这信仰符

号化,因为任何符号(上帝,神,……)都不确切。关于信仰,我能

够说的只是:当你意识到知识过程的极限时,你便获得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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