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隽

      文学史传播的轨迹是非常有意思的，之如黑塞这样的人物就很有意思。

      他在域外受重视的度，恐怕远超过他在德国本土。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情况，其实很有趣，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世界文学”的形成可能。但尽管如此，我仍认为《原狼》与黑塞的其他小说不太样，它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德国特色艰涩的抽象哲思，乃至大胆的心理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与《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表现出诗音的淙淙流淌与哲思的婉转悠扬不同，与《在轮下》中表现出的成长痛与淡淡哀伤也有异，这里呈现出的，是整个时代的病症与病人的哀号，那种急促的探寻与困顿的挣扎，多少“困兽犹斗”的意味在。它是与黑塞通常的诗意小说风格迥异的一部作品，故此尤其值得关注。

      在我看来，这与作品创作的那个年代（此著作发表于1927年6月），即1920年代的德国是密切相关的。黑塞大致属于“自学成才”的类型，他出生于施瓦本地区传教士家庭，早年入过拉丁文学校、神学校，1892年辍学后又进了文科中学，但并未上过大学，而是干过各种各样的活计，如当过书店伙计、塔钟制造厂机工，后来又经营书店。直到1903年后，专事文学创作。早年丰富经历，为他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一战之后的欧洲，在战火弥漫之余，普遍呈现出一种对西方文明绝望的心态，在知识精英中尤其明显。这产生了一种向效果，一方面它导致了梁启超等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倍增，反而大谈“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至要求青年人自成一种新文化系统并对外扩充，然后有这么一段豪言壮语：“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提拔他哩。”（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另一方面，也促使西方知识精英自觉地去探寻人类文明的可能出路1920年代留德学人魏时珍就提及德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德士烈博士言，中国在百年后，对于世界文化，必有大贡献”。（魏时珍《旅德日记》）而此期的黑塞，亦正处于代背景给他造成苦痛与迷惘之中。

      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黑塞从来就坚持自己的思想与政治立场。早在1907-1912年与友人合办《三月》杂志时，他就是反对威廉二世政权的。1911年他去印度旅行后，干脆在1912年侨居瑞士。一战爆发后他又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著名的反战文章《啊朋友们，不要用这种腔调》（1914），提醒德国知识分子不要背弃人道主义理想。1916- 1918年更参与编辑供被俘和被拘禁人员阅读的《德国在押人员报》和《德国战俘星期日刊》。但在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他注定要历经磨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妨将此著作看作具有“自传体”意义的小。作品中的艺术家哈里·哈勒自称荒原狼，年轻时代也曾意气风发，要做一番永恒高尚的不朽事业，但他的正义感与人道主义思想在现实的功利面前，被撞得头破血流。当他的价值诉求与现实社会无法妥协时，他的现实结局固然悲惨，而他的精神之维居然也同样忧患重重：“荒原狼有两种本性：人性和兽性……感情上，他和一切混杂生物一样，忽而为狼，忽而为人。

      当作为人的哈里有一个美好的想法，产生高尚纯洁的感情，所谓做了好事时，他身上的狼就露出牙齿、狞笑，带着血腥的嘲弄口吻告诉他，这场高的虚情假意与荒原狼的嘴脸是多么不相称，显得多么可笑……反之也一样。“这种状态，不是单纯的，甚至不是某个个体的，”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哈勒尔心灵上的疾病并不是个别人的怪病，而是时代本身的弊病，是哈勒尔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病。“其实，这段话出现在小说之中，反而有些”画蛇添足“。哈勒尔所体现出的个体忧患，注定是知识者困穷之宿命，”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在这技术与金钱横流的时代，在这暴力与功利横行的时代，知识者的彷徨歧途与迷惘失踪，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然则，又不仅如此，了时代精神之危机以外，也还有人性本身永恒的危机，后者不过在前者的刺激诱发之下更加剧了人生的动荡感。

      在我看来，作为寻路者黑塞，无论怎样做都值得充分予以“同情之理解”，可对作为艺术家的黑塞，我则认为他往往“激情余、含蓄不足”，对作为艺术品的小说分寸把握得不是太好。再逼问一步，就文学审美的角度来说，此书问题不少。虽然托马斯·曼对其评价颇高，认为其艺术试验值得肯定，甚至将其与《尤利西斯》相提并论。但对此我并不苟同，盖因作者总是要跳到前台发言，往往反而削弱了艺术感染力，是为美中不足。就状物形人而言，黑塞对精神之狼的把握与描述都可圈可点，而对时代症候的把握更是其成功的关键，这部小说性并不强的小说能在域外获得如许共鸣激赏，与它对人类普遍的精神需求大有关联。但话说回来，若论及诗性之美与艺术韵，我认为反而失却了黑塞作为诗人艺术家的本色。过于激切地表达问题，有时候，并不容易“化盐于水”般地融入小说创作，后者，毕竟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