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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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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随笔
张洁:她的翅膀不沉重
北京青年周刊刘春 荒林( 05/05/28 00:19 )
采访完张洁,我有一个突出感受就觉得自己活得太累太矫情。年近70的大作家张洁,仍然保持着清雅而秀美的容貌,她右脚小指上长了一个小肿瘤,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没几天,就在同仁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即使在病房接受我的采访,她也是一副天高云淡的架势,看上去神采飞扬,一点也不为疾病困扰,也不在乎周围有没有亲戚朋友陪伴。张洁说,到了这把年纪,糟糕的事情已经不能左右我了,愤怒和忧伤好像对我已经不大起作用。她反问我,一个人不再愤怒和忧伤,这样真的好吗?
还有一个小插曲。采访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隋丽君女士匆匆赶来,带过来《无字》的两种不同版本的盗版书,她是该书的责任编辑。张洁翻看了一下盗版书说,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盗版的人手下留情,我就像一个穷小子一分钱一分钱攒了十几年,好容易备齐了娶媳妇的嫁妆,结果让梁上君子洗劫一空。
虽然是打趣地说出这番话,但多少还有些无奈。
一个四面雕花的快乐木匠
祝贺您获奖。《无字》我刚读完,挺好的。
张洁:谢谢你。我要求不高,只要有十个人看懂这本书,我就很满足了。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20世纪末,我在一篇文章说过,作家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种职业。不是哪个人的问题,时代就是这样子。所以越来越觉得写作是我私人的事情,不像写《沉重的翅膀》,那时候我虽然年纪也不小了,但还有愤青的意识,老觉得一言兴邦,一言衰邦,现在觉得负不起那么多的责任。尽管不会有很多读者看我的书,但这并不让我感到伤心。我对物质的要求不很多,除了对美食还感兴趣之外。我很爱吃,上帝给了我一个特殊的舌头,这是好厨子的必要条件,让我能做一手好饭菜。我老开玩笑说,找一个好饭馆,就像找一个好男人一样不容易,饭馆头一趟去不错,过了两天换了大厨子,马上就不行了。
谈谈《无字》的创作过程吧。
张洁:1989年开始动笔写《无字》,之后由于经历了很多个人生活的动荡,长时间不能进入,结构非常老套,因为长时间不能进入后,写起来非常生疏。写作也跟京剧演员吊嗓似的,每天都得进行,否则就生疏了。作家们离开文学以后再回来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他有所追求的话,当然随便写个故事还是容易的。我在《无字》第一部里就把结尾、主要人物的命运告诉了读者,读者已经知道结局。那么你有什么能力让人家看下去,这是一个比较费力气的事。我有意写得像是交响乐,很多地方,也就是某些“主旋律”在重复。如果只看一个故事,也许会觉得它重复,但如果要探究一个人物,探究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什么会遵循某一种逻辑时,那么,那些重复的点几乎都是他或她命运的死穴、命穴。 写了多久?
张洁:我不是个很聪明的作家,使的都是笨功夫,而且改比写还要费劲。前前后后写了12年。写《无字》之前,我对自己的叙述方式一直不太满意。写完《无字》,在结构长篇上,比以前从容多了。
您通常喜欢什么样的作家以及叙述方式?
张洁: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很早前看过一本小说《时光》,推荐给了许多人,后来根据它改编的电影得了奥斯卡奖。
《时时刻刻》?
张洁:对,其中写到伍尔芙。还有一本小说《华盛顿广场的一笑》,也写得非常好。俄国的蒲宁写得也好,还喜欢《麦田守望者》,喜欢意识流……早在1980年我就写过一个短篇《漫长的路》,用的就是意识流手法。我觉得意识流是一个很让人从容的办法。《无字》中尽管时空跳跃很大,但总有粘连在一起的东西。
在《无字》中,写作是女主人公的救命稻草。
张洁:我对外部世界没什么需求,也许是因为我老了。不公正地对待、欺压、伤害、恶意等等,已经不太能激起我的愤怒、恐惧、伤心、委屈,但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未必就是好事情,许多“故事”就是从愤怒、忧伤、委屈中派生出来的。当然我还会为一些事情动容,比如温暖。
是不是因为《无字》把您所有的愤怒都写完了?这个小说对男性的批判还是很彻底的。
张洁:可是我对男性的赞美他们怎么没有看到呢?如果认真阅读,就会发现我尽力写出了一个个立体的人,比如胡秉宸,对信仰、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以及他的献身精神;比如顾秋水的义气、对自己的承诺一丝不苟地兑现……人们往往注意了故事,忽略了这些。而对女主人公吴为的剖析,相当无情。一个人,不可能一切都好,或一切都不好,某些我们不理解的行为,都有他人所不知的理由。
为什么想起来写《无字》那样的故事?
张洁:大部分作家都想写一部大书。我说的“大”,不是鸿篇巨制,或者伟大之类。这本大书可能是关于历史、人生的思考,也可能是他的困惑、审视等等。在《无字》里,人生是没有答案的,没有人能给出这种答案,那是没有任何出路的疑惑。当然,所谓的一本大书未必能囊括一个作家对社会、人生、命运的所有思考《无字》是不是自传体?
张洁:对任何艺术家来说,包括音乐家、画家、作家等等,把他们一生的作品综合起来看,都应该说是他们灵魂的自传。比如我熟悉的作家,当我看他们的文章,就知道哪些东西是他们切肤之痛或切肤之快,但我从未向他们核实。
您刚才说已经不愤怒了,那您在意什么?
张洁:在意我的小说写得好不好,写得不好,我会很痛苦,觉得自己天分不够,尽管我很努力。这是一个人的追求吧,就像年轻的时候追求一个男人。喜欢一件事情就想把它做得更好。
就那么热爱写作?
张洁:我从1978年开始写东西,即便手上不写脑子也没有休息,有时做梦都在写小说。为了更准确一点,文章总是改了又改,哪怕一个字,放在前面好还是放在后面好?也会反复斟酌。有个朋友说,读者未必留意这个字放在前面或是后面有什么不同,不过她马上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很好的木匠,做桌子却做得很慢,因为要在桌子四面都雕上花。人说,桌子总有一面靠着墙,谁看得见靠墙的那一面雕花没雕花?木匠说,别人看不见,我看得见。这个故事是不是很动人?把小说写完美,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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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字》中写五丈塬那一段真是好,您文字的直觉能力和画面感特别强。另外,在书里,我们还常常能听到人物发的一些议论。您是一个理性的人吗?
张洁:哪里,我在大学学的是计划经济,哲学那门课成绩很差。我开始写作时,病句多极了。主语、谓语乱七八糟,重复,那是真正的重复了。
现在是不是好些了?
张洁:当然,现在对语言更有把握,但也还有不准确的时候。艺术家穷其一生追求的就是感觉与表达之间的零距离。零是不可能的,但你可以缩短它,每贴近一点都是鼓励。有人说我,你怎么那么枯燥,既不会打扑克,也不会打麻将,也不会卡拉OK。我说,可是我爱旅行啊。旅游是多好的一件事。最近在西班牙的一个火山岛我又得到了一个长篇小说的灵感。那里的火山岩浆特别狰狞,给了我强烈的冲击。当然,还很模糊,但我知道有一个长篇来了。年纪大了各方面的体能都退化了,幸亏创作力没有衰竭。生活中也很糊涂,常常丢三落四……上帝不会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你,我不迷信,但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平衡你的得失。 又一个长篇?
张洁:是啊。不过还没动笔。手头又完成了一部长篇,但有的章节还得修改,还得深化,跟《无字》很不一样,写一幅画的故事,围绕这幅画展开故事。说到短篇小说,最近一些短篇小说背景都放在国外,比如《玫瑰的灰尘》,《听彗星无声的滑行》,因为某些细腻的东西在本土喧嚣的环境里没法落脚。还有一个给孩子们写的长篇,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上帝是个有趣的老头》,风格非常不一样,很好玩。
您的文字是挺逗。
张洁:80年代在德国出过我一个幽默小说集,中国人不觉得可笑的地方,德国人笑得特别厉害。现在是只要有时间就想写作。手头还有一些其他的麻烦事,也干得马马虎虎,恨不得赶快把它们踢出去。最近正在把国外这些年对我的评论整理归类,然后送到现代文学馆去。
您真是忙。
张洁:我其实很想写短篇,有几个短篇写了一半,一直在电脑里放着,应该把它们完成。可是最近在西班牙得到的那个长篇的灵感,又在吸引着我,那些短篇看来又得放下了。跟你们不一样,已经没有多少时日可以让我消磨,我只能把最后这点时间、精力放在文学上了。
我觉得《无字》里的爱情写得非常深入,至少让我吃了一惊。我们下面来谈谈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吧。
张洁:作品中的人物和作者不能划等号。至于我本人,不认为婚姻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两个人一天到晚在一起烦不烦,会不会产生审美疲劳?就像交朋友,最佳状态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当然,相爱的人在一起,会享受快乐时光,也许同居更好一些,这种话说出来会不会被当作教唆犯?
所以,您干脆去写惨烈的爱情。
张洁:80年代在英国接受《观察家》杂志采访,记者问到有关婚姻爱情问题,我当时说,世界上的婚姻大概有百分之一二十是特别好的,一二十是特别糟的,其他为中间状态。他说你太乐观了,他认为根本就没有理想的婚姻。现在看来,还是他对。年轻时学马克思主义,说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家庭,是不是很对?愿意就在一起,不愿就分开,子女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有时想,如果我现在二三十岁,会做什么?也许是个同性恋,也许买个精子,做精子母亲……人是非常矛盾的综合体。要是年轻我还可以做多少事啊,不是羡慕别人年轻没有皱纹,而是羡慕他们还能有很多选择。 对于一个自视灵魂与众不同的女人,这样的落差只能令她且疯且死。由此我们读到《无字》的激动、愤怒,就顺理成章。然而,一切都要胡秉宸来负责么?
《无字》给我们的警醒也在于此:守望,等待,把自己的人生系在一个男人身上,无论是婚姻还是爱情,现实的或是理想中的,最终都可能从树枝落下,一生无果。换一个角度,如果一个女人一定要守望,等待,由此导致的失望和绝望,难道不是自食其果么?——现在我们回到《无字》,那些被诅咒的男人在做些什么?他们历练人生,赌博历史,把玩女人,他们的乐趣吴为真正体会到了没有?——由于愤怒,由于期待,吴为生活在彻底的主观世界里,能够体验什么?
《无字》也许是一部审看男权的书,但是,我们不妨也把它看作一部女性自审的书。吴为没有走出对于男人期待和守望的思维误区,当对于男人的幻想破灭,思想也就凋谢,思索跟随终结,正是这把将女性系于男性的思维枷锁,使得一部《无字》沉重压抑,没法迈向心灵超越。换一个角度,一个女人不坐在窗前守望,而是考虑飞出去猎取一些什么,她将体验许多爱情,许多人生,她也许是平和的,当她审看男人和自己,还可以换几个角度,真正的解放来自心灵自我解放。
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纪,男人和女人都经历了太多动荡不安。外来文明的介入,已剥夺了中国男人能够做稳家国主人的特权,他们不得不重新打天下或追随打天下的其他男人,他们暂时已不是女人的主子了,他们在为自己的身份奋斗。《无字》记录了中国男人的这一特别奋斗过程。在此过程,胡秉宸虽然有战友一般的妻子,却期待着“理想”的爱人。吴为的文雅气质在适当的时候吸引了他。胡秉宸顾盼两头,始终不渝的是为自己的身份奋斗不息——刀枪的战争年代需要战友的妻子,文明之争的文化时代需要作家的爱人。然而正是在作家吴为这里,他发现了自己主人身份的难以确定(是吴为将他所写的自己的革命的奋斗历史扔进了垃圾箱)。所以,如果认为是男权令胡秉宸,或说男权令《无字》中的男人薄情寡义,无论如何是有些过高估计了中国男权的实力。大男子主义在《无字》中并没有早年曹禺《雷雨》和《原野》中所表现的那样,充满力量、专断而无情。倒是所有男人在《无字》中体现了前所未有的不负责任、疲软、苟且和无能。也许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女性经验表达,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认知并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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