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与揭杆而起、进行“精神圣战”的张炜、张承志一道，有“文坛三剑客”之称。韩少功那篇在《读书》“骂”后现代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一位先生满腔愤怒地跟我说：“呵，很凶猛。”后来，我又读到他“气急败坏”的《个狗主义》。于是，我有了一点夸张的题目──“韩少功现象”。自从上年下半年以来，文坛陡然变得嚣张、狞厉和粗暴。这正是对于进入９０年代以来拖沓的“鼻涕散文”的一个自然的反动。在由小说家到杂文作者的变化里，在他“零打碎敲”的电光石火中，我感觉到韩少功的义愤。我替他的转变感到可惜，同时又有几分可敬。较之连绵不绝的“文学哈欠”和满街满市的“鼻涕散文”，韩少功冒火的杂文毕竟是一种更近于创作的生命状态。

      相对张承志“硬气功”式的“精神圣战”，我更喜爱韩少功的一颗平常心。他所叙述的“安妮之道”是不是也正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她是完全不赞成‘牺牲’的。她只是把对社会等级的蔑视，对普通人的亲近，化作了自己的享乐。”他在《看透与宽容》中说：“也许，真正的宗教只是一种精神和心智，一种透明，一种韵律，一种公共因素。”同样是对于灵魂熄灭的痞子运动的怒斥，他并不因为对于现实的愤怒、无力和绝望，便“铤而走险”地扑向神秘的宗教圣殿，祈祷“最后的得救”。在《夜行者梦语》中，他说：“我宁愿眼前一片寂黑，也不愿当梦游者。”这使我们想起鲁迅那种清醒的理性态度、深刻的洞察和无畏的勇气：“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他认为：“看透与宽容，应是现代人格意识的两翼。”他不相信奇迹。

      一位女作家曾经说过，韩少功是中国当代最聪明的作家。但是，聪明并不能成就一个作家。尤其是，王彬彬的《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发表以后，我们终于读懂了“聪明”在中国的含义：圆滑世故、八面玲珑、见风使舵、顺水行船，缺乏原则与立场、超越与执著。用李泽厚的说法，就是“实用理性”。然而，韩少功所厌弃的恰恰就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这种无所不在的聪明本性。与其说他是象水一样聪明绝顶、随物赋形的“圣之时者”，不如说他是在引领我们去理解一个有关湘人的隐喻：湖南是山与水聚汇的一种品格，是智慧与承当相结合的一种人格。他的文章，既有水的灵动，更有山的姿态。使你惊喜和心动的并不是他技巧的高明，而是那些水落石出磊磊落落的“内容”使我们为之震动。

      据说，这些年来，文学已经从“写什么”转变到了“怎么写”。在这一点上，韩少功显导有些保守落后，他对于“内容”总是那样耿耿于怀。他顽固地坚持“文如其人”、“文学是人学”的古老观念，反对当下时髦极了的 “文本主义”，认为那样“文中无人”，“成为一种封闭修辞学的语词虚肿和句法空转。”他甚至对“做学问”的“做”字也极不以为然。在他心里，仍然是道德文章相依为命。他感觉到“策略”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用后现代主义者们（俗称“后主”）学术的说法，就是──“怎么都行”。

      而韩少功他是以“用心写作”而区别于这个“用手写作”的“策略”时代的。也因此，我特别爱读他《世界》这篇作品，并且总是受到感染。在这篇作品里，他揭发了在法国一次酒会上海峡两岸贵官文豪对于汉语的背弃，谴责了在国外的书店、影院以及私人谈话中所遭遇的铺天盖地的汉奸文化。这些人的本质一笔勾勒出来，就是──势利。他们没有胆量去纠正权势者的某个常识性错误，甚至在庸俗的交际和谎言中已经不再知道如何表达公道。他说：“他们也从来没有幸福，从来不觉得身后也有幸福。他们不知道幸福其实是热情，是生命力的笑容，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上帝之光，辉照在正派人互相熟悉的眼神里─即使在文革时代里命贱如草的穷乡僻壤，即使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血流成河的日子，幸福也依然存在。”作者以寓言的方式向我们进述了黑人小说“根”的故事：主人公一次又一次逃亡，宁愿遭受毒打和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也决不接白人奴隶主给他的名字，而坚持用非洲土语称呼自己：托比。作者反省和慨叹：“我不情愿地明白，这个民族自清末以来一次次成为失败者，除了缺少工业，还缺少另外一种东西。”

      此时，我记起了许多世纪之前，从蒙古高原挥戈南下、长驱直入的元兵在岳麓书院数百莘莘学子面前所遇到的抵抗。中国很少有殉道者，而所多的是“ 圣之时者”。然而，历史上毕竟有过这么一场悲惨而辉煌的抵抗。在当今，谭嗣同以及现代革命情怀受到轻佻的非议和嘲笑，许多基本的价值理念如同废弃的钞票一样被文化精英们毫不犹豫地抛弃。因此，韩少功为他的散文集《海念》所写下的后记就成了一篇《出师表》：“对任何强大的潮流及时录下斥伪的证词”。他说：“我讨厌大势所趋的托辞。我相信一个人即使置身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文化困境，他也还能做点什么，也完全可以保持从容。”也许，只有在危急和微妙的时刻，我们才能领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历史典故。

      １９９５.８.２４

      旷新年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