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第5期《读书》
　　程映虹
　　和新英格兰地区许多静卧在人迹罕至之地的湖泊相比，瓦尔登湖堪称是闹市了。它被夹在一条乡间公路、一条高速公路和一条铁路之间，有一大片停车场，一座仿照梭罗的描述而建造的小屋和一尊梭罗塑像，一个旅游纪念品商店，出售印有瓦尔登湖字样或图案或梭罗名言的各种物件，从汗衫到钥匙练应有尽有，当然纪念一个文人，书香气是少不了的，所以这里也陈列着各种版本的梭罗著作和传记，让你充分感受其本世纪以来与日俱增的世界性声誉。每年，在景色怡人的季节，这里总是车水马龙，成千上万的仰慕者们来到此地，在刻有梭罗下面这段名言的木版前驻足沉思：“我来到这片树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是生活必须教给我而我却没能领悟到的，想知道假如我不到这里的话，当我临终的时候，会不会对自己并没有真正地生活过毫无觉察。”梭罗，他的小木屋，以及瓦尔登湖，如今已成为了某种象征：对文明的挑战，对城市的拒绝，对社会或群体的疏离，以及对物质生活的放弃。隐居，独处，冥思，与自然对话，在蛙声与鸟鸣中获取欢愉，在晨雾和暮霭里得到宁静。至于物质生活，则只有重复的一个词：简朴，简朴，再简朴。这一切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多么令所有生活在都市里的现代人感到自卑。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这一切是一个神话。不错，梭罗是在这儿搭过小木屋，并断断续续住过两年。《瓦尔登湖》中的情景和感受，也多半出自这两年的观察

　　和经历。但除此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是我们也应该知道的呢？
　　例如，从来很少有人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既然决定要过一种遗世独立的生活，要尝试一种与庸碌的物质的尘世全然不同的生存方式，哪怕只是两三年，却又选择了一个离文明社会相距咫尺之地？如果你坐在梭罗的小木屋外，你可以看到不远处连结林肯和康科德的公路，著名的康科德镇离此地只有两英里，通往菲茨堡的火车(当时已经开通)就在湖畔驰过，最近的邻居不过在一英里外，大名鼎鼎的爱默森(梭罗建屋的那块地就是向他借的)的住宅就在散步的距离之内，而梭罗父母的家——当地人叫作“得克萨斯小屋”的——就在铁路边，步行十分钟足够了。新英格兰地区更具乡野气息的湖泊和森林难以计数，就远离文明社会而言，瓦尔登湖也许是最不够资格的。有很多事实是被传记作者们——更不用说被梭罗自己——或是闭口不提或是轻轻带过，因而对很多崇拜者来说是从未知晓的。例如，梭罗这两年的真正生活离他所宣称的隐居和简朴差得很远。实际上，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康科德镇上去转悠，每天都要回到其父母家并常常满“载”而归。他的母亲和姐姐们每到周六都要到瓦尔登湖畔作一次特殊的探望，随身带去精制的糕点。他的文友们更是频繁地光顾他的木屋，在湖畔开“派对”，做野餐，甚至成立了一个称之为“瓦尔登湖协会”的文人社团。他们经常邀他进餐，最频繁的是爱默森。当地甚至有一个笑话说：每当爱默森夫人敲响她的晚餐钟时，梭罗是第一个飞快地穿过森林跃过篱笆在餐桌前就坐的。历史上很多被后世奉为楷模的人物，其乡曲之誉和身后的盛名并不相称，梭罗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我们常说天才或伟人往往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但对梭罗而言，这似乎不是一个被理解的问题，而是一个被宽恕的问题。在那个时候的康科德镇民眼中，梭罗作为“游手好闲者(idler)”所引起的反感远逊于他被称为“焚毁树林的人”。那是在一八四四年春的一天，梭罗和爱

　　德华·霍尔——康科德镇的名门之子——在河畔钓鱼后在一处叫做“公平天堂(Fairheaven)湾”的森林煮鱼杂碎汤，由此酿成了一场火灾。当梭罗奔到镇上叫人来灭火后，他没有赶回火场扑救，而是爬到附近的一处小山坡上观赏了一番火景，并在事后写道：“那真是十分壮观的一幕，而我是唯一欣赏到它的人。”这场大火毁掉了三百英亩的林地。康科德的地方报纸严厉地责备了本社区的这两位“公民”，说他们并非出于无知——当地也许没有人比梭罗更清楚在这个季节火种绝对不该携出门外——而完全是因为不负责任从而引发了这起灾难。这起“意外”(梭罗的很多传记谨慎地选用了这个词)使梭罗在镇上的名声变得十分糟糕。镇民们可以对他文人的怪癖耸耸肩，但却不会轻易宽容他闯下的这个大祸。有人提到他时甚至说：“那个该死的混蛋(damned rascal)！”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事恰好发生于他在瓦尔登湖畔筑屋的前一年，第二年春他的好友钱宁就他的这种名誉危机和由此引起的恼怒从纽约写信，建议他找个地方避避风头，而他们过去都曾经对在瓦尔登湖畔爱默森的林地上筑个小屋这样的想法感兴趣过。虽然没有人会认为梭罗的隐居仅仅是为了从一场名誉危机中解脱出来，但无疑其真正的动机并不仅仅如他所说的那样或如多数崇拜者所相信的那样只是为了某种生活方式的尝试，只是纯粹为了某种超然的精神的目的。有批评者甚至怀疑他此举(特意选在独立日搬入)是为了重新吸引镇上人对自己的注意，某种程度上抵消掉一年前的名誉损失。然而，不管后人将会把这个行动看得多么严肃，多么富有诗意和象征性，对很多镇民来说很可能这只不过有点像一出乡村喜剧罢了。即使撇去这些事实不顾，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对隐居生活的赞美和对世俗社会的抨击也给人以故作姿态和过甚其辞之感。他一再宣称要把自己的物质欲求降到最低程度借以提高其精神境界；他最热爱孤独，从没发现比孤独更容易相处的伙伴；社会太人为了，生活离自然状态太远了；社交太廉价了，几乎都是肤浅的应酬；甚至连邮局都是多余的，因为他从未收到其内容同其邮价相值的信件(对于一个留下大量信件的作家来说，我们实在想不出还有比这更矫情的说法)。《瓦尔登湖》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当我写下下面这些文字——或者它们之中的大部分——的时候，我孤独地生活在一个林子里，离任何邻居一英里以上。我完全自食其力，栖身于一个自己搭建的木屋，它位于麻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且不说其传记材料证明这本书并非是在那个小木屋里，而是在结束了“隐居”之后的好几年中在其舒适的家中完成的(其实对于一部名著而言，完成于茅舍或是豪宅对它本身的价值并无增减)，仅就文字而论，这里给人的感觉也是炫耀多于自白。联想到《瓦尔登湖》中那张不厌其烦的甚至没有遗漏掉一支粉笔的开支的二十八块多美金的建房开支表(梭罗是想告诉人们他仅花了二十八块钱就给自己造了一座屋子)，我们不由得想说：如果对奢侈的夸耀令人厌恶的话，那么对简朴的过分的自炫也难免让人起腻并怀疑其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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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罗的一位评论家说得很中肯：对于梭罗想要模仿的一些东方圣人来说，隐居和简朴不过是一种存在方式，无须宣示，更不奢望被人铭记，而对于梭罗来说却成为了一种姿态，并惟恐不被人所知。我们也许还可以补充说：想要隐士的声名却又不想过真正隐士的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梭罗的本意。梭罗对节欲和简朴的说教有时到了近乎虚伪的地步。他建议钓鱼伙伴约翰·菲尔德采用他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他看来这位整日劳作的苦命人太为物质生活所累了。他说如果放弃茶、咖啡、奶油、牛奶、鲜肉和所有可怜的菲尔德努力想要得到的东西，他就不必付出相应的劳动，也就不会有相应的物质补偿要求。“因为我不努力工作，所以我也不需要这些东西”，因而能够从物质的拖累中解脱出来，沉浸于思考和写作之中，而显然这是一种比尘世的忙碌更为优越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不所有的人都如此呢？”梭罗问道。他似乎忘记了菲尔德是个拖家带口的汉子，有着一群急需起码的营养物质的子女，并不像他梭罗那样是个快乐的单身汉，并有着一群物质实力雄厚的亲友作后盾。霍桑在听到这则故事后曾经讽刺地说在梭罗面前，任何一个有一点钱花，有一幢房子住或是有两件以上衣服穿的人都会觉得无地自容的。除了他那大张旗鼓的隐居以外，梭罗另一个传为美谈的故事是因反对联邦政府对墨西哥的战争以及对奴隶制的容忍而拒交人头税并为此而入狱。其实这件事也具有某种喜剧色彩。那天他从瓦尔登湖畔回到镇上修鞋，被税吏发现并扭送进监狱，正巧被其姨母(或舅母？)见到，赶忙替他代交了税款，于是只关了一夜便被放了出来——更准确地说是被狱卒赶出来的，因为梭罗似乎觉得别人代交的税款并不代表他本人的意志。这件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梭罗的某种一贯性，即行为(拒绝像别人一样交税)比立场(反战和反奴隶制)重要。对梭罗知之颇深，对他如同待小弟弟一般宽容的爱默森曾说：在梭罗的天性中有某种好斗性，以至于他常常需要一个谬论去揭露，需要一个错误去嘲笑。当他听到某种观点时，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去驳倒它。正是这种故意标新立异，故意与众不同的天性成为他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他对政府、社会和公众行为——换句话说是所有非个人的东西——持一种几乎是先天的怀疑和不合作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有权利去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去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墨西哥战争和奴隶制不过是为这种态度提供了某种契机而已。人们往往一味赞美他不纳税以及提出“公民的不服从”的道德勇气，却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从法律上说，拒交人头税就等于不承认现政府并放弃其公民资格，这不但意味着实际上已不存在所谓“公民的不服从”，更意味着不再能利用合法途径参预政治。在当时的情况下，废奴和蓄奴两派都竭力利用合法途径去达到其目的，并置对方于非法境地。可以想象，在这场宪法之战中，如果亚伯拉罕·林肯和无数废奴主义者也仿效梭罗，仅仅响应“道德勇气”的召唤从而放弃公民权利退出法制轨道内的政治斗争的话，这大概正中南方奴隶主的下怀。衡量一个文人提出的口号，不但要看它是否响亮新奇，也要看它是否现实和出自责任感。瓦尔登湖被某种神话笼罩着，但这种神话与其说是梭罗刻意塑造和渲染的结果，不如说是现代人某种矫情和幻觉的产物。不错，《瓦尔登湖》确是英语散文中的杰出作品，但问题不在于书本身。很多人之所以被打动，纯粹是由于那个“隐居”的故事，它触动了现代人的一根虽没有实际功能却总是多愁善感的神经。
　　也许梭罗真正的“隐居”生活能使我们反省诸己：文明真的是可以拒绝的吗？孤独真的使人更自由吗？现代人类到底是城市的社会的动物还是乡野的孤独的生灵？那些口口声声说只有在原野和森林中才能找到其“精神家园”的人，又有几个不是在城市中，在安静的书房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是在电脑上“敲”出其回“家”的感慨的呢？如今去乡野——尤其是那些越来越热门的还残存着一些原始气息的地方——作一次观光或漫游的人，到底是在追求一种单纯和简朴呢，还是恰好相反，已经变成了某种新的奢侈和贪婪？四周的乡野已所剩无几，安分守己地留在自己一手营建起来的城市里，把同类之间的关系搞得融洽一些，才真正是有大恩惠于自然，也有大恩惠于我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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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瓦尔登湖

　　（1996年第9期《读书》）
　　兰州 汪跃华
　　读了九六年第五期程映红的《瓦尔登湖的神话》之后，不知道该为梭罗作些怎样的辩护。我心中的梭罗像易碎的石膏体一样坍塌了。曾见过豪顿密富林公司一九七五年版的《梭罗选集》上作者的照片，那是个冷傲孤远，犹如高寒地带秋日的天空一样深旷的男子，让人油然而生敬意。现在，他不过是一个易感而虚伪的矫揉造作的“该死的混蛋”，一个不负责任的自私又孤独的虚荣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我是在读了徐迟先生翻译的《瓦尔登湖》后成为一个梭罗崇拜者的，由文及人，对陌生的作者内心里探索生活真实的勇气肃然起敬。徐译本那份迂缓独步、从容清冽的文风在心中久不能去。最沁人的印象是寒湖月景下，悬崖般陡峭的杉林怀抱中，小屋里一颗茕然独立的心——远离尘嚣，又时刻关爱着生活现实的一颗莹然的心，……当趁着雪光，从湖舟上看见发青发黑的湖水底下那柄夏天遗落的斧头的木柄在默默地腐烂时，你可以兴起沉思、感慨，也可以在远离瓦尔登湖的某个地方守着洁身自爱的岁月里那份美好的宁静和耐心。

　　偏偏现在知道了这湖畔有过梭罗那样多的劣迹。瓦尔登湖的神话由于这些不名誉的事情注定要破灭了。程文帮助我们认清了《瓦尔登湖》与它的作者的责任伦理心是不一致的，这一点上，程文也恰恰无意地提醒了我们：神话的破灭并不影响《瓦尔登湖》对人生清醒的反思。梭罗在《瓦》中说了，“我来到这片树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这个出发点永远具有启蒙性的价值。在意志薄弱的现代读者之间，总容易患一个先验性的错误，即带着偶然崇拜的眼光看待他们喜爱的作家。这是现代生活里的一种需要，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生存挣扎里，终于要渐渐遗忘了如何表达自己生活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理想是不可或缺的，神话即意味着世界理想的某种精神指向。当我们用理想世界的目光来看待梭罗对自我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经验的诗意描述，看待他在现实的生存矛盾与对未来的幻想中进行的乌托邦性质的历史记事时，我想，无论如何，在瓦尔登湖的神话破灭之后，我们仍会有一份无法褫夺的生存自慰的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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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不可拒绝

　　（1996年第9期《读书》）

　　云南 石鹏飞
　　程映红先生《瓦尔登湖的神话》(载《读书》一九九六年五期)一文问得好：“文明真的可以拒绝的吗？孤独真的使人要自由吗？现代人类到底是城市的社会的生物还是乡野的孤独的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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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罗其实是个“假隐”，对此，程文已经揭露无遗。我最欣赏程文中一个刻划梭罗入木三分的细节：“当地甚至有一个笑话说，每当爱默森夫人敲响她的晚餐钟，梭罗是第一个飞快穿过森林跃过篱笆在餐桌前就坐的。”
　　“隐”，不容易。“采薇山阿，披发岩岫”，呆一阵子可以，永久地呆下去，岂不成了“上山下乡”？中国古代的隐士们，从“隐于野”到“隐于市”再到“隐于朝”，且把“隐于野”称为“小隐”、“隐于市”称为“中隐”、“隐于朝”称为“大隐”，正说明了“文明”之不可“拒绝”。海德格尔谓：“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很好，很好。问题是农民是不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谋生无奈日奔驰”，黄土地红土地黑土地上刨食吃已够艰难，何来“诗意”？能“诗意”地“栖居”者是归隐早期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确实“诗意”，可鲁迅先生指出：此时的陶渊明，“不但有妾，而且有奴，奴在当时，实为生财之具。纵使陶公不事生产，但有人送酒，亦尚非孤寂人也”(《致杨霁云信》)。陶渊明后来潦倒，饥饿驱赶得他老人家去要饭，这时，恐怕不会有“诗意”了吧！这里，还想就“回归自然”说点看法。正是站在“文明”的立场上，这才须“回归自然”，不然，怎么说都是说不通的。所以，“回归自然”云云亦是“文明”化的一个产物。《废都》出版时，我讲《废都》，说其主题是“与其废于都莫如归于田”，可我一个来自乡下的学生对我说：“老师，我是宁可废于都也不愿归于田的”。程先生，您的提问不就有了答案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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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关梭罗

　　（1997年3月《读书》）

　　何怀宏
　　一九九六年第五期《读书》刊出程映虹试图消解“瓦尔登湖的神话”的文章之后，不久就有了反应：《读书》第九期所载汪跃华《两个瓦尔登湖》与石鹏飞《文明不可拒绝》两文，也都对梭罗表达了一种失望之情或严厉批评。汪跃华说：“我心中的梭罗像易碎的石膏体一样坍塌了。”石鹏飞更直截了当地说：“梭罗其实是个‘假隐’，对此，程文已经揭露无遗。”

　　这一结论和幻灭感是否过于仓促了呢？首先，我们可以注意程文所提供的材料的特点，它们从性质上说并不是属于那种可以容易隐瞒的材料，程文并不是揭出了一些梭罗罕为人知，被他自己有意或别人长期隐藏起来的“劣迹”，诸如梭罗小木屋的地点，他隐居时和周围人的来往以及那次失火，都是很明显的，人所共睹的，是梭罗在世时尽人皆知的，也是后人如果想了解，就可以轻而易举知道的。许多情况在他生前出版的《瓦尔登湖》里实际上也已经写到了。因此，我们就要充分估价另一事实：即在近一百多年的西方世界里，竟然渐渐地、不依靠任何权势、财富和有力团体而生长起了一种对于梭罗的崇敬，人们可以轻易地列出这些崇敬者的一长串名单。这种崇敬是发生在人们并非不知道，而是知道这一切(或至少可以比中国读者更为方便地知道)之后。那么就是说，他们对事情的真相更为了解，对某些事实有自己不同的解释，有自己继续推崇梭罗的理由。其次，我们也知道，如何选择事实材料，有时仅仅遗漏一点或增加一点，突出或忽略某些材料，或者叙述的角度、口吻、用词不同就可给人们以相当歧异的印象，而从程文看，作者的叙述立场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要努力消解“瓦尔登湖的神话”。指出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对准确、全面地理解梭罗本来并非无益，但作者的立场看来却对这种叙述产生了过于强烈的影响。
　　我想将我所知道的一些并不完全、同时也是为人熟知的有关材料介绍如下：关于那次最易遭受非议的失火，《亨利·梭罗的日子：一个传记》(The Days of Herar Thoreau：A Biography，1962)的作者哈丁(W·Harding)叙述较详。那是一八四四年四月的最后一天，梭罗与霍尔(Edvard·＆·Hoar)乘一小舟探访Sudbury 河的上游，中途在FairHaven Bay岸边生火烧鱼，一颗火星燃着了附近的干草，他们开始用手脚，然后用船上的一块板扑火，但没有用，火很快失去控制，燃上山岗。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止住火之后，两人分头求助，霍尔乘船往下游，梭罗穿过树林跑往镇上。梭罗遇到的第一个农人说火不关他的事就径直走了，遇到的第二个人是着火树林的主人，两人迅速回到出事地，马上知道他们也同样无济于事，农人再去叫人而梭罗留下，这时梭罗已因奔跑过两英里而精疲力尽了，面对眼前半英里长的火线，他放弃了，慢慢爬到一个山岗，坐在那里观看。但很快他就听到村里响起了警钟，

　　足够的人手赶到时，他加入了他们，一起扑灭了这场火。后来的几位梭罗传记作家，如《亨利·梭罗：一个心灵的生活》(Henry Thoreau: A Life ofthe Mind，1986)的作者理查德森(R·D·Richardson)、《亨利·大卫·梭罗》(Heray David Thoreau，1987)的作者施奈德(R·J·

　　Schneider)也都大致遵循了这一叙述。我们还有必要指出，哈丁在该书(导言》中说，他并不想在这本书中证明什么特殊的观点，而是“如实直述”，他甚至认为梭罗确实是“不一致的”，这部分是由于他思想和人格的发展，部分是由于他是“很人性的一个人”。
　　关于梭罗在湖畔隐居时的生活，一九九四年重印的第十五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梭罗”辞条说他大部分时间是吃野菜野果及他种的豆子。梭罗的母亲和姐妹确实周六常来看他并带来糕点，哈丁说梭罗不想拒绝这些食品而伤害挚爱他的母亲的感情，不过哈丁也指出：“他用这些糕点来招待经常来访的客人也是同样真实的”，施奈德也说，梭罗确实有时去父母或爱默森等朋友家晚餐，但这些拜访并非是因为他不能养活自己或觉得一个人吃饭太孤单，而是因为他爱自己的家庭与朋友，感到有必要接受他们的邀请，他自己实际上更希望这样的事少些。至于被认为是“刻划梭罗入木三分”的“每当爱默森夫人敲响她的晚餐钟时，梭罗是第一个飞快地穿过森林、越过篱笆在餐桌前就座的”，哈丁明确用了“谣言”(rumor)一词。他说：“嚼舌者忽略了这一事实：要听到晚餐铃，一英里半是一个太远的距离。”(我

　　们再想想：即便能听到铃声，住在一英里半(约合五华里)之外的梭罗竟然总能“第一个”到，不也是同样奇怪吗？)哈丁强调说：“决不应忘记，瓦尔登的试验对梭罗来说主要是一个孤独的时期，是一个与自然交往的时期。”梭罗在那里对湖畔自然的四时景色做了极抵近、极仔细和动态的观察。至于梭罗为什么要筑起小屋隐居，并恰恰选择在瓦尔登湖畔，理查德森说梭罗去瓦尔登湖有几个理由：想独立生活几年；写出他早就想写的书；观察自然；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梭罗在日记中说他想在“外在文明的深处”过一种较原始的生活。他并不想完全从社会撤退，也不是要冒险或做苦行。他只是想直面生活，想尝试“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他还说：“我到瓦尔登湖上去的目的，并不是去节俭地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事，为的是在那儿可以尽量少些麻烦。”在那里他写完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也写完了《瓦尔登湖》的初稿，还有几个讲演稿，应当说在创作方面的丰硕成果，超过了他原先的目标。
　　梭罗喜欢他的家乡康科德，所以他就在那附近隐居也是自然的。爱默森说：“梭罗以全部的爱情将他的天才贡献给他故乡的田野与山水，……他赞美他自己的城市与近郊，说它是最宜于观察自然界的地点。”“他深信一切地方都没有分别，对于一个人最适宜的地方就是他所在的地点。”梭罗一直重视的是内心生活的改变而不是外在地理位置的变化，他主张去“勘探自己心灵的更高纬度”，去努力“寻找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而不止是去发现外面的新大陆。而选择瓦尔登湖畔的最直接动因就是爱默森那时为免人砍伐树木而刚买下那块林地不久，梭罗本来就很喜欢那里的风景，自然也不必再麻烦地另觅它地。爱默森解释梭罗的隐居说：“这行为，在他是出于天性，于他也很适宜。任何认识他的人都不会责备他故意做作。他在思想上和别人不相像的程度，比行动上更甚。他利用完了这孤独生活的优点，就立刻放弃了它。梭罗肯定不想固定地充当某种角色——哪怕是他喜欢的角色。梭罗执著的不是外在的某种生活方式，而是内在的心灵自由，是热爱生活的智慧，追求一种单纯朴素的真理。梭罗不是中国的隐士，他也不想为所有人树立一个生活的榜样，他说：“我却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任何原因，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为，也许他还没有学会我的这一种，说不定我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方式。”
　　梭罗在世时也并不总是那么讨人嫌。《瓦尔登湖的魔圈》(TheMagic Circle of Walden，1968)的作者安德森(C·R·Anderson)在为《美国百科全书》所撰的“梭罗”辞条中说：“对多数康科德的居民来说，梭罗是位古怪偏执的人，他的行为怪异，在公共事务的观点上与众人迥然有别，但他罕见的丰富的自然知识、非同寻常的手艺和敏锐常识，还是赢得了过去只将他看成怪人的人们的尊敬。”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即便梭罗的弱点也很可以理解，他也会犯错误，他也有不少缺点过失，甚至我们这些爱读他的书的人假如生逢其世，与之为邻，也不一定会成为他的密友，因为梭罗是那样一个个性极其独特，并极其强调他的独特性的人，但这仍然不妨碍我们即使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梭罗也希望人们互相保持某种距离)，而仍然推崇他的精神。

　　而且，这一切也许都不是最重要的，即便承认程文所说全属事实，梭罗的所作所为也仍然可以理解。比起许多伟人，尤其政界的伟人来，他唯一的、构成了对他人的严重伤害的错事只是那次失火，但那也不是有意的。是啊，他还不只吃自己做的野餐，也吃爱默森夫人烧的饭菜。梭罗曾经回答他最喜欢什么菜的问题时说，“离我最近的一碗。”但是，如果那碗菜不幸正好不是家常菜而是美味佳肴呢？他是不是要不嫌麻烦地把它移开？怎样做才更矫情或更不矫情？“simple”不仅有“简朴”的意思、更有“简单、单纯”的意思，如果对偶尔的奢侈的拒绝变得比一贯的简朴的坚持更麻烦的话，有时也不妨接受，这样做也更朴素、更自然。
　　程文的立场使作者有一种从其他方面也对梭罗进行否定的倾向，他说，“人们往往一味赞美他不纳税以及提出‘公民不服从’的道德勇气，却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从法律上说，拒交人头税就等于不承认现政府并放弃其公民资格，这不意味着实际上已不存在所谓‘公民不服从’，更意味着不再能利用合法途径参预政治。”说“这大概正中南方奴隶主的下怀”，且不谈这里所表现的一种苛刻要求，作者这里可能还有一种误解。如果梭罗拒交人头税，而又逃避入狱，那么就确实等于放弃了公民资格，但如果他为抗议奴隶制拒交人头税之后坦然接受由此所带来的法律惩罚，他就还没有放弃他的公民资格，而是在坚持一种“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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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公民的不服从”(indirect civil disobedience)，即使是在监狱里，也仍然能够利用一种合法的途径参与政治，参与抗争，乃至于取得胜利(想想甘地)，而且应当说，梭罗这种完全是一个人的反抗更需要勇气和决心，更需要个人作出牺牲，从而也更有益无害。它不像那种发动众人，严密组织的斗争，那种组织客观上往往对发动者构成某种保护，即使目标正确，也可能流的只是他人的血，而这种个人的反抗，即使目标有误，伤害的也仅仅是自身。
　　至于如果所有人都仿效梭罗会怎么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勇气，甚至可以说多数人不会有这种勇气，因为这直接的后果就是入狱，或者被剥夺全部财产，也没有必要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做。而且假如真的多数人想这样做的话，那么不必等到所有人、甚至多数人都这样做，情况就会改观了，就完全可以采取别的有效手段了。梭罗所起的作用，是一种以个人的受损和牺牲来感召和激励众人的作用，梭罗这样做，是因为他确信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他的目的也不是希望他们全都仿效他而这样做，他这样做是要向多数的正义感呼吁，对多数的良知做一种强烈的震撼和诉诸，他只做他认为正当的事，他一个人大概也只能做这么多了，他确实没考虑效果，没考虑是否成功、胜利。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对个人生活实际比对社会政治更关注。
　　我想，要理解梭罗最好的方式还是去仔细读他的书。我相信，《瓦尔登湖》的文字是很难作假的，那些文字不容易骗人。我自己、我也相信许多别的人之所以被书打动，并不“纯粹是由于那个‘隐居’的故事”，不，那件事并不太重要，虽然做它也不容易，但比这更困难得多的事情并不是没有，重要的是做这件事的精神，梭罗比别人更深刻地把握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行为后面所隐藏的精神能给越来越忙、越来越被“时髦地烘烤”的现代人一种警醒，而且他有一种能把他所想到的东西极其生动有力地表达出来的才能。
　　爱默森在梭罗的葬礼后离开墓地时喃喃道：“他有一颗美丽的灵魂，他有一颗美丽的灵魂。”他说：“美国还没有知道——至少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个国民。……他的灵魂是应当和最高贵的灵魂作伴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学问，有道德的，爱美的人，一定都是他的忠实读者。”另一个人在葬礼后的一封私信中也说到：在梭罗死后，我们也许要比在他生前与之建立一种更密切的联系。我相信这些话并没有言过其实。